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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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術了。
這裡的分别很簡單，換句話說：一個是公的，有理由的，一個是私的，沒有理由的。
清代那種私心的政治，又怎樣能做得下去呢？這就因為皇帝背後有全部滿洲人撐腰。
一個皇帝要獨裁，他背後定要有一部分人強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獨裁。
任何一個獨裁者，都有擁護他獨裁的一個特定的集團。
我們此刻說皇帝獨裁，我們也要看是哪個力量在幫助他獨裁，擁護他獨裁。
中國曆史從秦以後，曆代皇帝的背後就沒有這樣一個固定的力量。
貴族吧，軍人吧，資産階級把，都沒有。
若說皇帝利用讀書人，讀書人在擁護皇帝，可是讀書人擁護皇帝比較是公的。
因為讀書人不是皇帝的私勢力。
而且讀書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集團。
中國曆史上隻有元和清，皇帝後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
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有全國民衆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這不能說是不公道。
有人認為這便是“封建社會”了，這真是胡說。
讀書人不就是封建。
反過來說，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讀書人，也并不是私心。
并不如元清兩代，存心扶護蒙古人和滿洲人。
這種政治當然是私心的。
因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現都不成為制度，而隻是法術。
醜、清代的六部尚書 清代的六部尚書，也沿襲明制。
可是明代六部尚書的權相當大，尤其是吏兵兩部。
全國用人調兵，都歸這兩部管。
皇帝上谕下頒，要經六部，全國事情上去，也要經六部，兵部尚書還有權下命令給督撫。
清代的六部，權就小得多。
六部尚書已經不能對下直接發命令，六部尚書已經不成其為行政之首長。
更不同的是六部尚書侍郎對皇帝皆得單獨上奏這一點。
照理講，兵部尚書對于全國一切軍事，他該負責計劃，軍隊他可以下令調動，侍郎隻是他副手，事權該由首長負責。
現在兵部尚書也隻能對皇帝上一個條陳而止，而且尚書可以單獨上奏，侍郎也可以單獨上奏，這樣一來，尚書就管不着侍郎。
從前的六部，每部一尚書，一侍郎，本來是正副長官。
清代則要滿漢分開，有一個中國尚書，一定還要有一個滿洲尚書。
有兩個中國侍郎，一定還要有兩個滿洲侍郎。
于是一部就有了六個長官，六部長官就有三十六個。
每個人都可以單獨向皇帝講話，一部之中，中國尚書不曉得滿洲尚書講些什麼話，還有四個副的，也是誰也不知道誰在扯了誰的腿。
皇帝寄信上谕頒給某一人，裡面講些什麼事，又是誰也不知道。
請問尚書六部，還能做些什麼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國事情當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還有一批給事中，雖是小官，皇帝下來的公事，他們還可表示反對的意見。
他們這些反對，表面上縱使不是在反對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對六部長官。
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猶如唐代發命令的是宰相，給事中照法理言，也隻在反對宰相，不在反對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發，可是皇帝上谕，送尚書六部，六部就各有給事中，他們要反對，實際上也就等于在反對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國，内部流寇張獻忠、李自成猖獗作亂，外面滿洲人要打進關來，皇帝主張先平流寇再打滿洲人，此即所謂先安内，後攘外。
這本也不錯。
商之兵部，兵部尚書也無異議。
但被給事中們知道了，他們群起反對，皇帝無奈何，把兵部尚書撤了。
有人說，明代亡國救亡在這些處。
政策總難貫徹，發言盈庭，如何叫國家渡過這危險。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許多事也很少沒人反對的。
大總統或内閣總理，幸有政黨大部分人在背後擁護，然而有許多事也還行不下。
中國以前沒有政黨，政事一切公開，大家可以發言。
臨到國家危機之際，外交問題，軍事問題，有時絕對需秘密，甚至有時也需要獨裁。
近代也有人感覺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時實在是緩不濟急，為吉林頭，不免要吃虧。
但就常數平均，秘密政治，獨裁政治，總是利不敵害。
民主政治，公開政治，總是害不勝利。
中國傳統政治，若說憑技術，也已有兩千年的經驗，但有它可寶貴的地方。
最可寶貴處，就是在公開。
一切事情都是公開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憑制度出之。
要不公開也不可能。
清代皇帝下來的上谕不必經六部，六部不能徑下命令到全國，尚書、侍郎都可單獨上奏，又沒有給事中封駁權，給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經台谏合一，失其本職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個機關代表一整體。
譬如兵部，應該由兵部尚書代表負責，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當然隻是輔佐正主官，不能說兵部尚書這樣講，兵部侍郎又那樣講，變成隻有個人而沒有了機關。
譬如财政部長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長對于财政上的意見當然要向部長貢獻，不該直接向行政院長申述。
這道理很簡單。
所以說清代那些措施，隻是法術，不能說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書、侍郎都可單獨向皇帝講話，上面已說過。
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麼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
翰林院是一個很負清望的機關，翰林院有編修、檢讨等員，照理是清望之官，雖無政治實權，而地位則很高，向來他們是可以向政府講話的。
到了清代，也不準“專折言事”。
地方官呢？隻有總督、巡撫、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講話，道及以下的府、縣，都不能專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來，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
清代這些規定，若說是制度，這些制度隻是要人家不過問政治。
試問除了私心外，還有什麼是這項制度的含義呢？而且清制又不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
