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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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慶年間，一次次變亂不停，以後有激出太平天國。
由今看來，大家同情太平天國，認為它是民族革命，這話自不錯，但實際也不盡然。
至少他們太不懂政治，他們占了南京十多年，幾乎絲毫沒有在制度上建樹。
他們比較象樣的是軍制，但始終未覺悟到水師之重要。
他們對下層民衆，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淺一些的社會主義，大抵他們是有此想法的，但說到政治就太低了。
第一論國名，便是不祥之兆，哪裡有正式建立一個國家而号稱天國的呢？這是他們對西方耶教一種淺陋的知識之暴露。
再加上太平二字，東漢黃巾之亂，信奉的是太平道。
他們的下意識，似乎受此影響，國号太平天國，早可預示他們之失敗。
這樣一個國名，便太違背了曆史傳統。
正因為這一集團裡，太沒有讀書人，這是滿清政權存心分開中國知識分子和下層民衆之成功。
辛亥革命，國号中華民國，這因革命黨裡有了讀書人，所以不同了。
而且洪楊一出來就稱天王、東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隻能在通俗演義裡有，哪能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他們自南京内哄以後，楊秀清殺了，還是有許多人繼續稱王，而名号更荒唐了。
蕭朝貴的兒子成為幼西王，洪仁發、洪仁達又稱王長兄、王次兄。
就是滿洲人初進中國，也沒有這樣表現得粗陋與幼稚。
正因滿洲人初興，便能用中國知識分子，而洪楊集團則不能。
他們又到處焚毀孔廟，孔子的書被稱為妖書，他們想把民族傳統文化完全推翻，即使當時沒有曾國藩、左宗棠，洪楊還是要失敗。
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
哪裡有全不讀書，把自己國家以往曆史傳統全部推翻，隻抄襲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們不必縱論其他之一切，但看他們那些國名官名，就知其必然會失敗。
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曆史失敗了。
當時的洪楊，并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曆史，所以他們隻可有失敗。
近代的中國人，正也在想把中國全部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對太平天國抱同情。
但話要說回來，太平天國史失敗了，而滿清政權，也就從此逐漸轉移到中國人手裡。
中國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軍隊變成湘軍與淮軍，便逼出滿清政府以後之變法。
七、變法與革命 現在我們将講到太平天國滅亡後的變法和革命。
當時主張革命的是孫中山，主張變法的是康有為。
康有為的理論，也不能說他全不對。
他說一個國家隻要能立憲，皇帝有無是無關緊要的。
當時英國有皇帝，德國、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們不必定要革命廢皇帝，我們盡可一意推行憲法，讓滿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為隻知道皇帝無害于立憲，卻不知道滿清皇帝的後面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
部族政權是決不容有所謂立憲的。
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為的變法就變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
康有為實在沒有看清楚，他以為隻要光緒皇帝聽他話，變法就變得成，這是他的大錯誤。
這個錯誤也就是錯誤在他沒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謂主權的觀念。
他不懂得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滿洲部族主權的政治。
掌握主權的是滿洲人，哪裡是像他所謂的皇帝專制呢？他誤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隻是皇帝專制，故而以為隻要皇帝聽我話，便可由皇帝專制一變而為皇帝立憲。
後來康梁失敗了，梁啟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曆史隻是沒有正式的革命。
他這句話也不錯。
但他不知道在中國傳統政治下，實不需要革命。
而在他們當時，則真非革命不可啊。
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
梁啟超也如康有為，誤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制，帝王專制隻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隻要變法，改革此制度即夠。
他不曉得在他當時，這一制度之後面，還有一個力量在擁護，在咫尺。
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專制，皇帝背後有他們的部族——滿洲人在擁護這皇帝，才始能專制。
現在光緒皇帝既跳不出滿洲人的這一圈，如何能改革這制度？若要把滿洲部族這集團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
說到政府背後擁有的一個力量，這便是今天共産黨所講的立場和背景。
至于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權，無論漢、唐、宋、明，卻并無私權力，私立場，私背景，它的立場背景便是全國人民，便是全社會。
所以遇到政治腐敗，隻要換一批人，把制度腐敗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繼續下。
于是中國曆史上便隻有造反，而更無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沒有一種私的力量在支撐，它腐敗了，天下便亂。
而實無一個阻礙我們撥亂返治的真力量。
現在則有此一個力量在阻礙我們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這個非打倒不可的情勢，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興起不能稱為是革命，隻是人事變動，最多隻能稱為是變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這兩百多年的政權，和漢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話頭，可以說當時一切主權在滿洲人。
打倒滿洲人，就是打倒這政治上的一種特權。
我們不能說漢代的一切主權在劉家，唐代的一切主權在李家。
中國傳統政治，自漢以來，很少這種特權之存在。
這我在上面講述漢唐政治制度時，已詳細分析證明過。
現在則政權落到一個特殊集團的手裡，這便是滿洲部族。
若我們把政治主權和政治制度分開說，就形成了兩派主張，一派是康有為，他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沒有看主權。
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張隻需革命，不需變法，他是看了主權沒有看制度。
在這兩派中間，孫中山先生認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
