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清代

關燈
一、制度與法術 我們講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實是制度,有一些則隻能叫做事件或法術。

    制度指政而言,法術隻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說是政治。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

    而法術則出之于私,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節限。

    所謂方法與權術,二者之間,當然又不能仔細分。

    而且一個制度之成立,也當然有許多複雜關系,總不免夾帶有當時一些私意的。

    要說建立一制度,而絕對地大公無私,不僅古代曆史未之有,就是将來的曆史,要說一個國家建立某項制度,而絕無人事關系,絕無私心夾雜,恐怕這希望也還遠。

    不過公私之間該有分量的輕重。

    現在再說中國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還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術的意義重呢?還是制度的意義重?論漢代,西漢可說是制度,東漢則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

    論唐代,确實可說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則有許多隻算是一種法術。

    明代,有許多隻能說它是一些事,不能說它是一些制。

    尤其是清代,可說全沒有制度。

    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裡,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

    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

    一切有滿洲部族的私心處罰,所以全隻有法術,更不見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權 西方人講政治,一定先要講主權。

    他們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權觀念上。

    所以西方有神權、王權、民權的分法,到現在便是國家主權在民衆。

    中國講政治,一向不讨論主權在哪裡。

    譬如說明代的政治主權在哪裡?這種思想,中國很少見。

    中國人講政治,一向看重在職責。

    隻論政府該做些什麼事?它的責任該是些什麼?它盡了職沒有?而并不講主權在哪裡。

    主權的背後,則是一種自由意志。

    譬如這一隻茶杯,若說主權屬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

    這是權利,非道義。

    若不論主權而論職責,職責所在,應有盡力踐行之道義,便無所謂自由。

    這是雙方政治思想上一絕大的歧義。

    現在我們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來略一講述中國曆史上的政治主權究竟在哪裡。

    我們依照曆史現實看,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它的政治主權,不可能操在一個人手裡。

    若有一個人把這主權操在手,因國家太大了,他難得掌握住。

    故掌握政權者,一定得是集體的。

    譬如西方吧!神權有宗教團體支持。

    王權有一般貴族支持。

    俄國的沙皇,有許多貴族家庭擁護。

    法國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貴族在支持其皇權。

    所以皇權政治,或者把此權分掌在貴族,或者把此權分掌在軍人,我們可以說,一種是貴族政權,一種是軍人政權,而往往這兩者間又不容易區分。

    因為貴族大半都是軍人,軍人掌權,也就成為貴族樂。

    今天共産黨批評西方民主政治是資産階級的政權,當然英美社會上有許多工商大資本家都在擁護這政權。

    而共産黨自身則稱為無産階級專政。

    以上所說,神權皇權資産階級乃及無産階級,隻要說到政權,則全是集體來掌握。

    可是我們中國曆史從漢代起,就不能叫皇權,因皇帝一個人不可能掌握一個國家的大權。

    也不能說它是貴族政權,因自漢代起,已沒有顯然的貴族。

    說是軍人政權嗎?我們也看不出漢政府以下,是由軍人掌握的。

    說是資産階級的政權嗎?中國一向沒有資産階級。

    所以若說政權,則中國應該是一種士人政權,政府大權都掌握在士——讀書人手裡,從漢到明都如此。

    而在考試制度下,讀書人跑入政府,也有種種規定。

    在制度規定上,是絕沒有世襲特權的。

    因此中國社會上的讀書人,士,隻是一種流品,而不成為階級。

    現在再問中國政治何以特地會發展出這一種制度來,把政權交付給一輩讀書人,士,而存心防止貴族軍人與富人窮人的一切專政呢?這便該進一步說到中國的政治理想之重職責而不重主權之一點上。