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裡都置有一塊石碑，這塊碑不是豎栽而是橫躺的，故叫做卧碑。
卧碑上镌有幾條禁令。
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謂三大自由了。
東西雙方的現代史，在這上，有一個恰正相反的對比。
講起來，真值得我們内心的慚愧。
卧碑立于順治五年。
有名的金聖歎，就為犯了卧碑禁令而殺頭了。
因為當時考試官貪污，一些生員跑到明倫堂向孔子靈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結社的禁令。
我們從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獎勵大家發言，公開發言的。
也不僅明制如是，曆代都如是。
隻有清代才不許人講話。
這成什麼制度呢？這隻是滿洲部族政權便利他們統治中國的一些無理的法術。
中國曆史上官吏任用，向來都歸吏部管。
五品以下，吏部有權可以用。
五品以上，吏部開名字給宰相，由上面來決定。
明朝廢了宰相，大臣改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議決定。
但吏部尚書的意見，是受大家尊重的。
小官任用，則權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簡，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麼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簡任，還歸吏部铨叙，這還算是中國曆史上直傳下來的一種法規，清代皇帝也沒有廢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發的人，清代必須有引見，必待皇帝見了面以後，才得正式去上任。
這無非表示全國用人之權，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樣的小官，皇帝都引見。
這不是皇帝看重這些官，卻是清朝皇帝拿這項制度來教訓中國人，告訴社會上：這是皇帝的全。
你不見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這當然也隻能說它是法術，而不是制度。
因為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
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術。
法術是專講手段，不論意義的。
若說法術有意義，則隻是些私意義。
四、部族政權下之考試制度 再說到清代的考試制度。
若說考試制度是一種愚民政策，清代是當之無愧的。
晚清末年，鄒容在《革命軍》書裡說：“滿洲人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則以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
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
自大學士侍郎尚書滿漢而缺平列外，如内閣，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
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
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
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
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
每季缙紳錄中，于職官總目下，隻标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幹
這裡的分别很簡單，換句話說：一個是公的，有理由的，一個是私的，沒有理由的。
清代那種私心的政治，又怎樣能做得下去呢？這就因為皇帝背後有全部滿洲人撐腰。
一個皇帝要獨裁，他背後定要有一部分人強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獨裁。
任何一個獨裁者，都有擁護他獨裁的一個特定的集團。
我們此刻說皇帝獨裁，我們也要看是哪個力量在幫助他獨裁，擁護他獨裁。
中國曆史從秦以後，曆代皇帝的背後就沒有這樣一個固定的力量。
貴族吧，軍人吧，資産階級把，都沒有。
若說皇帝利用讀書人，讀書人在擁護皇帝，可是讀書人擁護皇帝比較是公的。
因為讀書人不是皇帝的私勢力。
而且讀書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集團。
中國曆史上隻有元和清，皇帝後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
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有全國民衆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這不能說是不公道。
有人認為這便是“封建社會”了，這真是胡說。
讀書人不就是封建。
反過來說，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讀書人，也并不是私心。
并不如元清兩代，存心扶護蒙古人和滿洲人。
這種政治當然是私心的。
因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現都不成為制度，而隻是法術。
醜、清代的六部尚書 清代的六部尚書，也沿襲明制。
可是明代六部尚書的權相當大，尤其是吏兵兩部。
全國用人調兵，都歸這兩部管。
皇帝上谕下頒，要經六部，全國事情上去，也要經六部，兵部尚書還有權下命令給督撫。
清代的六部，權就小得多。
六部尚書已經不能對下直接發命令，六部尚書已經不成其為行政之首長。
更不同的是六部尚書侍郎對皇帝皆得單獨上奏這一點。
照理講，兵部尚書對于全國一切軍事，他該負責計劃，軍隊他可以下令調動，侍郎隻是他副手，事權該由首長負責。
現在兵部尚書也隻能對皇帝上一個條陳而止，而且尚書可以單獨上奏，侍郎也可以單獨上奏，這樣一來，尚書就管不着侍郎。
從前的六部，每部一尚書，一侍郎，本來是正副長官。
清代則要滿漢分開，有一個中國尚書，一定還要有一個滿洲尚書。
有兩個中國侍郎，一定還要有兩個滿洲侍郎。
于是一部就有了六個長官，六部長官就有三十六個。
每個人都可以單獨向皇帝講話，一部之中，中國尚書不曉得滿洲尚書講些什麼話，還有四個副的，也是誰也不知道誰在扯了誰的腿。
皇帝寄信上谕頒給某一人，裡面講些什麼事，又是誰也不知道。
請問尚書六部，還能做些什麼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國事情當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還有一批給事中，雖是小官，皇帝下來的公事，他們還可表示反對的意見。
他們這些反對，表面上縱使不是在反對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對六部長官。
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猶如唐代發命令的是宰相，給事中照法理言，也隻在反對宰相，不在反對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發，可是皇帝上谕，送尚書六部，六部就各有給事中，他們要反對，實際上也就等于在反對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國，内部流寇張獻忠、李自成猖獗作亂，外面滿洲人要打進關來，皇帝主張先平流寇再打滿洲人，此即所謂先安内，後攘外。
