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秦諸子散文
關燈
小
中
大
言簡意赅，耐人尋味。
又如《陽貨》篇有這樣一章：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 這段語錄既诙諧，又嚴肅。
孔子平日的風趣，子遊的笃信師說，他們師弟子間的和平愉悅之情都宛然如見。
《論語》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進》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謙遜，曾點的灑脫，以及《微子》篇長沮、桀溺、丈人遺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寫得具體生動。
而全書淺近易懂，接近口語，如《八佾》篇"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及"管氏而知禮，熟不知禮"等，又是本書另一特點。
墨子名翟，魯人，年代略後于孔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墨子在許多問題上同儒家尖銳對立，故遭到孟子強烈反對。
墨子從小生産者的利益出發，他的中心思想是"兼愛"。
他的"兼愛"和"非攻"的主張，在"強劫弱"、"衆暴寡"的春秋戰國之際，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
不過他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統治階級"兼愛"人民，是不可能的。
書中《七患》、《辭過》、《節用》等篇指出天下亂源在于統治階級"單(殚)财勞力，奢侈無度"，深刻地看到了問題的本質。
《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書也是弟子所記，故多稱"子墨子"。
文章質樸，較少文采，但邏輯性很強，善于運用具體的事例進行說理，從具體問題的争論進而為概括性的辯難，這是說理文的一大進展。
《兼愛》、《非攻》等篇層層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說："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
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
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非攻》上)以下再從攘人犬豕雞豚說到攻國，都是虧人自利的事。
既是說理，又是譬喻，雖語言質而不華，卻極為明白易懂。
有些文章如《耕柱》、《貴義》、《公孟》等篇還保存語錄體對話形式。
《孟子》是記孟子言行的書。
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鄒(今山東鄒縣)人。
受業于孔子之孫孔伋的門人，是孔子以後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物。
他曾遊梁，說惠王，不能用，乃見齊宣王，為客卿。
宣王很尊禮他，但亦終不見用。
于是歸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
孟子卒，門人萬章、公孫醜之徒記其言行為《孟子》七篇。
别有《外書》四篇，久佚不傳。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義，是孔子學說的發展。
孟子主張行"仁政"而王天下。
仁政的具體内容是"省刑罰，薄稅斂"，使民有"恒産"，"養生送死無憾"。
他主張恢複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實際是要實行一夫授田百畝的小農經濟。
這些就是他的以民為本的"王道"。
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說："仁者無敵。
"又告齊宣王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以上《梁惠王》上)這就是說，真正能夠愛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因此，他就随時啟發他們去愛人民、争取人民。
在具體措施上要"與民偕樂"，"與民同樂"，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
因此，他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齊宣王問湯武放伐之事，懷疑臣不可以弑君。
孟子則直告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
這些話在當時看來，都是極其大膽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但他的言論和主張也還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
例如他既強調王政以民為本，又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
"(《離婁》上)他重視人民，卻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所以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義也。
"(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勞心和勞力對立起來，而且強分高低，為封建統治階級剝削人民制造借口。
這對後世有極不良的影響。
《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于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鬥争。
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後斥責陳相背師說而學許行之道為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于幽谷"。
聲色俱厲，氣盛言宜。
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曆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辟楊、墨的邪說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
又如"齊桓晉文"一間(《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自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仿佛。
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觳，先縱後擒，使人無法躲避。
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為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後，即緊接"王請度之"。
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诘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于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說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
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說服力。
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為
又如《陽貨》篇有這樣一章：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 這段語錄既诙諧，又嚴肅。
孔子平日的風趣，子遊的笃信師說，他們師弟子間的和平愉悅之情都宛然如見。
《論語》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進》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謙遜，曾點的灑脫，以及《微子》篇長沮、桀溺、丈人遺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寫得具體生動。
而全書淺近易懂，接近口語，如《八佾》篇"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及"管氏而知禮，熟不知禮"等，又是本書另一特點。
墨子名翟，魯人，年代略後于孔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墨子在許多問題上同儒家尖銳對立，故遭到孟子強烈反對。
墨子從小生産者的利益出發，他的中心思想是"兼愛"。
他的"兼愛"和"非攻"的主張，在"強劫弱"、"衆暴寡"的春秋戰國之際，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
不過他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統治階級"兼愛"人民，是不可能的。
書中《七患》、《辭過》、《節用》等篇指出天下亂源在于統治階級"單(殚)财勞力，奢侈無度"，深刻地看到了問題的本質。
《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書也是弟子所記，故多稱"子墨子"。
文章質樸，較少文采，但邏輯性很強，善于運用具體的事例進行說理，從具體問題的争論進而為概括性的辯難，這是說理文的一大進展。
《兼愛》、《非攻》等篇層層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說："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
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
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非攻》上)以下再從攘人犬豕雞豚說到攻國，都是虧人自利的事。
既是說理，又是譬喻，雖語言質而不華，卻極為明白易懂。
有些文章如《耕柱》、《貴義》、《公孟》等篇還保存語錄體對話形式。
《孟子》是記孟子言行的書。
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鄒(今山東鄒縣)人。
受業于孔子之孫孔伋的門人，是孔子以後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物。
他曾遊梁，說惠王，不能用，乃見齊宣王，為客卿。
宣王很尊禮他，但亦終不見用。
于是歸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
孟子卒，門人萬章、公孫醜之徒記其言行為《孟子》七篇。
别有《外書》四篇，久佚不傳。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義，是孔子學說的發展。
孟子主張行"仁政"而王天下。
仁政的具體内容是"省刑罰，薄稅斂"，使民有"恒産"，"養生送死無憾"。
他主張恢複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實際是要實行一夫授田百畝的小農經濟。
這些就是他的以民為本的"王道"。
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說："仁者無敵。
"又告齊宣王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以上《梁惠王》上)這就是說，真正能夠愛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因此，他就随時啟發他們去愛人民、争取人民。
在具體措施上要"與民偕樂"，"與民同樂"，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
因此，他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齊宣王問湯武放伐之事，懷疑臣不可以弑君。
孟子則直告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
這些話在當時看來，都是極其大膽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但他的言論和主張也還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
例如他既強調王政以民為本，又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
"(《離婁》上)他重視人民，卻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所以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義也。
"(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勞心和勞力對立起來，而且強分高低，為封建統治階級剝削人民制造借口。
這對後世有極不良的影響。
《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于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鬥争。
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後斥責陳相背師說而學許行之道為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于幽谷"。
聲色俱厲，氣盛言宜。
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曆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辟楊、墨的邪說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
又如"齊桓晉文"一間(《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自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仿佛。
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觳，先縱後擒，使人無法躲避。
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為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後，即緊接"王請度之"。
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诘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于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說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
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說服力。
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