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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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田制，他能将西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且對别人不經意的每一個細微末節體現出他的春秋筆法、史學精神。
錢穆的許多論斷都有重大啟發性，能使讀者舉一反三。
如論春秋戰國大勢雲：“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
”徵之此前此後，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在此過程中，華夏疆域不斷擴大，文化亦不斷融和統一。
總之，《國史大綱》頗多創見獨識，不勝枚舉。
是書出版後，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曆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
１９３９年夏，錢穆經香港、上海回蘇州侍母，夫人張一貫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
錢先生變換姓名，擇居耦園幽僻地，除時或至上海晤呂思勉外，杜門不出。
此時習英文，讀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記地名考》。
該書體裁别出，辭簡義盡，将《史記》全書地名，一一考訂無遺。
錢穆離昆明之前，顧颉剛已與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款，在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所，邀錢氏同往開辦。
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家入川，經重慶，１０月至成都履任。
此期間，遷置嘉定的武漢大學曆史系諸生感師資不足，校長王星拱特函請錢先生，獲允講學一月。
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秦漢史兩課。
在嘉期間，曾應馬一浮邀，莅岷江對岸烏尤寺複性書院講中國史上的政治問題。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家花園，地僻幽靜，為讀書佳境。
研究員、助理員共十餘人，各自鑽研。
錢穆主政期間，每周六舉行講論會，每月一出旅行，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論，對諸生啟發很大。
當時錢穆應上峰及教育部邀，潛心撰寫《清儒學案》。
是書于關學最為詳備，如對李二曲，據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譜，展示二曲一生精神。
又有江西甯都七子，挑選其相互讨論《中庸》未發已發問題，條貫叙述。
全書約四、五十萬字。
可惜原稿于教育部複員途中，落入長江之中，僅存序目。
書序發表在《圖書季刊》上。
當時撰著的另一著作為《中國文化史導論》，陸續發表在張其昀、謝幼偉等創辦的《思想與時代》上。
《導論》系就《國史大綱》所标之文化意識及其所緻意之各環節，作進一步較系統的發揮。
該書從中西比較出發，詳論中國文化産生、發展、演變的曆程，揭示中國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獨特的發展規律。
當時錢穆在《思想與時代》發表的文章，除《導論》諸篇外，其餘亦皆有關中國文化，而以宋明理學為多。
這是錢穆入蜀以來在思想與撰述方面的一個新轉變。
錢穆在齊魯大學授課時，也兼任華西大學的課。
１９４３年秋，齊魯國學所停辦，錢氏應邀任教華西大學，兼四川大學教席。
是秋與馮友蘭、蕭公權等應邀去重慶高級訓練班講學，在重慶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後，病情加重，遵醫囑休養。
此時他靜心讀《朱子語類》，後移居灌縣靈岩山寺，讀《指月錄》。
研讀之後，他對唐代禅宗最終轉歸宋明理學這一演變有了較深體悟。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
次年錢穆東歸故裡，閉門著書。
曾被邀請去常熟作演講。
是年１０月應邀前往昆明五華書院任教，又兼雲南大學課務。
教學以中國思想史為主。
此時錢穆在省立圖書館研讀宋、元、明諸禅師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
１９４８年春，錢氏東返，應無錫富商榮家創辦之江南大學聘，任文學院院長。
時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為二先生論交之始。
校舍新建，在縣西門外太湖之濱的坡上，風景極佳。
錢穆常雇小舟，蕩漾湖中，幽閑無極，寫成《湖上閑思錄》一書。
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荟萃前人舊說，并成一家言，為近代莊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錢穆與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
在廣州，他們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龍鄉黃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
一日在街頭偶遇張其昀，雲拟在香港創辦學校，堅邀與謝幼偉、崔書琴等共襄其事。
及到港，張其昀先期赴台，謝幼偉等繼續籌辦學校，定名亞洲文商書院，内定錢穆為院長。
後因謝幼偉因事赴南洋，崔書琴去台，乃邀唐君毅與張丕介共同效力。
亞洲書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開學，夜間上課。
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亞書院，校址遷到九龍深水桂林街，日間上課。
書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書院講學精神，并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
新亞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
該院始設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系，後擴充為文理商三學院十二個系。
創辦時條件十分艱苦，師生多為内地去港人員。
錢、唐、張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勵并感染同仁與學生，嘔心瀝血，創辦新亞，亦得到許多同道的支持。
教授除初期的錢、唐、張外，稍後有趙冰、吳俊升、任泰、劉百闵、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有的純盡義務，不取報酬。
學校經費原靠滬商王嶽峰支持，但王的經濟實力有限。
為籌經費，１９５０年冬錢穆去台北，受到蔣中正接見，蔣囑其“總統府”每月撥三千港元供臨時之用。
在台灣期間，錢穆曾到各校及機關演講《文化學大義》、《中國曆史精神》等，後都整理出版。
《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擴充而成。
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國思想史》。
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應台灣“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邀，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後出書，為學界所重視。
同年４月１６日，應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學院新建禮堂演講，剛剛講完，屋頂水泥塌落，錢先生受傷，頭破昏迷，幸能康複。