這本也不錯。
商之兵部，兵部尚書也無異議。
但被給事中們知道了，他們群起反對，皇帝無奈何，把兵部尚書撤了。
有人說，明代亡國救亡在這些處。
政策總難貫徹，發言盈庭，如何叫國家渡過這危險。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許多事也很少沒人反對的。
大總統或内閣總理，幸有政黨大部分人在背後擁護，然而有許多事也還行不下。
中國以前沒有政黨，政事一切公開，大家可以發言。
臨到國家危機之際，外交問題，軍事問題，有時絕對需秘密，甚至有時也需要獨裁。
近代也有人感覺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時實在是緩不濟急，為吉林頭，不免要吃虧。
但就常數平均，秘密政治，獨裁政治，總是利不敵害。
民主政治，公開政治，總是害不勝利。
中國傳統政治，若說憑技術，也已有兩千年的經驗，但有它可寶貴的地方。
最可寶貴處，就是在公開。
一切事情都是公開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憑制度出之。
要不公開也不可能。
清代皇帝下來的上谕不必經六部，六部不能徑下命令到全國，尚書、侍郎都可單獨上奏，又沒有給事中封駁權，給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經台谏合一，失其本職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個機關代表一整體。
譬如兵部，應該由兵部尚書代表負責，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當然隻是輔佐正主官，不能說兵部尚書這樣講，兵部侍郎又那樣講，變成隻有個人而沒有了機關。
譬如财政部長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長對于财政上的意見當然要向部長貢獻，不該直接向行政院長申述。
這道理很簡單。
所以說清代那些措施，隻是法術，不能說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書、侍郎都可單獨向皇帝講話，上面已說過。
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麼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
翰林院是一個很負清望的機關，翰林院有編修、檢讨等員，照理是清望之官，雖無政治實權，而地位則很高，向來他們是可以向政府講話的。
到了清代，也不準“專折言事”。
地方官呢？隻有總督、巡撫、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講話，道及以下的府、縣，都不能專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來，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
清代這些規定，若說是制度，這些制度隻是要人家不過問政治。
試問除了私心外，還有什麼是這項制度的含義呢？而且清制又不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
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裡都置有一塊石碑，這塊碑不是豎栽而是橫躺的，故叫做卧碑。
卧碑上镌有幾條禁令。
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謂三大自由了。
東西雙方的現代史，在這上，有一個恰正相反的對比。
講起來，真值得我們内心的慚愧。
卧碑立于順治五年。
有名的金聖歎，就為犯了卧碑禁令而殺頭了。
因為當時考試官貪污，一些生員跑到明倫堂向孔子靈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結社的禁令。
我們從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獎勵大家發言，公開發言的。
也不僅明制如是，曆代都如是。
隻有清代才不許人講話。
這成什麼制度呢？這隻是滿洲部族政權便利他們統治中國的一些無理的法術。
中國曆史上官吏任用，向來都歸吏部管。
五品以下，吏部有權可以用。
五品以上，吏部開名字給宰相，由上面來決定。
明朝廢了宰相，大臣改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議決定。
但吏部尚書的意見，是受大家尊重的。
小官任用，則權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簡，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麼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簡任，還歸吏部铨叙，這還算是中國曆史上直傳下來的一種法規，清代皇帝也沒有廢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發的人，清代必須有引見，必待皇帝見了面以後，才得正式去上任。
這無非表示全國用人之權，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樣的小官，皇帝都引見。
這不是皇帝看重這些官，卻是清朝皇帝拿這項制度來教訓中國人，告訴社會上：這是皇帝的全。
你不見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這當然也隻能說它是法術，而不是制度。
因為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
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術。
法術是專講手段，不論意義的。
若說法術有意義，則隻是些私意義。
四、部族政權下之考試制度 再說到清代的考試制度。
若說考試制度是一種愚民政策，清代是當之無愧的。
晚清末年，鄒容在《革命軍》書裡說：“滿洲人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則以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
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
自大學士侍郎尚書滿漢而缺平列外，如内閣，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
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
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
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
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
每季缙紳錄中，于職官總目下，隻标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