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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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當編刊富有民族意識的中國通史課本，藉以喚醒國魂，禦侮救國。
北大通史課向來分聘北京史學界名家共同擔任講席，錢穆也分講一席。
他認為通史課多人講授，不相通貫，殊失通史意義，遂提議由一人獨講，貫穿始終。
通史課後改由錢穆一人承擔，一學年講完，沒有間斷。
學校特為他專置一助教。
此課為文學院新生必修課，加有高年級和其他院校學生旁聽，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
諸生聆聽錢先生的課，感奮不已。
此時，他在北大的課程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和通史三門。
當年在北大，上課最叫座的教授，一說有二人，一說有三人，兩說中都有錢先生，能與錢先生媲美的隻有胡适一人。
相對于過去在中學任教，錢穆在北大期間，課餘多暇、生活安定。
他利用北京書籍資料借購的便利和學人之間切磋交流學問等緣會，潛心修訂、增補《先秦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稿含考辨專文一百六十餘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張。
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然《六國年表》頗多缺誤。
錢穆通過研究汲冢之《竹書紀年》，厘訂其今傳世本的誤訛，然後以此來訂正《史記》中的僞誤和注釋的抵牾，同時又遍考諸子之書，參證諸子之行誼及六國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證細密。
春秋戰國之際的史料向來難以考徵，錢穆這一偉著使讀者對複雜的先秦學術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認識。
這是錢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
學界對這一傑作評價很高，陳寅恪推崇是書“極精湛”，“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１９３７年５月，錢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是作者在北大上課之講義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是書批評近代學者把漢學與宋學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不了解宋學，也就不能知道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宋之是非。
他把清代學術的淵源上溯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學，指出清代漢學諸家與宋代學術休戚相關。
顧、黃、王開清代漢宋兩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
是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側重論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論學思想主旨，指出諸學者對于天下治亂用心之所在。
過去學者論清代學術，隻強調考證，錢穆不僅重考證，尤重義理緻用和終極信念。
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講授此課，借此而抒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批評全盤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論。
楊樹達先生盛贊此書為“佳書”，肯定作者“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
抗戰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
當時北平人文荟萃，錢穆有幸結識了許多學者。
除顧颉剛、蒙文通、胡适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湯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馮友蘭、陳寅恪、吳宓、賀麟、張蔭麟、張孟劬、張東荪、吳承仕、陳垣、孟森、馬衡、傅斯年、蕭公權、劉文典、楊樹達、餘嘉錫、聞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達、吳其昌、賀昌群及由南京來遊者缪鳳林、張其昀等數十人。
而顧、湯、蒙與錢交誼最笃。
這些學人各有所長，世局雖艱，而均能埋首著書，學業有成。
在此期間，錢穆常去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為平生一大快事。
所得薪金，除菜米外，盡耗于此。
他先後購書五萬冊，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變後無力遷藏，遂緻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
不久，北大文學院遷至南嶽。
１０月，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經廣州、長沙抵南嶽。
錢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嶽市圖書館讀宋明諸家集。
一度錢與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
馮友蘭把《新理學》書稿送錢穆審讀、批評。
學校旋遷昆明，乃結隊經桂林、南甯，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南至蒙自。
同事陳夢家曾選讀錢穆通史課，力促通史教科書正式出版，以應時代、青年之需。
時文學院複遷昆明，錢穆則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後移居寺中，撰著《國史大綱》。
通史課程，前在北平講授四年，遷來昆明後又兩度講授。
每周四、六晚間開講，二百餘座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來自校内外的學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據窗台，或倚窗外，盛況又過北平時代。
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加上錢穆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擅長講演天才，感染力強，故講者聽者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
錢穆于１９３９年暑假攜《國史大綱》書稿至香港交商務印書館。
當時規定，書籍著作要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
錢穆這類書，要經審查并依指示修改後呈請再審查，才能付梓。
錢穆堅持己見，最後幾經周折才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
是書引論被學林推重為“近世大文章”。
引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社會、學術思想，有其獨立發展之系統，與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不同。
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但必同時緻力于發掘中國文化系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心。
他緻力于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曆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與前景必來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統的内部，希冀“能于國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于探尋國史真谛，而一意據他人之說，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
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共五十餘萬言，以民族文化意識貫通全書。
其章節标題點醒各時代特征及變化，充溢着曆史智慧與創識。
“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西漢文治政府之演進”、“東漢士族之新地位”、“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覺與變法運動”，以及“唐以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各章最為精卓。
