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明代
關燈
小
中
大
不理想。
宋制分路，諸路分設帥、漕、憲、倉四個監司官。
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個司：一個布政使司，一個按察使司，一個都指揮使司。
前兩個藩臬二司，又再分許多分守分巡的司。
這許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縣。
縣官壓得太低太可憐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長官還來不及，哪有功夫去親民。
漢代縣上面是郡，郡上面沒有了。
漢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階位俸祿，和九卿相似。
一個縣政府，也往往有屬吏幾百人的大規模。
但漢郡多至一百以上。
今天中國的一省，有比歐洲一國更大，而現在的官場習氣，還是薄省長而不為。
至于縣長，那真微末不足道，這實在是政治上一個大問題。
以上還隻講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與都指揮使。
而這幾個長官上面還有官，還有更高一級的官，那就是總督與巡撫。
總督巡撫在明代制度下還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帶一個都禦史的銜。
這就是說，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禦史臨時派到地方去辦事，所辦是巡撫、總督等事。
譬如倭寇來了，沿海地方沒有總其成的人，就派一個總督或巡撫去，這是臨時的。
過幾年，事情平定了，這官仍舊回中央，機關也撤銷了。
但一到清代，總督巡撫又變成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撫總督，地方行政就愈來愈壞了。
我們現在再從曆史演變源頭上說來，漢時由刺史變成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觀察使，這些都是由監察官變成地方行政長官的。
隻有節度使才是軍事長官變成行政長官，然而還是意在開邊對外的。
明清兩代之總督巡撫，則是意在對内防亂，不在對外開邊。
由中央來臨制地方已不好，何況派軍官來常川鎮壓呢？若非地方政治失敗，亦何來有此需要？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大失敗。
己、明清兩代之胥吏 上面所說，是地方政府一層一層的由上面加來的高壓。
而從下面講，又出了毛病。
最要是骊胥之制。
中國傳統政治有官與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業務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謂事務官。
在兩漢時代，每一機關的長官獨稱官，屬官皆稱吏。
官吏的出身，并無大區别。
宰相由吏屬出身，是件尋常事。
所以漢代政治風氣極敦厚，極笃實。
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遠了，然而兩者間還是沒有判然的劃分。
判然劃分的時期要從明代起。
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
因元代政府長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識中國字，于是便得仰賴于書記與文案。
中國讀書人沒有了出路，便混進各衙門當書記與文案去。
那便是官與吏流品泾渭之所分。
但明太祖時，因人才不夠用，推行薦舉，任何長官都可薦舉人才。
所薦舉的，不分進士、監生、吏員，朝廷尚是一律任用。
進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試的及格人，監生等于是大學生，吏員則等于是公務員。
這時尚不分高下，同樣有出身。
但那是一時濟急。
迨到明成祖時，便規定吏胥不能當禦史，這就是規定曾任公務員的不能做監察官。
又吏胥不準考進士，這樣一來，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
官和吏就顯然分開兩途。
于是在中國政治上的流品觀念裡，吏胥被人看不起。
這一觀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時而确定。
這事在中國政治史上，實有甚大的影響。
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
中國社會則有流品，無階級。
這也是雙方社會一大區别。
直到今天，流品觀念在中國人腦裡還很深。
譬如教書人，是一種行業，衙門裡辦公文作師爺的也是一種行業，但行業與行業之間，卻顯分清濁高下，這便是流品觀念在作祟。
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樣是個官，官階品位盡相等，但在流品觀念下，則文官武官又顯然有分别。
這是中國社會獨特的傳統，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
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詞也無法翻，隻有中國人腦筋裡才懂得。
譬如唱戲也是一職業，然而在中國人腦筋裡，唱戲的自成一流。
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級不同。
種田的、讀書的，也同樣是職業，而在我們腦筋裡，除開職業之外，卻夾有另一觀念，這就是所謂的流品。
在明代政府的觀念裡，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沒有出身的。
先是不準做禦史，後又不準考進士，結果隻叫考生或秀才之中無出路的來當胥吏。
胥吏流品雖低，但他們對當時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謂紹興師爺，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時代已有了。
他們的勢力，早已布滿在全國。
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去當知縣，他寫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說：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紹興人，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
希望你到紹興後，多能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來。
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來他們就可以教化胥吏。
