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及其它 王昆吾

蘇州、無錫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種種壁壘，減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為龍頭，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的發展。

    試想，如若現今中國一如兩漢時期，全國十幾行省分為百餘郡，那會是怎樣一種情形！百餘個郡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護主義将造成什麼樣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種好的制度，都要結合當地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絕不能生搬硬套。

    譬如時下讨論熱烈的關于廢除死刑的話題，我很懷疑是否适合現今的中國，在我所能看到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我是絕對反對廢除死刑的。

    當然，應該加強死刑審判的監督複查力度。

     扯遠了，回到《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來。

    錢穆先生在政府組織部分特别闡述了中國古代皇權與相權的分立問題，竭力證明“皇帝專制”一說之誤，不詳談了，總之在這一問題上小子我不怎麼認同錢先生的觀點，錢先生仿佛隻是在闡述“應該如何”，而忽略了“實際如何”。

    關于這個問題，同時參看黃仁宇先生《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關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節，當會有另一種觀感。

     錢穆先生《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第五講專論清代，迎頭痛批其“部族政權”之下的“法術”和“私心”，言辭是相當激烈的，大約與那一代人革命排滿的情緒有關。

    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第十一章對所謂“部族政權”也有言及，他的結論是，滿清部族并未構成階級統治；滿人統治漢人，還是漢人統治滿人，“不亦甚難言乎！” 最近常讀錢穆先生和呂思勉先生的著作，發覺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對照。

    錢先生是個性情中人，可以怒發沖冠，投筆從戎，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因而著作中感情色彩比較濃重；呂先生呢，正是個溫文爾雅、剛正不阿的書生，從不将主觀好惡表現在文章中，永遠是那麼冷靜而富于條理，如果他是一個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筆直書的董狐，雖手無縛雞之力，但骨子裡那種剛強和堅毅，非常人所及。

     讀其書思其人，青燈為伴，悠然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