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宋代
關燈
小
中
大
一百二十五萬。
所以王荊公變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
裁兵的步驟，是想恢複古代民兵制度，來代替當時的傭兵。
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國，遂有所謂保甲制，先在黃河流域一帶試行。
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希望臨時需要，可以編成軍隊，而又可免除養兵之費。
論到募兵制，本來也非全要不得。
在某種地方某種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
但須有一确定的敵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幾年内，定要把敵人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訓練，及鋒而試，或許比全國皆兵制還好些。
東晉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
但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禦性的，不敢主動攻擊，用意始終在防守。
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這卻差誤了。
一個士兵募了來，輕易不脫行伍，直養到六十歲，還在軍隊裡，其間隻有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可用。
三十歲到六十歲這三十年，他已老了。
而且在軍伍十年，精神也疲了。
這樣的軍隊，有名無實，于是隻有再招新的。
因此軍隊愈養愈多，紀律又不好。
隊伍多了，雖不易捍禦外侮，卻很能引起内亂。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
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
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
節度使閑來沒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如是種種，把他們養着就算。
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
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又規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
地方兵廂軍是擺着無用的，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
但亦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
這又與漢唐戍兵退役不同。
宋代是沒有退役的，不在邊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
如是則一番調防，在軍人隻感是一番勞動，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
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于年年動員，年年打仗。
軍隊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軍隊分開了，軍隊一批批調防，将官還是在那裡不動。
如是則兵不習将，将不喜兵。
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然而緩急之際，兵将不相習，也難運用。
所以整個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軍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黃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結果宋代成為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
然而宋代開國時，中國社會承襲唐末五代，已飽受軍人之禍了，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知尚文輕武。
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告訴他後人說：你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
他們牢守此家訓，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
直到南宋，還是守着不殺士大夫的遺訓。
豈止不殺，宋王室實在是懂得優獎文人的。
因此過了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複興。
後代所謂宋學——又稱理學，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内奠定基礎的。
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曆史傳統，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在。
正因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所以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話頭，也就從那時傳下來。
我們今天從曆史上平心評論，隻能說宋代人為了補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沒有完全把毛病糾正過來，我們卻不能請怪宋人。
須知有許多毛病，還該怪唐代人。
唐代窮兵黩武，到唐玄宗時，正像近代所謂的帝國主義，這是要不得的。
我們隻能說羅馬人因為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并且從此不再有羅馬。
而中國在唐代窮兵黩武之後仍沒有垮台，中國的曆史文化依然持續，這還是宋代人的功勞。
我們不能因他太貧太弱，遂把這些艱苦一并抹殺。
再說到國防資源問題，這也是宋代一個最大的缺憾。
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
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
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
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
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隻有兩個地方出産。
一在東北，一在西北。
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
一是甘涼河套一帶。
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
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
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裡。
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
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注意到養馬。
但在中國内地養馬不方便，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裡要準備戰争一大缺點。
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
把馬寄養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争需要，在臨時集合。
這種事，民間當然情願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
但馬死了要賠錢，于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
政府卻要挨派，于是保馬變成一秕政。
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
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
再說當時長城内險，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一帶，都已在遼人手裡，遼人倘向南沖來，又怎樣辦呢？真宗時澶淵之盟，即由此形勢下逼成。
自宋遼兩國講和以後，宋朝的國防形勢是很可憐的。
兩國既不正式開戰，中國人也不好正式布置邊防。
隻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楊。
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禦遼人之大隊騎兵。
這可說是無法中的辦法。
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
但這辦法縱可憐，遼人也懂得，還是時時不許中國開溝渠，種水田。
又在冬令時，放隊四出小掠，把中國邊境農村燒殺破殘了，讓中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禦線，他們可以随時入侵，如是威脅着中國隻好保持和議。
算隻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還有一道雁門關内險，這就是楊家将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禦的一條線。
不過這是次要的一線，主要的還是在河北。
此線無險可守，主要的國防線算是拒馬河，亦在涿州附近，這是宋代中國不得已的一條可憐的國防線。
由此一退下來，就直扣首都開封之國門。
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帶，漸漸和黃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
至于過了長江，形勢更不同。
所以南宋還能守江淮。
這是宋代國防上的先天弱點，我們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弱能出一個大有為之主，就國防根本條件論，隻有主動地以攻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擊，獲得勝利，才能立國，才能再講其他制度。
現在是以防禦來保國家，而且是一種劣勢的防禦，遲早總要失敗，再遷就這一形勢來決定其他制度，自該無一是處了。
其實中國自古立國，也沒有不以戰鬥攻勢立國的。
秦始皇帝的萬裡長城，東起大同江，西到甘肅蘭州黃河鐵橋，較之宋代這一條拒馬河，怎好相提并論呢？況且縱使是萬裡長城，也該采用攻勢防禦。
所以終于逼出漢武帝的開塞出擊。
宋代軍隊又完全用在消極性的防禦上，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訓深，才矯枉過正至于如此。