胥吏變好了，天下就治。
所以紹興是天下治亂的根本。
陳幾亭這番話，實在不能說沒有他道理。
曆史上的事情，有些擺在桌子面上，有些則隐藏在桌子底下。
一般談曆史的，隻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樣，六部怎樣，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樣有力量，一樣有影響。
直到晚清光緒年間，還有人這樣說：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裡，铨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财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
大抵中國政治界裡胥吏所經管的，不外此七項，即铨選、處分、财賦、典禮、人命、獄訟與工程。
其實政事之大者，在當時也隻此七項。
吏胥則是此七項的專業人，傳統的專門家。
他們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
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盡量地舞弊作惡。
我們都知道，舊官場查複公事，有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也有說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照前面報就輕，照後面報就重。
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給師爺，由吏胥去辦。
這種師爺，各衙門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結。
而管官的官卻從科舉出身，哪裡懂得這些事？一個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門，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把衙門裡詳細情形弄懂了，而一輩吏胥就不免起來反對他，暗中作梗。
這種情形，從明代起，以前是沒有的。
而直到清代，這種趨勢，日甚一日，其誤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濁。
在上面流動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澱的是濁流。
隻要一行作吏，沉澱入濁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種官場流品，深一層說，還是一種法，還是一種制度，而講制度者不注意。
當時的政治傳統重法不重人。
隻要你在胥吏流品中，無論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還是一胥吏。
所以胥吏不再要自愛，不再要向上。
而一切文書簿籍，例案掌故，卻全經他們手。
他們便操縱這些來束縛他們的長官。
長官雖賢明，無奈他們何。
此乃法病，非人病。
現代一般人，都說中國人不講法，其實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就在太講法，什麼事都依法辦。
一條條文進出，一個字兩個字，往往上下往複，把緊要公事都停頓了。
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謂的文書政治。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裡的尚文之弊。
兩漢政治的好處，便在其質實少文。
而尚文政治之害處，則最易在政治的下層低層暴露。
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層，最下層。
在兩漢是一個長官（縣嶺）之下有許多小官（掾屬即吏），明清兩代，是一個小官（知縣）之下有許多永無出息的辦事員（吏胥），而政治上許多花樣（文與法）卻盡付與他們，試問其影響與結果該如何？ 二、明代考試制度 考試制度自唐曆宋，還可說沒有大變動。
到明代，變動就大了。
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現在我們且講其間兩點重要的： 甲、進士與翰林院 第一講進士及第和翰林院。
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
考取後稱進士及第。
譬如你是山東人，便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東省進士。
考試錄取，就叫進士及第。
因此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
到了明代，殆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才分成幾次考。
第一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又叫縣學生，俗名又叫做秀才。
照理，縣學生該赴縣學讀書，但有名無實，并無正式的縣學。
其次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中試者俗稱舉人。
各省舉人再送到中央，集合會考，這叫會試。
會試中試，始是進士，也叫進士及第。
其實就名義論，舉人就如進士，進士也就如舉人，哪有這許多分别呢？明制進士及第以後，還該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個資格老的前輩進士出身的人來教。
這個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嚴格來教讀。
照例，要待這些進士讀書滿三年，再加一次考試，成績好的，就得入翰林院。
所以明代翰林是進士在中央讀了幾年書，經過考試，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
但此種進士讀書的制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
而明代風尚，則極看重進士與翰林，非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
明以前的科舉，隻進士及第後，即便分發服務，依其行政成績逐漸上升。
明代則舉人不便是進士，一定要進士及第，進翰林院的這批人，才能當大官。
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
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不超升。
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