新亞書院以其文化理想與艱苦奮鬥的精神培養出一批高質量人才，引起香港社會各方面的關注、
如田制，他能将西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且對别人不經意的每一個細微末節體現出他的春秋筆法、史學精神。
錢穆的許多論斷都有重大啟發性，能使讀者舉一反三。
如論春秋戰國大勢雲：“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
”徵之此前此後，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在此過程中，華夏疆域不斷擴大，文化亦不斷融和統一。
總之，《國史大綱》頗多創見獨識，不勝枚舉。
是書出版後，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曆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
１９３９年夏，錢穆經香港、上海回蘇州侍母，夫人張一貫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
錢先生變換姓名，擇居耦園幽僻地，除時或至上海晤呂思勉外，杜門不出。
此時習英文，讀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記地名考》。
該書體裁别出，辭簡義盡，将《史記》全書地名，一一考訂無遺。
錢穆離昆明之前，顧颉剛已與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款，在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所，邀錢氏同往開辦。
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家入川，經重慶，１０月至成都履任。
此期間，遷置嘉定的武漢大學曆史系諸生感師資不足，校長王星拱特函請錢先生，獲允講學一月。
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秦漢史兩課。
在嘉期間，曾應馬一浮邀，莅岷江對岸烏尤寺複性書院講中國史上的政治問題。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家花園，地僻幽靜，為讀書佳境。
研究員、助理員共十餘人，各自鑽研。
錢穆主政期間，每周六舉行講論會，每月一出旅行，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論，對諸生啟發很大。
當時錢穆應上峰及教育部邀，潛心撰寫《清儒學案》。
是書于關學最為詳備，如對李二曲，據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譜，展示二曲一生精神。
又有江西甯都七子，挑選其相互讨論《中庸》未發已發問題，條貫叙述。
全書約四、五十萬字。
可惜原稿于教育部複員途中，落入長江之中，僅存序目。
書序發表在《圖書季刊》上。
當時撰著的另一著作為《中國文化史導論》，陸續發表在張其昀、謝幼偉等創辦的《思想與時代》上。
《導論》系就《國史大綱》所标之文化意識及其所緻意之各環節，作進一步較系統的發揮。
該書從中西比較出發，詳論中國文化産生、發展、演變的曆程，揭示中國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獨特的發展規律。
當時錢穆在《思想與時代》發表的文章，除《導論》諸篇外，其餘亦皆有關中國文化，而以宋明理學為多。
這是錢穆入蜀以來在思想與撰述方面的一個新轉變。
錢穆在齊魯大學授課時，也兼任華西大學的課。
１９４３年秋，齊魯國學所停辦，錢氏應邀任教華西大學，兼四川大學教席。
是秋與馮友蘭、蕭公權等應邀去重慶高級訓練班講學，在重慶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後，病情加重，遵醫囑休養。
此時他靜心讀《朱子語類》，後移居灌縣靈岩山寺，讀《指月錄》。
研讀之後，他對唐代禅宗最終轉歸宋明理學這一演變有了較深體悟。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
次年錢穆東歸故裡，閉門著書。
曾被邀請去常熟作演講。
是年１０月應邀前往昆明五華書院任教，又兼雲南大學課務。
教學以中國思想史為主。
此時錢穆在省立圖書館研讀宋、元、明諸禅師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
１９４８年春，錢氏東返，應無錫富商榮家創辦之江南大學聘，任文學院院長。
時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為二先生論交之始。
校舍新建，在縣西門外太湖之濱的坡上，風景極佳。
錢穆常雇小舟，蕩漾湖中，幽閑無極，寫成《湖上閑思錄》一書。
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荟萃前人舊說，并成一家言，為近代莊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錢穆與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
在廣州，他們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龍鄉黃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
一日在街頭偶遇張其昀，雲拟在香港創辦學校，堅邀與謝幼偉、崔書琴等共襄其事。
及到港，張其昀先期赴台，謝幼偉等繼續籌辦學校，定名亞洲文商書院，内定錢穆為院長。
後因謝幼偉因事赴南洋，崔書琴去台，乃邀唐君毅與張丕介共同效力。
亞洲書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開學，夜間上課。
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亞書院，校址遷到九龍深水桂林街，日間上課。
書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書院講學精神，并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
新亞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
該院始設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系，後擴充為文理商三學院十二個系。
創辦時條件十分艱苦，師生多為内地去港人員。
錢、唐、張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勵并感染同仁與學生，嘔心瀝血，創辦新亞，亦得到許多同道的支持。
教授除初期的錢、唐、張外，稍後有趙冰、吳俊升、任泰、劉百闵、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有的純盡義務，不取報酬。
學校經費原靠滬商王嶽峰支持，但王的經濟實力有限。
為籌經費，１９５０年冬錢穆去台北，受到蔣中正接見，蔣囑其“總統府”每月撥三千港元供臨時之用。
在台灣期間，錢穆曾到各校及機關演講《文化學大義》、《中國曆史精神》等，後都整理出版。
《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擴充而成。
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國思想史》。
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應台灣“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邀，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後出書，為學界所重視。
同年４月１６日，應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學院新建禮堂演講，剛剛講完，屋頂水泥塌落，錢先生受傷，頭破昏迷，幸能康複。
新亞書院以其文化理想與艱苦奮鬥的精神培養出一批高質量人才，引起香港社會各方面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