第五章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和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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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楚辭的名稱和來源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以後的一種新詩體。
"楚辭"這一句詞不知起于何時。
《史記》在張湯的傳中已經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漢初就有的。
至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為《楚辭》，從此以後，"楚辭"就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
漢代一般稱"楚辭"為賦，這是不十分恰當的。
"楚辭"和漢賦，體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詩歌，後者是押韻的散文，它們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律都是兩種不同的範疇。
再從音樂的關系上看，雖然都是不歌而誦，但漢賦同音樂的距離比"楚辭"更遠些。
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史記?屈原列傳》)可見辭與賦本來是有區别的。
由于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在習慣上漢代人多以辭賦并稱，把屈、宋之辭與牧乘、司馬相如的賦等同起來。
于是辭與賦的概念混淆了，從此以後，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辭都稱之為賦了。
其實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不應混為一談。
至于後人以《離騷》代表《楚辭》而稱之為"騷"，如《文心雕龍》有《辨騷》篇，《文選》有"騷"類等。
這和後人稱《詩經》為"風"一樣，雖然名實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辭和漢賦兩種文體區别開來。
"楚辭"的産生有其複雜的因素，決不是偶然的。
春秋以來，楚國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楚國地方文化。
宗教、藝術、風俗、習慣等都有自己的特點。
與此同時，楚國又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吸收了中原文化，也發展了它固有的文化。
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就是"楚辭"産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遠在周初，江漢汝水間的民歌如《詩經》中的《漢廣》、《江有汜》等篇都産生在楚國境内。
其他文獻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國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見《說苑》中《至公》、《正谏》、《善說》三篇。
)等都是楚國較早的民間文學，有的歌詞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個語助詞，如"兮"、"思"之類。
後來便成為《楚辭》的主要形式。
更重要的還是楚國民間的巫歌。
楚國巫風盛行，民間祭祀之時，必使巫觋"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
《楚辭》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當時楚國各地包括沅湘一帶的民間祭神的歌曲，祭壇上女巫裝扮諸神，衣服鮮麗，佩飾莊嚴，配合音樂的節奏載歌載舞，很像戲劇場面。
這就是那時巫風的具體表現。
這種原始宗教的巫風對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響。
《離騷》的巫鹹降神，《招魂》的巫陽下招，以及《楚辭》中凡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貴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長佩，荷衣蕙纕，乃至豐富的神話故事的運用等，都是最好的說明。
所以《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
""楚辭"就是這種帶有巫音色彩的詩歌。
還有楚國的地方音樂對"楚辭"也有一定的影響。
春秋時，樂歌已有"南風"、"北風"之稱。
鐘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見襄公十八年《左傳》。
鐘儀事見成公九年《左傳》)。
從此以後，楚歌、楚聲和楚舞一直為楚人所喜愛，見于文獻記載者不少。
這是很自然的。
戰國時楚國地方音樂極為發達，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勞商》、《薤露》、《陽春》、《白雪》等，"楚辭"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辭"雖非樂章，未必可歌(《九歌》經屈原改寫後，是否用原來樂調歌唱，不能知道。
)。
但它的許多詩篇中都有"亂"辭，有的還有"倡"和"少歌"，這些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
《楚辭》中保存這些樂曲的形式，就說明它同音樂的關系非常接近。
