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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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政府裡的權任卻很高。
因為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他們手。
太祖、成祖時代，皇帝自己處決事情，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大學士自然隻如一秘書。
後來皇帝年輕不懂事，事事要谘詢大學士意見。
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學士們時常見面，内外一應章奏，現由大學士看過，拿一張小簽條，寫出他們意見，附貼在公事上，送進宮裡，在由皇帝細閱決定，這在當時叫做“條旨”，就是向皇帝分條貢獻意見的意思。
又稱“票拟”，是說用一個小條子（即票）拟具意見，送皇帝斟酌。
待皇帝自己看過，拿這條自撕了，親用紅筆批下，名為“批紅”，亦稱“朱批”。
批好拿出去，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畫敕。
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
現在明代，則一切诏令，皆出皇帝親旨，大學士隻替皇帝私人幫忙，全部責任在皇帝。
而皇帝失職，卻并無辦法，算隻有給事中有時可以封駁。
給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過皇帝。
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說是由皇帝獨裁了。
不過碰到大事情，皇帝還是要到文華殿、武英殿來同那批大學士當面商量，隻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閣寫了條子送進皇宮給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們應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親自在内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閣，由内閣條旨票拟送進去批。
甚至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
于是經年累月，不再到内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裡去。
最有名的就是萬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裡大臣都沒有見過他一面。
當時人傳說他抽大煙，真假不知，不過這也很可能。
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
但我們也不能盡怪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們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宮，而要處決一應國家大事，這何等的不容易。
無怪他們要怕事偷懶，避不上朝。
我們隻該怪明太祖訂下那制度的不好。
即是廢宰相而由皇帝來獨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實在要不得。
現在再說皇帝和内閣日常不見面，于是皇帝和内閣中間的接觸，就多出一重太監上下其手的機會。
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内閣。
内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
這樣，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
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
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裡，太監變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後的決定權。
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把來當作包魚包肉的廢紙用。
這種黑暗腐敗，在曆史上，隻有明代有。
太監領袖稱司禮監，明代政制最壞時，私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當初太祖定制，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卻也預防到太監預聞政事的可能。
故在洪武十七年，鑄了一塊“内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挂在宮門裡。
可見太祖心裡盡明白，廢了宰相，由皇帝來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權。
正如漢武帝把相權攬在宮裡，也預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緻皇太後預政，所以要先把母後賜死。
這些可有之流害，他們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這是他後人遵守了，始終沒有敢違背。
至于不準太監幹預政事，他後人卻沒有遵守。
明代太監預政，就比任何朝代幹預得厲害。
這哪裡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這種情形下，外面弄得沒辦法，内閣學士若真要做點事，也必須先勾結太監。
因為内閣見不着皇帝面，非結合太監，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層。
明代有名内閣大學士張居正，這是近人所推中國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個，但他也隻能結合太監，才能攬實權。
在神宗萬曆還沒有做皇帝時，張居正就是神宗的師傅。
神宗做了皇帝，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而且又是内閣大學士。
然而先生見不到學生面，大學士照政制論，是無法主持政令的。
于是張居正隻有同司禮監勾結，他才能舒展抱負，來策動當時的政事。
但當時朝臣大家都反對張居正，說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不該弄權專政。
這批評實在也不錯。
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長官，他們隻須聽命于皇帝，并不須聽命于内閣。
若内閣和六部發生意見，六部可以說：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
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此是權臣，非大臣。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觀點上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的地位的。
在中國傳統制度下，宰相無事不該問，無權不該把。
他不問事，不當權，是失職，是無能。
并非宰相，而問事攬權，是奸臣，是權臣。
權臣弄權，這是違反國法的，也是違反政治上的傳統道德的。
然而明代的制度，則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宰相。
六部尚書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順的大臣。
當時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心裡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長官，分理國事，隻受皇帝節制，你做内閣大學士，隻是皇帝私人顧問，你在皇帝面前，“從容論思”是你的責任，你不該借着這一點關系正式出面來幹涉部院，那是你越權。
因為張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一份送内閣，一份送六科給事中。
這又是他不對。
給事中雖官階低，但在當時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該他過目，這是不錯的。
内閣則并無必須預聞之職權，隻皇帝私下要他預聞才預聞。
所以當時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市沒有理由答辯的。
他于是隻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絲毫也不錯。
然試問當時何嘗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張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國政治傳統，皇帝不該幹預宰相的事，此在講漢、唐、宋三代政制時，已詳細述及了。
現在是内閣不得幹預皇帝的權，就明論明，是不錯的，張居正也無法自辯。
現在我們不了解當時這情形，總認為張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張講法治，其實他本身就已違法了，而且違反了當時國家的大本大法呀。