錢穆對曆史問題的研究，鞭辟入裡，由小
北大通史課向來分聘北京史學界名家共同擔任講席，錢穆也分講一席。
他認為通史課多人講授，不相通貫，殊失通史意義，遂提議由一人獨講，貫穿始終。
通史課後改由錢穆一人承擔，一學年講完，沒有間斷。
學校特為他專置一助教。
此課為文學院新生必修課，加有高年級和其他院校學生旁聽，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
諸生聆聽錢先生的課，感奮不已。
此時，他在北大的課程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和通史三門。
當年在北大，上課最叫座的教授，一說有二人，一說有三人，兩說中都有錢先生，能與錢先生媲美的隻有胡适一人。
相對于過去在中學任教，錢穆在北大期間，課餘多暇、生活安定。
他利用北京書籍資料借購的便利和學人之間切磋交流學問等緣會，潛心修訂、增補《先秦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稿含考辨專文一百六十餘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張。
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然《六國年表》頗多缺誤。
錢穆通過研究汲冢之《竹書紀年》，厘訂其今傳世本的誤訛，然後以此來訂正《史記》中的僞誤和注釋的抵牾，同時又遍考諸子之書，參證諸子之行誼及六國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證細密。
春秋戰國之際的史料向來難以考徵，錢穆這一偉著使讀者對複雜的先秦學術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認識。
這是錢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
學界對這一傑作評價很高，陳寅恪推崇是書“極精湛”，“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１９３７年５月，錢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是作者在北大上課之講義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是書批評近代學者把漢學與宋學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不了解宋學，也就不能知道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宋之是非。
他把清代學術的淵源上溯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學，指出清代漢學諸家與宋代學術休戚相關。
顧、黃、王開清代漢宋兩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
是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側重論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論學思想主旨，指出諸學者對于天下治亂用心之所在。
過去學者論清代學術，隻強調考證，錢穆不僅重考證，尤重義理緻用和終極信念。
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講授此課，借此而抒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批評全盤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論。
楊樹達先生盛贊此書為“佳書”，肯定作者“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
抗戰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
當時北平人文荟萃，錢穆有幸結識了許多學者。
除顧颉剛、蒙文通、胡适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湯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馮友蘭、陳寅恪、吳宓、賀麟、張蔭麟、張孟劬、張東荪、吳承仕、陳垣、孟森、馬衡、傅斯年、蕭公權、劉文典、楊樹達、餘嘉錫、聞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達、吳其昌、賀昌群及由南京來遊者缪鳳林、張其昀等數十人。
而顧、湯、蒙與錢交誼最笃。
這些學人各有所長，世局雖艱，而均能埋首著書，學業有成。
在此期間，錢穆常去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為平生一大快事。
所得薪金，除菜米外，盡耗于此。
他先後購書五萬冊，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變後無力遷藏，遂緻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
不久，北大文學院遷至南嶽。
１０月，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經廣州、長沙抵南嶽。
錢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嶽市圖書館讀宋明諸家集。
一度錢與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
馮友蘭把《新理學》書稿送錢穆審讀、批評。
學校旋遷昆明，乃結隊經桂林、南甯，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南至蒙自。
同事陳夢家曾選讀錢穆通史課，力促通史教科書正式出版，以應時代、青年之需。
時文學院複遷昆明，錢穆則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後移居寺中，撰著《國史大綱》。
通史課程，前在北平講授四年，遷來昆明後又兩度講授。
每周四、六晚間開講，二百餘座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來自校内外的學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據窗台，或倚窗外，盛況又過北平時代。
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加上錢穆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擅長講演天才，感染力強，故講者聽者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
錢穆于１９３９年暑假攜《國史大綱》書稿至香港交商務印書館。
當時規定，書籍著作要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
錢穆這類書，要經審查并依指示修改後呈請再審查，才能付梓。
錢穆堅持己見，最後幾經周折才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
是書引論被學林推重為“近世大文章”。
引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社會、學術思想，有其獨立發展之系統，與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不同。
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但必同時緻力于發掘中國文化系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心。
他緻力于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曆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與前景必來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統的内部，希冀“能于國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于探尋國史真谛，而一意據他人之說，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
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共五十餘萬言，以民族文化意識貫通全書。
其章節标題點醒各時代特征及變化，充溢着曆史智慧與創識。
“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西漢文治政府之演進”、“東漢士族之新地位”、“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覺與變法運動”，以及“唐以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各章最為精卓。
錢穆對曆史問題的研究，鞭辟入裡，由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