當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們所接受的音樂的影響也多半是屬于楚國地方的。
同時，與此有關而影響于"楚辭"的那就是楚國的方言。
楚國的方言有特殊的意義，也有特殊的音調。
《楚辭》中的方言極多，如"扈"、"汩"、"憑"、"羌"、"侘傺"、"婵媛"之類，參考古注及其他文獻還可以理解。
至于當時音調的讀者早已失傳。
漢宣帝時，九江(今安徽壽縣，楚最後國都)被公能誦讀《楚辭》，至隋代，還有釋道骞也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漢書?王褒傳》及《隋書?經籍志》)。
後來唐人還繼承他的讀法。
可見懂得《楚辭》中楚聲的人隋唐間還有。
不過這對《楚辭》的影響是次要的，主要還是民間文學和地方音樂的關系。
總之，楚國本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後來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響，二者融合為一，彙為文化的巨流，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藝術的素材，為文學創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條件。
就在這個優越的文化基礎上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産生了《楚辭》這樣光輝燦爛、千古不朽的詩篇。
第二節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約前340-前277)，名平，是楚國一個沒落的貴族。
"博B聞W強Q記"，熟悉政治情況，善于外交辭令。
為楚懷王左徒，對内同楚王商議國事，發布命令；對外接待賓客，應對諸侯。
懷王起初很信任他。
但那時楚國内外都有尖銳的鬥争：在内政上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争，也表現為外交上親秦與親齊兩派的鬥争。
前者以懷王稚子子蘭等楚國的貴族集團為代表，後者以屈原為代表。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正在起草之際，上官大夫為了探聽憲令内容，就想奪過去看，屈原不與，上官大夫反誣蔑屈原洩漏機密，恃才矜功。
懷王不察，遂疏屈原。
秦惠王見有隙可乘，就派張儀至楚，進行陰謀詭計。
張儀許懷王商于之地六百裡，使絕齊交。
懷王既絕齊，又不得地，大怒，發兵攻秦，先後皆大敗，喪師失地。
齊既不來救，韓魏複出兵攻楚，懷王不得已，乃使屈原使齊，恢複邦交。
局勢暫時穩定下來。
詩人洞察形勢，認為非聯齊不能抗秦。
在政治上與腐朽的舊貴族集團相對立，堅決同他們作鬥争。
而懷王昏庸懦怯，為群小所包圍，終于走親秦道路，放逐了屈原。
這時楚國内政腐敗，外交失策，又連年為秦所戰敗，懷王遂再度受欺，入秦而不返。
頃襄王繼位，以弟子蘭為令尹，對秦完全采取妥協投降政策。
詩人痛恨子蘭勸懷王入秦，子蘭複谮毀屈原，襄王怒而遷之于江南。
詩人在長期流放中憂心國事，沒有一刻忘了回去。
他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抒發憂憤的感情，并揭露、指斥群小違法亂紀、壅君誤國之罪，乃自投汨羅江而死。
詩人有高貴的品質
"楚辭"這一句詞不知起于何時。
《史記》在張湯的傳中已經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漢初就有的。
至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為《楚辭》，從此以後，"楚辭"就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
漢代一般稱"楚辭"為賦，這是不十分恰當的。
"楚辭"和漢賦，體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詩歌，後者是押韻的散文，它們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律都是兩種不同的範疇。
再從音樂的關系上看，雖然都是不歌而誦，但漢賦同音樂的距離比"楚辭"更遠些。
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史記?屈原列傳》)可見辭與賦本來是有區别的。
由于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在習慣上漢代人多以辭賦并稱，把屈、宋之辭與牧乘、司馬相如的賦等同起來。
于是辭與賦的概念混淆了，從此以後，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辭都稱之為賦了。
其實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不應混為一談。
至于後人以《離騷》代表《楚辭》而稱之為"騷"，如《文心雕龍》有《辨騷》篇，《文選》有"騷"類等。
這和後人稱《詩經》為"風"一樣，雖然名實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辭和漢賦兩種文體區别開來。
"楚辭"的産生有其複雜的因素，決不是偶然的。
春秋以來，楚國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楚國地方文化。
宗教、藝術、風俗、習慣等都有自己的特點。
與此同時，楚國又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吸收了中原文化，也發展了它固有的文化。
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就是"楚辭"産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遠在周初，江漢汝水間的民歌如《詩經》中的《漢廣》、《江有汜》等篇都産生在楚國境内。