    此屬政治思想的範圍,但制度與思想實為一體之兩面,故附帶在此述及了。

     現在再說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傳統,雖說是一種士人政權,也不能無變态。

    在中國整部曆史中,除士人政權外,常有一種特殊的政權,我此刻則稱之為部族政權。

    所謂部族政權者,便是把政權掌握在某一個部族的手裡,這便是中國曆史上的異族政權了。

    譬如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個人能掌握整個政權的。

    在此兩代,其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

    于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

    此種政權,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

    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

    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

    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這一種政權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隻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

    若說從來中國的讀書人便全懷私心,要由他們來控制整個國家,這些話便無根據。

    因為讀書人在社會上并不是一個顯然的集團,像滿洲人蒙古人般。

    毋甯可說是在政治制度下來獎勵讀書人,扶植讀書人,而非社會上有一種特定的讀書人來攘竊政權而存心把持它。

    隻從東漢末年起,讀書人形成門第,此後魏晉南北朝,我們也可說這時期是一種門第政權,當時的政權差不多全操在大門第手裡。

    但在當時,實也沒有特許門第來控制政權的制度。

    在當時制度上,則仍隻是要把政權托付給讀書人。

    但在社會情勢下,則讀書人全出于門第,因此門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權。

    此乃一種社會趨勢,政治積習,而當時制度卻也沒有特地用心用力來矯正它,如此而已。

    一到唐代,公開考試,把政權再開放,于是門第推翻,仍回複到士人政權的舊傳統。

    今天我們則要講全民政權,國家主權應在全體民衆,這也可說是我們的理想。

    但若要真待全體民衆集合起來掌握政權,這事還是不可能。

    這裡面仍不免或以資産階級為中心,或以知識分子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來代表着全民。

    如共産黨主張有無産階級專政,即其中之一例。

    若真要由全體民衆來掌握政權,這僅是一理論。

    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權,說他們是代表全民的,則中國曆史上的讀書人,也何嘗不可說是代表着全民。

    讀聖賢書,講修齊治平之道,由國家加以考試,量才錄用,此輩讀書人的意見,就可以代表全民,這是中國的理論。

    此刻西方則必待大家選舉,中國人則用一種公開的考試制度,這是方法的不同。

    雙方的理想,何嘗不同在想法挑選出可以代表全體民衆的人來組織政府掌握政權呢?若照此說法,則中國曆史上的政權,早就開放了,所以中國人一向便不讨論政府主權該何屬。

    西方政府的開放政權來得遲,因此他們老是在争執政權該不在你們而該在我們,該不在皇室而該在民衆,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權論之所由來。

    中國曆史裡的傳統政權,據我上面曆次所講,早已不在皇帝了。

    皇帝個人,并不能掌握政權,僅至明代廢了宰相以後,皇帝在政府的權是特别的重了。

    但也并不是在當時政治制度立,把整個主權交付給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說國家屬于我。

    中國皇帝向來沒有講過“朕即國家”這句話,即是明清兩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講。

    單隻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變,不是理論上的翻新。

    隻有部族政權,才始是把另一批人來代替讀書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與清代的滿洲人,他們才是是當時政權的實際掌握人。

    但在表面上,則單說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權,仍然說政權該交付與讀書人。

    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滿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對這理論。

    他們隻在此理論之下,另用一種法術,把滿洲部族來淩駕中國讀書人。

    若說他們是專制,則該是部族專制,而仍非皇帝專制。

    我們明白得這一點,才可來講清代的制度。

     三、清代部族政權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上面說到清代政治,和中國傳統政治不同,因它背後有一批特别擁護皇帝的,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滿洲人。

    照理皇帝是一國元首,他該獲到全國民衆之擁護,不該在全國民衆裡另有一批專門擁護此政權的。

    這樣的政權,便是私政權,基礎便不穩固。

    清代政權,始終要袒護滿洲人,須滿洲人在後擁護,才能控制牢固,這便是這一政權之私心。

    在這種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種法術。

    所以我們說,清代政治,制度的意義少,而法術的意義多。

    明代廢了宰相,清代便把
0.0776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