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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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任宰相,直到明末,還是幾百幾千家聚族而居。

    他看見這樣的村莊,他認為社會要封建才得有力量。

    外面敵人來了,縱使中央政府垮台,社會還可以到處起來反抗。

    但他所講的封建,卻并不是要特權,隻是要分權。

    中央早把權分給與地方,中央垮了,地方還可有辦法。

    這是顧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孫中山先生。

    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國,隻結合一些知識分子,這是不夠力量的。

    他看見中國社會有許多幫會和秘密結社,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一力量,可以利用。

    這種幫會組織,自然不能說它是封建,也不是資本主義。

    當知隻要有組織,便可有力量。

    我們看西方,一個大工廠,幾千幾萬人,有的政黨便盡量挑撥利用,鬧起事來,一罷工就可發生大影響。

    因為是一個組織,所以是一個力量了。

    中國近代社會卻找不出這些力量來。

    人都是平鋪的,散漫的,于是我們就隻能利用到學生罷課,上街遊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幾百幾千人,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義的社會進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不過是由大地主變成大廠家,對于群衆,還是能一把抓。

    在此一把抓之下,卻形成起力量來。

    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于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

    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

    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

    孫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徹沒有了。

    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了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該誰來管政治呢?政府終是高高在上的。

    社會平等,什麼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中國傳統政治,規定隻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政,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坐觀。

    讀書人大都來自農村,他縱做了官,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來了,窮苦發奮的人又出了頭,這辦法是好的。

    不過積久了,讀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為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會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縱使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

    于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着争政權。

    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

    中國很早就獎勵讀書人,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臃腫的毛病。

    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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