該皇帝管的事，他來管，那豈非不法之至嗎？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
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一内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内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于漢唐宋傳統的。
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
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并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一個權臣，非大臣。
這不是專就他功業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義言。
此刻我們要提倡法治，卻又來推尊張居正，這正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
當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漢、唐、宋傳統有了很大的變化。
張居正并未能先把當時制度改正，卻在當時制度下曲折謀求事功，至少他是為目的不擇手段，在政治影響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們以上的說法，隻就制度與法理論，不從事業和居心論。
至少在當時那些反對派的意見是如此。
我們詳細講述這一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一問題。
因為中國國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壞，關系最重要。
明代亡國以後，當時有兩位大史學家，痛定思痛，來讨論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國政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訪錄》，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為将來隻有再立宰相，正名定義，把宰相來做政府領袖，不要由皇帝親攬大權。
另一位顧亭林，著有一部《日知錄》，他曾說：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他舉了曆史上許多例來講。
總而言之，地方政治幹得好，天下就太平。
地方政治幹不好，天下就大亂。
他們兩人的着眼點，一上一下，各有不同。
黃梨洲注意在上面，顧亭林注意在下面。
但我們若細看全部中國政治史，便知他們兩位所說，同樣是颠撲不破的教訓。
從中國傳統曆史意見論，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漢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還好。
讓我們舉一例來說：中國地方這樣大，現在有飛機、火車、電報，政令傳達，不感覺多麼的困難。
從前交通完全靠驿騎，這就不容易。
驿路可通全國，到處都有站，當時則叫做亭。
唐代首都在長安，若要發一公文到番禺（廣州）或者到杭州與福州，都非常困難的，這我們可以想象到。
但當時并不曾因交通之遼遠，遞訊之困難，而政事上有所失誤。
當時公文，也分緩急等次，好像現在發電報要分加急電和普通電一樣。
當時遞送某種公文一點鐘馬該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規定。
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時，慢的多少時，都規定了。
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達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預備好，此人吃飽喝夠，稍稍休息，再換一匹預先喂好了的馬，繼續跑。
第一天到什麼地方歇，第二天到什麼地方歇，都有限定。
因此幾天内，如限趕到，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打電報利用科學，從前全靠人力馬力。
每天戶部吏部，尚書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馬來，一匹馬去，絡繹于路。
現在的火車輪船，有時還誤點，古時驿騎誤點，更該是尋常事。
但也總得多少照規定時限到達。
否則，政事就會亂，國家就會垮台。
舉此一例，便知現在我們所喜歡說的中國人一向沒有時間觀念那句話，也不盡正确呀。
照理論，空間愈大，時間愈緊
因為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他們手。
太祖、成祖時代，皇帝自己處決事情，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大學士自然隻如一秘書。
後來皇帝年輕不懂事，事事要谘詢大學士意見。
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學士們時常見面，内外一應章奏，現由大學士看過，拿一張小簽條，寫出他們意見，附貼在公事上，送進宮裡，在由皇帝細閱決定，這在當時叫做“條旨”，就是向皇帝分條貢獻意見的意思。
又稱“票拟”，是說用一個小條子（即票）拟具意見，送皇帝斟酌。
待皇帝自己看過，拿這條自撕了，親用紅筆批下，名為“批紅”，亦稱“朱批”。
批好拿出去，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畫敕。
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
現在明代，則一切诏令，皆出皇帝親旨，大學士隻替皇帝私人幫忙，全部責任在皇帝。
而皇帝失職，卻并無辦法，算隻有給事中有時可以封駁。
給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過皇帝。
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說是由皇帝獨裁了。
不過碰到大事情，皇帝還是要到文華殿、武英殿來同那批大學士當面商量，隻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閣寫了條子送進皇宮給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們應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親自在内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閣，由内閣條旨票拟送進去批。
甚至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
于是經年累月，不再到内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裡去。
最有名的就是萬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裡大臣都沒有見過他一面。
當時人傳說他抽大煙，真假不知，不過這也很可能。
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
但我們也不能盡怪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們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宮，而要處決一應國家大事，這何等的不容易。
無怪他們要怕事偷懶，避不上朝。
我們隻該怪明太祖訂下那制度的不好。
即是廢宰相而由皇帝來獨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實在要不得。
現在再說皇帝和内閣日常不見面，于是皇帝和内閣中間的接觸，就多出一重太監上下其手的機會。
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内閣。
内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
這樣，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
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
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裡，太監變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後的決定權。
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把來當作包魚包肉的廢紙用。
這種黑暗腐敗，在曆史上，隻有明代有。
太監領袖稱司禮監，明代政制最壞時，私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當初太祖定制，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卻也預防到太監預聞政事的可能。
故在洪武十七年，鑄了一塊“内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挂在宮門裡。
