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詩歌總集--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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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節奏感，不少詩篇就是在反複吟唱中，傳達了詩人的感情和詩的韻味。
像《芣苢官》("周南")一詩，是婦女采集野菜時唱的，全詩三章十二句，中間隻換了六個動詞，但它卻寫出了采集所得由少到多的情況，而且正如方玉潤所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袅袅，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詩經原始》)《漢廣》("周南")一詩隻每章的末四句疊唱，但詩人那種求偶失望的心情和那可望不可即的漢上遊女的形象似乎就隐現在這長歌浩歎的疊唱中。
《采葛》("王風")也在反複疊唱中表達了戀人們深摯的思念，"一日不見如三秋"，直到今天還活在人民的語言中。
"國風"的語言，準确、優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由于它們的作者根據漢語音韻配合的特點，運用了雙聲(如"參差"、"玄黃"、"踟蹰")、疊韻(如"崔嵬"、"窈窕")、疊字(如"夭夭"、"趯趯"、"忡忡")的語詞來描摹細緻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因而收到了較大的藝術效果。
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有很好的說明，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
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
"但應該指出，民歌語言這一特點，并不是像後世文人那樣苦心經營出來的，它決定于勞動人民對事物的細緻觀察和口語的自然，因而才那樣樸素、鮮明，沒有矯揉造作的痕迹。
在前人研究《詩經》的著作中，對賦、比、興有種種解釋，但今天看來它們隻是前人歸納的三種表現手法。
賦、比、興最早見于《周禮》，它們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它的基本含義據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賦就是陳述鋪叙的意思。
雅詩、頌詩中多用這種方法。
"國風"中則較少使用，但亦有以此見長者，如《溱洧》、《七月》等。
比就是譬喻，它"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龍?比興》)，從而使形象更加鮮明，如《相鼠》、《碩鼠》用老鼠來比喻統治階級的可憎可鄙，《氓》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婦愛情的變化。
《終風》("邶風")以既風且暴的惡劣天氣比喻丈夫的驕橫暴虐和喜怒無常。
興的基本含義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像《晨風》("秦風")首章： 鴥彼晨風，郁彼北林。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開頭兩句是起興，它與下四句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聯系。
它的作用隻是為了引起下文，使詩歌曲折委婉，而不給人以突兀的感覺。
但也有起興和下文有聯系，大抵同樣起着比喻的作用。
詩歌作為藝術創作活動，它必須有着選擇和加工，因此"國風"有不少起興，不僅表現了詩人狀物的工巧，而且也有助于詩人對形象的刻劃，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如前面所舉的《桃夭》、《谷風》就是很好的例子。
周代民歌比興手法的運用，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它可以在極短的篇章裡造成極動人的境界和形象。
比興手法在我國詩歌創作中一直繼承着、發展着，這是周代民歌對後代文學有重大影響的一個方面。
第四節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的出現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成就，是我國文學發達很早的标志，在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極高的地位。
《詩經》，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現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後世文學影響最大。
它推動詩人、作家去關心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學看成流連光景、消遣閑情的東西。
曆代民歌是它的嫡傳，從漢魏樂府直到近代歌謠都深刻體現了這種精神，它們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銳利的戰鬥武器。
曆代進步文人在創作中倡導"比興"、"風雅"，實質上也就是倡導《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
特别是當他們反對文壇上形式主義傾向時，常常以恢複風雅相号召。
唐初陳子昂在詩歌革新運動中就是以"風雅不作"、"興寄都絕"批判齊梁間詩的"采麗競繁"；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也以"别裁僞親風雅"作為自己的創作方向。
白居易在新樂府運動中，也以"風雅"、"比興"為标準，批評了齊梁以來的形式主義文風，說它們"不過是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同時，他又總結了魏晉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要求，這正是《詩經》現實主義的進一步發揚。
《詩經》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
真正的詩歌首先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它有力地啟發和推動了後世作家去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從而使他們的創作增加了新的血液，有了新的進展。
在文學史上由于作家們向民歌學習，常常形成一個時代文學的革新，形成一個時代文學創作的高潮，魏晉五言詩的發展，唐代詩歌的繁榮，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由詩到詞，由詞到曲的文體轉變，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詩經》對後代文學也有影響不好的一面。
它的不少雅詩和頌詩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廟堂文學和宮庭文學，後世封建文人正是把這些繼承下來，用以歌頌統治階級的文治、武功和祖先的"聖明"，成為他們獻媚求寵的手段，曆代禮樂志中所載的郊廟歌、燕射歌，以及虛誇的賦、頌、銘、诔等都是這一類作品。
由于《詩經》内容十分複雜，加上從漢代以來被定為儒家經典，曆代經學家并作了種種歪曲的解釋，《詩經》的真正面目被掩蓋了，幾乎完全變成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厚人倫"、"美教化"的說教工具。
但人民和曆代的進步文人并沒有完全被統治階級散布的煙霧所迷惑，他們能夠了解《詩經》的真正價值，繼承并發揚它的傳統，使詩歌成為自己的戰鬥武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詩經》奠定了我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的基礎，在文學史上永遠閃爍着不滅的光輝!
