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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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
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
第三：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隻能維持上三代。
起先是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出來問世，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變成纨绔子弟了。
于是有另一個家庭裡勤耕苦讀的人物，又再昂起頭來。
我們隻看宋明兩代的宰相，多數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的。
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還在窮鄉茅檐下讀書，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傳統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
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将。
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大毛病。
雖說此後這一毛病可以沒有了，但讀曆史的仍該知道這回事，才能對中國以往政治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認識。
第四：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
這一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
由曆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
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制，均決定于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
法制随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
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曆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隻說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
所以明末的黃梨洲要慨然說：“有治人，無治法。
”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張。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專制，而中國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後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卻愈後愈少了。
此後的我們，如果不能把這種傳統積習束縛人的繁文瑣法解放開，政治亦就很難有表現。
剛才我們講，中國社會上想從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來重重束縛他，這就是中國政治沒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
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
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曆史，同時也還是現實。
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
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
第三：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隻能維持上三代。
起先是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出來問世，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變成纨绔子弟了。
于是有另一個家庭裡勤耕苦讀的人物，又再昂起頭來。
我們隻看宋明兩代的宰相，多數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的。
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還在窮鄉茅檐下讀書，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傳統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
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将。
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大毛病。
雖說此後這一毛病可以沒有了，但讀曆史的仍該知道這回事，才能對中國以往政治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認識。
第四：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
這一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
由曆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
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制，均決定于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
法制随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
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曆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隻說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
所以明末的黃梨洲要慨然說：“有治人，無治法。
”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張。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專制，而中國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後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卻愈後愈少了。
此後的我們，如果不能把這種傳統積習束縛人的繁文瑣法解放開，政治亦就很難有表現。
剛才我們講，中國社會上想從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來重重束縛他，這就是中國政治沒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
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
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曆史，同時也還是現實。
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