我們不能說科學場中有階級，但
宋制分路，諸路分設帥、漕、憲、倉四個監司官。
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個司：一個布政使司，一個按察使司，一個都指揮使司。
前兩個藩臬二司，又再分許多分守分巡的司。
這許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縣。
縣官壓得太低太可憐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長官還來不及，哪有功夫去親民。
漢代縣上面是郡，郡上面沒有了。
漢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階位俸祿，和九卿相似。
一個縣政府，也往往有屬吏幾百人的大規模。
但漢郡多至一百以上。
今天中國的一省，有比歐洲一國更大，而現在的官場習氣，還是薄省長而不為。
至于縣長，那真微末不足道，這實在是政治上一個大問題。
以上還隻講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與都指揮使。
而這幾個長官上面還有官，還有更高一級的官，那就是總督與巡撫。
總督巡撫在明代制度下還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帶一個都禦史的銜。
這就是說，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禦史臨時派到地方去辦事，所辦是巡撫、總督等事。
譬如倭寇來了，沿海地方沒有總其成的人，就派一個總督或巡撫去，這是臨時的。
過幾年，事情平定了，這官仍舊回中央，機關也撤銷了。
但一到清代，總督巡撫又變成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撫總督，地方行政就愈來愈壞了。
我們現在再從曆史演變源頭上說來，漢時由刺史變成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觀察使，這些都是由監察官變成地方行政長官的。
隻有節度使才是軍事長官變成行政長官，然而還是意在開邊對外的。
明清兩代之總督巡撫，則是意在對内防亂，不在對外開邊。
由中央來臨制地方已不好，何況派軍官來常川鎮壓呢？若非地方政治失敗，亦何來有此需要？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大失敗。
己、明清兩代之胥吏 上面所說，是地方政府一層一層的由上面加來的高壓。
而從下面講，又出了毛病。
最要是骊胥之制。
中國傳統政治有官與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業務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謂事務官。
在兩漢時代，每一機關的長官獨稱官，屬官皆稱吏。
官吏的出身，并無大區别。
宰相由吏屬出身，是件尋常事。
所以漢代政治風氣極敦厚，極笃實。
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遠了，然而兩者間還是沒有判然的劃分。
判然劃分的時期要從明代起。
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
因元代政府長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識中國字，于是便得仰賴于書記與文案。
中國讀書人沒有了出路，便混進各衙門當書記與文案去。
那便是官與吏流品泾渭之所分。
但明太祖時，因人才不夠用，推行薦舉，任何長官都可薦舉人才。
所薦舉的，不分進士、監生、吏員，朝廷尚是一律任用。
進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試的及格人，監生等于是大學生，吏員則等于是公務員。
這時尚不分高下，同樣有出身。
但那是一時濟急。
迨到明成祖時，便規定吏胥不能當禦史，這就是規定曾任公務員的不能做監察官。
又吏胥不準考進士，這樣一來，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
官和吏就顯然分開兩途。
于是在中國政治上的流品觀念裡，吏胥被人看不起。
這一觀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時而确定。
這事在中國政治史上，實有甚大的影響。
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
中國社會則有流品，無階級。
這也是雙方社會一大區别。
直到今天，流品觀念在中國人腦裡還很深。
譬如教書人，是一種行業，衙門裡辦公文作師爺的也是一種行業，但行業與行業之間，卻顯分清濁高下，這便是流品觀念在作祟。
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樣是個官，官階品位盡相等，但在流品觀念下，則文官武官又顯然有分别。
這是中國社會獨特的傳統，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
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詞也無法翻，隻有中國人腦筋裡才懂得。
譬如唱戲也是一職業，然而在中國人腦筋裡，唱戲的自成一流。
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級不同。
種田的、讀書的，也同樣是職業，而在我們腦筋裡，除開職業之外，卻夾有另一觀念，這就是所謂的流品。
在明代政府的觀念裡，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沒有出身的。
先是不準做禦史，後又不準考進士，結果隻叫考生或秀才之中無出路的來當胥吏。
胥吏流品雖低，但他們對當時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謂紹興師爺，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時代已有了。
他們的勢力，早已布滿在全國。
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去當知縣，他寫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說：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紹興人，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
希望你到紹興後，多能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來。
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來他們就可以教化胥吏。
胥吏變好了，天下就治。
所以紹興是天下治亂的根本。
