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秦諸子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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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東遷以後,奴隸制社會逐漸動搖。

    到了春秋戰國之交,社會各個階級都在轉化。

    新興地主階級逐漸代替了奴隸主貴族階級。

    在這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産生了新型的士。

    士的來源很複雜,有新興地主,有沒落貴族,也有脫離生産走向城市的自耕農(《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随文學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農。

    )。

    他們是屬于中間階層,在統治階級的最下層,同人民比較接近。

    地位雖低,卻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

    他們中間有的是通曉天文、曆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材。

    在學術流派上表現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農家、縱橫家等。

    春秋以來,特别是戰國末年,諸侯卿相争相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蘇轼《志林?論養士》)。

    當時諸侯如魏文侯、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等,無不禮賢下士,延攬如恐不及。

    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呂不韋門下食客号稱三千人。

    士這個階層最為活躍。

    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農家的許行、陳相,縱橫家蘇秦、張儀等,都是在這一社會變革中先後以學者或政論家面貌出現于政治舞台的。

    他們出身不同,立場不同,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從代表各自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出發,對政治提出各種不同的要求和主張,并且著書立說,争辯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鳴的局面。

    這就是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諸子散文蓬勃發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諸子包括各種不同的學術流派和政治觀點。

    據《漢書?藝文志》,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說十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論語》、《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分别代表儒、墨、道、法家的著作。

     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論語》和《墨子》,前者為純語錄體散文,後者則語錄體中雜有質樸的議論文。

    第二階段是《孟子》和《莊子》,前者基本上還是語錄體,但已有顯著發展,形成了對話式的論辯文;後者已由對話體向論點集中的專題論文過渡,除少數幾篇外,幾乎完全突破了語錄的形式而發展為專題議論文。

    第三階段是《荀子》和《韓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經發展到議論文的最高階段。

    它們的篇幅由短而長,風格由簡樸而開拓、縱恣,代表着春秋戰國時代各個階段的理論文 第一節論語孟子 《論語》主要是記孔子言行的書。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

    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把奴隸主階級壟斷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對我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巨大和深遠影響。

    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他不語怪、力、亂、神,而教人則循循善誘,重在啟發,舉一反三。

    孔子通音律,曾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他為了行"道",企圖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隸制,曾周遊列國,席不暇暖,對現實采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态度。

     《論語》一書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記,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門後學七十子的門人所記,所以書中的稱謂、體例和文章風格都不一緻。

    據班固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漢書?藝文志》)從《論語》全書來看,決非出于一時一人之手,班固這一判斷和解釋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柳宗元《認語辯》據書中記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後已數十年,認為是樂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輯。

    那麼,《論語》的成書至早亦當在春秋戰國之際。

     《論語》在漢代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

    《古論語》其書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

    《齊論語》是齊國學者所傳,凡二十二篇。

    以上二本早已亡佚。

    《魯論語》是魯國學者所傳,凡二十篇,就是現在通行的《論語》。

    南宋以後,合《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和《孟子》,号為《四書》。

     《論語》所記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從家庭出發的尊卑長幼、貴賤親疏的差别的愛。

    而這個"愛"體現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禮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隸制秩序上。

    這是符合後來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的。

    因此,過去曆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利用孔子來鞏固其政治,而尊之為"聖人"。

     孔子處于矛盾複雜的過渡時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例如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學而》)又如仲弓問政,他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子路》)冉求為季氏聚斂,他就嚴厲地譴責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先進》)孔子是同情窮人的。

    公西赤使齊,冉求為其母請粟,與之五秉。

    他說:"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憲為宰,辭粟九百,他說:"毋,以與爾鄰裡鄉黨乎。

    "(以上《雍也》)孔子的有關教育、學習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無類"(《衛靈公》)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多聞阙疑"(以上《為政》)、"三人行,必有我師"(《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等。

    孔子生平最重詩教,曾對弟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陽貨》)這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對《詩經》價值的認識和詩歌創作的指導都具有重要意義。

     《論語》是語錄體散文,主要是記言。

    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

    《季氏》以後,章句較前稍長,文辭較前尤暢。

    但主要特點則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迂徐含蓄的風格。

    例如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子罕》)這顯然不僅僅是對松柏的禮贊,而是概括了豐富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生活。

    後世多少詩人所歌頌的"郁郁澗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從孔子這一深刻的觀察中得到啟示。

    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賜看見孔子有道不仕,設問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同上)這樣就把當時孔門弟子間的親切談話宛轉曲折地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