其他文獻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國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見《說苑》中《至公》、《正谏》、《善說》三篇。
)等都是楚國較早的民間文學，有的歌詞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個語助詞，如"兮"、"思"之類。
後來便成為《楚辭》的主要形式。
更重要的還是楚國民間的巫歌。
楚國巫風盛行，民間祭祀之時，必使巫觋"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
《楚辭》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當時楚國各地包括沅湘一帶的民間祭神的歌曲，祭壇上女巫裝扮諸神，衣服鮮麗，佩飾莊嚴，配合音樂的節奏載歌載舞，很像戲劇場面。
這就是那時巫風的具體表現。
這種原始宗教的巫風對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響。
《離騷》的巫鹹降神，《招魂》的巫陽下招，以及《楚辭》中凡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貴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長佩，荷衣蕙纕，乃至豐富的神話故事的運用等，都是最好的說明。
所以《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
""楚辭"就是這種帶有巫音色彩的詩歌。
還有楚國的地方音樂對"楚辭"也有一定的影響。
春秋時，樂歌已有"南風"、"北風"之稱。
鐘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見襄公十八年《左傳》。
鐘儀事見成公九年《左傳》)。
從此以後，楚歌、楚聲和楚舞一直為楚人所喜愛，見于文獻記載者不少。
這是很自然的。
戰國時楚國地方音樂極為發達，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勞商》、《薤露》、《陽春》、《白雪》等，"楚辭"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辭"雖非樂章，未必可歌(《九歌》經屈原改寫後，是否用原來樂調歌唱，不能知道。
)。
但它的許多詩篇中都有"亂"辭，有的還有"倡"和"少歌"，這些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
《楚辭》中保存這些樂曲的形式，就說明它同音樂的關系非常接近。
當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們所接受的音樂的影響也多半是屬于楚國地方的。
同時，與此有關而影響于"楚辭"的那就是楚國的方言。
楚國的方言有特殊的意義，也有特殊的音調。
《楚辭》中的方言極多，如"扈"、"汩"、"憑"、"羌"、"侘傺"、"婵媛"之類，參考古注及其他文獻還可以理解。
至于當時音調的讀者早已失傳。
漢宣帝時，九江(今安徽壽縣，楚最後國都)被公能誦讀《楚辭》，至隋代，還有釋道骞也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漢書?王褒傳》及《隋書?經籍志》)。
後來唐人還繼承他的讀法。
可見懂得《楚辭》中楚聲的人隋唐間還有。
不過這對《楚辭》的影響是次要的，主要還是民間文學和地方音樂的關系。
總之，楚國本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後來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響，二者融合為一，彙為文化的巨流，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藝術的素材，為文學創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條件。
就在這個優越的文化基礎上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産生了《楚辭》這樣光輝燦爛、千古不朽的詩篇。
第二節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約前340-前277)，名平，是楚國一個沒落的貴族。
"博B聞W強Q記"，熟悉政治情況，善于外交辭令。
為楚懷王左徒，對内同楚王商議國事，發布命令；對外接待賓客，應對諸侯。
懷王起初很信任他。
但那時楚國内外都有尖銳的鬥争：在内政上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争，也表現為外交上親秦與親齊兩派的鬥争。
前者以懷王稚子子蘭等楚國的貴族集團為代表，後者以屈原為代表。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正在起草之際，上官大夫為了探聽憲令内容，就想奪過去看，屈原不與，上官大夫反誣蔑屈原洩漏機密，恃才矜功。
懷王不察，遂疏屈原。
秦惠王見有隙可乘，就派張儀至楚，進行陰謀詭計。
張儀許懷王商于之地六百裡，使絕齊交。
懷王既絕齊，又不得地，大怒，發兵攻秦，先後皆大敗，喪師失地。
齊既不來救，韓魏複出兵攻楚，懷王不得已，乃使屈原使齊，恢複邦交。
局勢暫時穩定下來。
詩人洞察形勢，認為非聯齊不能抗秦。
在政治上與腐朽的舊貴族集團相對立，堅決同他們作鬥争。
而懷王昏庸懦怯，為群小所包圍，終于走親秦道路，放逐了屈原。
這時楚國内政腐敗，外交失策，又連年為秦所戰敗，懷王遂再度受欺，入秦而不返。
頃襄王繼位，以弟子蘭為令尹，對秦完全采取妥協投降政策。
詩人痛恨子蘭勸懷王入秦，子蘭複谮毀屈原，襄王怒而遷之于江南。
詩人在長期流放中憂心國事，沒有一刻忘了回去。
他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抒發憂憤的感情，并揭露、指斥群小違法亂紀、壅君誤國之罪，乃自投汨羅江而死。
詩人有高貴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