陳幾亭這番話，實在不能說沒有他道理。
曆史上的事情，有些擺在桌子面上，有些則隐藏在桌子底下。
一般談曆史的，隻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樣，六部怎樣，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樣有力量，一樣有影響。
直到晚清光緒年間，還有人這樣說：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裡，铨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财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
大抵中國政治界裡胥吏所經管的，不外此七項，即铨選、處分、财賦、典禮、人命、獄訟與工程。
其實政事之大者，在當時也隻此七項。
吏胥則是此七項的專業人，傳統的專門家。
他們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
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盡量地舞弊作惡。
我們都知道，舊官場查複公事，有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也有說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照前面報就輕，照後面報就重。
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給師爺，由吏胥去辦。
這種師爺，各衙門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結。
而管官的官卻從科舉出身，哪裡懂得這些事？一個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門，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把衙門裡詳細情形弄懂了，而一輩吏胥就不免起來反對他，暗中作梗。
這種情形，從明代起，以前是沒有的。
而直到清代，這種趨勢，日甚一日，其誤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濁。
在上面流動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澱的是濁流。
隻要一行作吏，沉澱入濁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種官場流品，深一層說，還是一種法，還是一種制度，而講制度者不注意。
當時的政治傳統重法不重人。
隻要你在胥吏流品中，無論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還是一胥吏。
所以胥吏不再要自愛，不再要向上。
而一切文書簿籍，例案掌故，卻全經他們手。
他們便操縱這些來束縛他們的長官。
長官雖賢明，無奈他們何。
此乃法病，非人病。
現代一般人，都說中國人不講法，其實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就在太講法，什麼事都依法辦。
一條條文進出，一個字兩個字，往往上下往複，把緊要公事都停頓了。
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謂的文書政治。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裡的尚文之弊。
兩漢政治的好處，便在其質實少文。
而尚文政治之害處，則最易在政治的下層低層暴露。
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層，最下層。
在兩漢是一個長官（縣嶺）之下有許多小官（掾屬即吏），明清兩代，是一個小官（知縣）之下有許多永無出息的辦事員（吏胥），而政治上許多花樣（文與法）卻盡付與他們，試問其影響與結果該如何？ 二、明代考試制度 考試制度自唐曆宋，還可說沒有大變動。
到明代，變動就大了。
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現在我們且講其間兩點重要的： 甲、進士與翰林院 第一講進士及第和翰林院。
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
考取後稱進士及第。
譬如你是山東人，便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東省進士。
考試錄取，就叫進士及第。
因此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
到了明代，殆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才分成幾次考。
第一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又叫縣學生，俗名又叫做秀才。
照理，縣學生該赴縣學讀書，但有名無實，并無正式的縣學。
其次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中試者俗稱舉人。
各省舉人再送到中央，集合會考，這叫會試。
會試中試，始是進士，也叫進士及第。
其實就名義論，舉人就如進士，進士也就如舉人，哪有這許多分别呢？明制進士及第以後，還該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個資格老的前輩進士出身的人來教。
這個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嚴格來教讀。
照例，要待這些進士讀書滿三年，再加一次考試，成績好的，就得入翰林院。
所以明代翰林是進士在中央讀了幾年書，經過考試，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
但此種進士讀書的制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
而明代風尚，則極看重進士與翰林，非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
明以前的科舉，隻進士及第後，即便分發服務，依其行政成績逐漸上升。
明代則舉人不便是進士，一定要進士及第，進翰林院的這批人，才能當大官。
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
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不超升。
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
我們不能說科學場中有階級，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