變法的最要點，則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他參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
當然康有為、章太炎不脫是單純的書生之見，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有書生的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的觀察，他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
以後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
這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
又誤認為此種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制。
于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
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一個國家的政治，到底還脫離不了全。
而政治權之穩固，一定要依賴于一種為社會大衆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權。
那個權推翻了，别個權一時樹立不起來，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設。
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之後先要有一個心理建設，這是看來很正确的。
譬如我們講考試制度，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曆史上一個傳統極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種精神在支撐。
但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這一制度來，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
因為清代以後，考試制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
我們今天要重建考試制度，已經不是單講制度的問題，而還得要從心理上先從頭建設起。
換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對此制度有信心。
即如在清代兩百幾十年，哪一天鄉試，哪一天會試，從來也沒有變更過一天。
這就因全國人對此制度，有一個共尊共信心，所以幾百年來連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搖動。
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
當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現在我們則對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種試驗的态度來應付，而對此制度并沒有進入共尊共信之境，空憑一個理論來且試一下，這問題就大了。
甚至其他國家一兩個月的新東西，或是幾個人的新理論，我們也高興拿來随便試，随便用。
試問哪裡有無曆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我們硬說中國曆史要不得，中國社會須徹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
我們并不根據曆史事實，而空嚷要打倒。
其實這問題已轉了身，已不是某種政治與制度該打倒，某種社會與經濟該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該廢棄了。
可見思想理論，講這一部分的，都會牽涉到别一部分。
未經多方面考慮，未經長時期證驗，是無法就下定論的。
嘉慶年間，一次次變亂不停，以後有激出太平天國。
由今看來，大家同情太平天國，認為它是民族革命，這話自不錯，但實際也不盡然。
至少他們太不懂政治，他們占了南京十多年，幾乎絲毫沒有在制度上建樹。
他們比較象樣的是軍制，但始終未覺悟到水師之重要。
他們對下層民衆，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淺一些的社會主義，大抵他們是有此想法的，但說到政治就太低了。
第一論國名，便是不祥之兆，哪裡有正式建立一個國家而号稱天國的呢？這是他們對西方耶教一種淺陋的知識之暴露。
再加上太平二字，東漢黃巾之亂，信奉的是太平道。
他們的下意識，似乎受此影響，國号太平天國，早可預示他們之失敗。
這樣一個國名，便太違背了曆史傳統。
正因為這一集團裡，太沒有讀書人，這是滿清政權存心分開中國知識分子和下層民衆之成功。
辛亥革命，國号中華民國，這因革命黨裡有了讀書人，所以不同了。
而且洪楊一出來就稱天王、東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隻能在通俗演義裡有，哪能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他們自南京内哄以後，楊秀清殺了，還是有許多人繼續稱王，而名号更荒唐了。
蕭朝貴的兒子成為幼西王，洪仁發、洪仁達又稱王長兄、王次兄。
就是滿洲人初進中國，也沒有這樣表現得粗陋與幼稚。
正因滿洲人初興，便能用中國知識分子，而洪楊集團則不能。
他們又到處焚毀孔廟，孔子的書被稱為妖書，他們想把民族傳統文化完全推翻，即使當時沒有曾國藩、左宗棠，洪楊還是要失敗。
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
哪裡有全不讀書，把自己國家以往曆史傳統全部推翻，隻抄襲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們不必縱論其他之一切，但看他們那些國名官名，就知其必然會失敗。
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曆史失敗了。
當時的洪楊，并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曆史，所以他們隻可有失敗。
近代的中國人，正也在想把中國全部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對太平天國抱同情。
但話要說回來，太平天國史失敗了，而滿清政權，也就從此逐漸轉移到中國人手裡。
中國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軍隊變成湘軍與淮軍，便逼出滿清政府以後之變法。
七、變法與革命 現在我們将講到太平天國滅亡後的變法和革命。
當時主張革命的是孫中山，主張變法的是康有為。
康有為的理論，也不能說他全不對。
他說一個國家隻要能立憲，皇帝有無是無關緊要的。
當時英國有皇帝，德國、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們不必定要革命廢皇帝，我們盡可一意推行憲法，讓滿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為隻知道皇帝無害于立憲，卻不知道滿清皇帝的後面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
部族政權是決不容有所謂立憲的。
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為的變法就變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
康有為實在沒有看清楚，他以為隻要光緒皇帝聽他話，變法就變得成，這是他的大錯誤。