可見太祖心裡盡明白，廢了宰相，由皇帝來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權。
正如漢武帝把相權攬在宮裡，也預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緻皇太後預政，所以要先把母後賜死。
這些可有之流害，他們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這是他後人遵守了，始終沒有敢違背。
至于不準太監幹預政事，他後人卻沒有遵守。
明代太監預政，就比任何朝代幹預得厲害。
這哪裡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這種情形下，外面弄得沒辦法，内閣學士若真要做點事，也必須先勾結太監。
因為内閣見不着皇帝面，非結合太監，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層。
明代有名内閣大學士張居正，這是近人所推中國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個，但他也隻能結合太監，才能攬實權。
在神宗萬曆還沒有做皇帝時，張居正就是神宗的師傅。
神宗做了皇帝，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而且又是内閣大學士。
然而先生見不到學生面，大學士照政制論，是無法主持政令的。
于是張居正隻有同司禮監勾結，他才能舒展抱負，來策動當時的政事。
但當時朝臣大家都反對張居正，說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不該弄權專政。
這批評實在也不錯。
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長官，他們隻須聽命于皇帝，并不須聽命于内閣。
若内閣和六部發生意見，六部可以說：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
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此是權臣，非大臣。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觀點上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的地位的。
在中國傳統制度下，宰相無事不該問，無權不該把。
他不問事，不當權，是失職，是無能。
并非宰相，而問事攬權，是奸臣，是權臣。
權臣弄權，這是違反國法的，也是違反政治上的傳統道德的。
然而明代的制度，則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宰相。
六部尚書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順的大臣。
當時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心裡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長官，分理國事，隻受皇帝節制，你做内閣大學士，隻是皇帝私人顧問，你在皇帝面前，“從容論思”是你的責任，你不該借着這一點關系正式出面來幹涉部院，那是你越權。
因為張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一份送内閣，一份送六科給事中。
這又是他不對。
給事中雖官階低，但在當時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該他過目，這是不錯的。
内閣則并無必須預聞之職權，隻皇帝私下要他預聞才預聞。
所以當時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市沒有理由答辯的。
他于是隻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絲毫也不錯。
然試問當時何嘗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張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國政治傳統，皇帝不該幹預宰相的事，此在講漢、唐、宋三代政制時，已詳細述及了。
現在是内閣不得幹預皇帝的權，就明論明，是不錯的，張居正也無法自辯。
現在我們不了解當時這情形，總認為張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張講法治，其實他本身就已違法了，而且違反了當時國家的大本大法呀。
該皇帝管的事，他來管，那豈非不法之至嗎？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
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一内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内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于漢唐宋傳統的。
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
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并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一個權臣，非大臣。
這不是專就他功業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義言。
此刻我們要提倡法治，卻又來推尊張居正，這正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
當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漢、唐、宋傳統有了很大的變化。
張居正并未能先把當時制度改正，卻在當時制度下曲折謀求事功，至少他是為目的不擇手段，在政治影響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們以上的說法，隻就制度與法理論，不從事業和居心論。
至少在當時那些反對派的意見是如此。
我們詳細講述這一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一問題。
因為中國國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壞，關系最重要。
明代亡國以後，當時有兩位大史學家，痛定思痛，來讨論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國政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訪錄》，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為将來隻有再立宰相，正名定義，把宰相來做政府領袖，不要由皇帝親攬大權。
另一位顧亭林，著有一部《日知錄》，他曾說：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他舉了曆史上許多例來講。
總而言之，地方政治幹得好，天下就太平。
地方政治幹不好，天下就大亂。
他們兩人的着眼點，一上一下，各有不同。
黃梨洲注意在上面，顧亭林注意在下面。
但我們若細看全部中國政治史，便知他們兩位所說，同樣是颠撲不破的教訓。
從中國傳統曆史意見論，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漢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還好。
讓我們舉一例來說：中國地方這樣大，現在有飛機、火車、電報，政令傳達，不感覺多麼的困難。
從前交通完全靠驿騎，這就不容易。
驿路可通全國，到處都有站，當時則叫做亭。
唐代首都在長安，若要發一公文到番禺（廣州）或者到杭州與福州，都非常困難的，這我們可以想象到。
但當時并不曾因交通之遼遠，遞訊之困難，而政事上有所失誤。
當時公文，也分緩急等次，好像現在發電報要分加急電和普通電一樣。
當時遞送某種公文一點鐘馬該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規定。
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時，慢的多少時，都規定了。
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達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預備好，此人吃飽喝夠，稍稍休息，再換一匹預先喂好了的馬，繼續跑。
第一天到什麼地方歇，第二天到什麼地方歇，都有限定。
因此幾天内，如限趕到，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打電報利用科學，從前全靠人力馬力。
每天戶部吏部，尚書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馬來，一匹馬去，絡繹于路。
現在的火車輪船，有時還誤點，古時驿騎誤點，更該是尋常事。
但也總得多少照規定時限到達。
否則，政事就會亂，國家就會垮台。
舉此一例，便知現在我們所喜歡說的中國人一向沒有時間觀念那句話，也不盡正确呀。
照理論，空間愈大，時間愈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