像《芣苢官》("周南")一詩，是婦女采集野菜時唱的，全詩三章十二句，中間隻換了六個動詞，但它卻寫出了采集所得由少到多的情況，而且正如方玉潤所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袅袅，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詩經原始》)《漢廣》("周南")一詩隻每章的末四句疊唱，但詩人那種求偶失望的心情和那可望不可即的漢上遊女的形象似乎就隐現在這長歌浩歎的疊唱中。
《采葛》("王風")也在反複疊唱中表達了戀人們深摯的思念，"一日不見如三秋"，直到今天還活在人民的語言中。
"國風"的語言，準确、優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由于它們的作者根據漢語音韻配合的特點，運用了雙聲(如"參差"、"玄黃"、"踟蹰")、疊韻(如"崔嵬"、"窈窕")、疊字(如"夭夭"、"趯趯"、"忡忡")的語詞來描摹細緻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因而收到了較大的藝術效果。
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有很好的說明，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
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
"但應該指出，民歌語言這一特點，并不是像後世文人那樣苦心經營出來的，它決定于勞動人民對事物的細緻觀察和口語的自然，因而才那樣樸素、鮮明，沒有矯揉造作的痕迹。
在前人研究《詩經》的著作中，對賦、比、興有種種解釋，但今天看來它們隻是前人歸納的三種表現手法。
賦、比、興最早見于《周禮》，它們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它的基本含義據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賦就是陳述鋪叙的意思。
雅詩、頌詩中多用這種方法。
"國風"中則較少使用，但亦有以此見長者，如《溱洧》、《七月》等。
比就是譬喻，它"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龍?比興》)，從而使形象更加鮮明，如《相鼠》、《碩鼠》用老鼠來比喻統治階級的可憎可鄙，《氓》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婦愛情的變化。
《終風》("邶風")以既風且暴的惡劣天氣比喻丈夫的驕橫暴虐和喜怒無常。
興的基本含義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像《晨風》("秦風")首章： 鴥彼晨風，郁彼北林。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開頭兩句是起興，它與下四句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聯系。
它的作用隻是為了引起下文，使詩歌曲折委婉，而不給人以突兀的感覺。
但也有起興和下文有聯系，大抵同樣起着比喻的作用。
詩歌作為藝術創作活動，它必須有着選擇和加工，因此"國風"有不少起興，不僅表現了詩人狀物的工巧，而且也有助于詩人對形象的刻劃，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如前面所舉的《桃夭》、《谷風》就是很好的例子。
周代民歌比興手法的運用，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它可以在極短的篇章裡造成極動人的境界和形象。
比興手法在我國詩歌創作中一直繼承着、發展着，這是周代民歌對後代文學有重大影響的一個方面。
第四節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的出現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成就，是我國文學發達很早的标志，在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極高的地位。
《詩經》，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現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後世文學影響最大。
它推動詩人、作家去關心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學看成流連光景、消遣閑情的東西。
曆代民歌是它的嫡傳，從漢魏樂府直到近代歌謠都深刻體現了這種精神，它們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銳利的戰鬥武器。
曆代進步文人在創作中倡導"比興"、"風雅"，實質上也就是倡導《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
特别是當他們反對文壇上形式主義傾向時，常常以恢複風雅相号召。
唐初陳子昂在詩歌革新運動中就是以"風雅不作"、"興寄都絕"批判齊梁間詩的"采麗競繁"；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也以"别裁僞親風雅"作為自己的創作方向。
白居易在新樂府運動中，也以"風雅"、"比興"為标準，批評了齊梁以來的形式主義文風，說它們"不過是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同時，他又總結了魏晉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要求，這正是《詩經》現實主義的進一步發揚。
《詩經》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
真正的詩歌首先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它有力地啟發和推動了後世作家去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從而使他們的創作增加了新的血液，有了新的進展。
在文學史上由于作家們向民歌學習，常常形成一個時代文學的革新，形成一個時代文學創作的高潮，魏晉五言詩的發展，唐代詩歌的繁榮，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由詩到詞，由詞到曲的文體轉變，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詩經》對後代文學也有影響不好的一面。
它的不少雅詩和頌詩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廟堂文學和宮庭文學，後世封建文人正是把這些繼承下來，用以歌頌統治階級的文治、武功和祖先的"聖明"，成為他們獻媚求寵的手段，曆代禮樂志中所載的郊廟歌、燕射歌，以及虛誇的賦、頌、銘、诔等都是這一類作品。
由于《詩經》内容十分複雜，加上從漢代以來被定為儒家經典，曆代經學家并作了種種歪曲的解釋，《詩經》的真正面目被掩蓋了，幾乎完全變成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厚人倫"、"美教化"的說教工具。
但人民和曆代的進步文人并沒有完全被統治階級散布的煙霧所迷惑，他們能夠了解《詩經》的真正價值，繼承并發揚它的傳統，使詩歌成為自己的戰鬥武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詩經》奠定了我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的基礎，在文學史上永遠閃爍着不滅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