這個錯誤也就是錯誤在他沒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謂主權的觀念。
他不懂得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滿洲部族主權的政治。
掌握主權的是滿洲人，哪裡是像他所謂的皇帝專制呢？他誤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隻是皇帝專制，故而以為隻要皇帝聽我話，便可由皇帝專制一變而為皇帝立憲。
後來康梁失敗了，梁啟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曆史隻是沒有正式的革命。
他這句話也不錯。
但他不知道在中國傳統政治下，實不需要革命。
而在他們當時，則真非革命不可啊。
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
梁啟超也如康有為，誤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制，帝王專制隻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隻要變法，改革此制度即夠。
他不曉得在他當時，這一制度之後面，還有一個力量在擁護，在咫尺。
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專制，皇帝背後有他們的部族——滿洲人在擁護這皇帝，才始能專制。
現在光緒皇帝既跳不出滿洲人的這一圈，如何能改革這制度？若要把滿洲部族這集團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
說到政府背後擁有的一個力量，這便是今天共産黨所講的立場和背景。
至于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權，無論漢、唐、宋、明，卻并無私權力，私立場，私背景，它的立場背景便是全國人民，便是全社會。
所以遇到政治腐敗，隻要換一批人，把制度腐敗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繼續下。
于是中國曆史上便隻有造反，而更無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沒有一種私的力量在支撐，它腐敗了，天下便亂。
而實無一個阻礙我們撥亂返治的真力量。
現在則有此一個力量在阻礙我們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
這個非打倒不可的情勢，就逼成了革命。
所以唐、宋興起不能稱為是革命，隻是人事變動，最多隻能稱為是變法。
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他這兩百多年的政權，和漢唐宋明不同。
套西方的話頭，可以說當時一切主權在滿洲人。
打倒滿洲人，就是打倒這政治上的一種特權。
我們不能說漢代的一切主權在劉家，唐代的一切主權在李家。
中國傳統政治，自漢以來，很少這種特權之存在。
這我在上面講述漢唐政治制度時，已詳細分析證明過。
現在則政權落到一個特殊集團的手裡，這便是滿洲部族。
若我們把政治主權和政治制度分開說，就形成了兩派主張，一派是康有為，他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沒有看主權。
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張隻需革命，不需變法，他是看了主權沒有看制度。
在這兩派中間，孫中山先生認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
變法的最要點，則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他參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
當然康有為、章太炎不脫是單純的書生之見，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有書生的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的觀察，他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
以後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
這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
又誤認為此種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制。
于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
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一個國家的政治，到底還脫離不了全。
而政治權之穩固，一定要依賴于一種為社會大衆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權。
那個權推翻了，别個權一時樹立不起來，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設。
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之後先要有一個心理建設，這是看來很正确的。
譬如我們講考試制度，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曆史上一個傳統極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種精神在支撐。
但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這一制度來，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
因為清代以後，考試制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
我們今天要重建考試制度，已經不是單講制度的問題，而還得要從心理上先從頭建設起。
換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對此制度有信心。
即如在清代兩百幾十年，哪一天鄉試，哪一天會試，從來也沒有變更過一天。
這就因全國人對此制度，有一個共尊共信心，所以幾百年來連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搖動。
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
當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現在我們則對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種試驗的态度來應付，而對此制度并沒有進入共尊共信之境，空憑一個理論來且試一下，這問題就大了。
甚至其他國家一兩個月的新東西，或是幾個人的新理論，我們也高興拿來随便試，随便用。
試問哪裡有無曆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我們硬說中國曆史要不得，中國社會須徹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
我們并不根據曆史事實，而空嚷要打倒。
其實這問題已轉了身，已不是某種政治與制度該打倒，某種社會與經濟該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該廢棄了。
可見思想理論，講這一部分的，都會牽涉到别一部分。
未經多方面考慮，未經長時期證驗，是無法就下定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