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終在國防無辦法狀态下支撐。
幸而還是宋代人特别重視讀書人，軍隊雖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複興，以此内部也還沒有出什麼大毛病。
其大體得失如是。
所以王荊公變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
裁兵的步驟，是想恢複古代民兵制度，來代替當時的傭兵。
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國，遂有所謂保甲制，先在黃河流域一帶試行。
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希望臨時需要，可以編成軍隊，而又可免除養兵之費。
論到募兵制，本來也非全要不得。
在某種地方某種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
但須有一确定的敵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幾年内，定要把敵人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訓練，及鋒而試，或許比全國皆兵制還好些。
東晉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
但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禦性的，不敢主動攻擊，用意始終在防守。
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這卻差誤了。
一個士兵募了來，輕易不脫行伍，直養到六十歲，還在軍隊裡，其間隻有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可用。
三十歲到六十歲這三十年，他已老了。
而且在軍伍十年，精神也疲了。
這樣的軍隊，有名無實，于是隻有再招新的。
因此軍隊愈養愈多，紀律又不好。
隊伍多了，雖不易捍禦外侮，卻很能引起内亂。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
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
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
節度使閑來沒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如是種種，把他們養着就算。
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
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又規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
地方兵廂軍是擺着無用的，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
但亦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
這又與漢唐戍兵退役不同。
宋代是沒有退役的，不在邊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
如是則一番調防，在軍人隻感是一番勞動，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
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于年年動員，年年打仗。
軍隊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軍隊分開了，軍隊一批批調防，将官還是在那裡不動。
如是則兵不習将，将不喜兵。
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然而緩急之際，兵将不相習，也難運用。
所以整個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軍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黃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結果宋代成為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
然而宋代開國時，中國社會承襲唐末五代，已飽受軍人之禍了，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知尚文輕武。
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告訴他後人說：你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
他們牢守此家訓，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
直到南宋，還是守着不殺士大夫的遺訓。
豈止不殺，宋王室實在是懂得優獎文人的。
因此過了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複興。
後代所謂宋學——又稱理學，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内奠定基礎的。
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曆史傳統，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在。
正因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所以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話頭，也就從那時傳下來。
我們今天從曆史上平心評論，隻能說宋代人為了補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沒有完全把毛病糾正過來，我們卻不能請怪宋人。
須知有許多毛病，還該怪唐代人。
唐代窮兵黩武，到唐玄宗時，正像近代所謂的帝國主義，這是要不得的。
我們隻能說羅馬人因為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并且從此不再有羅馬。
而中國在唐代窮兵黩武之後仍沒有垮台，中國的曆史文化依然持續，這還是宋代人的功勞。
我們不能因他太貧太弱，遂把這些艱苦一并抹殺。
再說到國防資源問題，這也是宋代一個最大的缺憾。
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
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
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
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
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隻有兩個地方出産。
一在東北，一在西北。
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
一是甘涼河套一帶。
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
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
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裡。
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
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注意到養馬。
但在中國内地養馬不方便，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裡要準備戰争一大缺點。
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
把馬寄養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争需要，在臨時集合。
這種事，民間當然情願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
但馬死了要賠錢，于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
政府卻要挨派，于是保馬變成一秕政。
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
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
再說當時長城内險，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一帶，都已在遼人手裡，遼人倘向南沖來，又怎樣辦呢？真宗時澶淵之盟，即由此形勢下逼成。
自宋遼兩國講和以後，宋朝的國防形勢是很可憐的。
兩國既不正式開戰，中國人也不好正式布置邊防。
隻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楊。
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禦遼人之大隊騎兵。
這可說是無法中的辦法。
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
但這辦法縱可憐，遼人也懂得，還是時時不許中國開溝渠，種水田。
又在冬令時，放隊四出小掠，把中國邊境農村燒殺破殘了，讓中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禦線，他們可以随時入侵，如是威脅着中國隻好保持和議。
算隻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還有一道雁門關内險，這就是楊家将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禦的一條線。
不過這是次要的一線，主要的還是在河北。
此線無險可守，主要的國防線算是拒馬河，亦在涿州附近，這是宋代中國不得已的一條可憐的國防線。
由此一退下來，就直扣首都開封之國門。
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帶，漸漸和黃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
至于過了長江，形勢更不同。
所以南宋還能守江淮。
這是宋代國防上的先天弱點，我們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弱能出一個大有為之主，就國防根本條件論，隻有主動地以攻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擊，獲得勝利，才能立國，才能再講其他制度。
現在是以防禦來保國家，而且是一種劣勢的防禦，遲早總要失敗，再遷就這一形勢來決定其他制度，自該無一是處了。
其實中國自古立國，也沒有不以戰鬥攻勢立國的。
秦始皇帝的萬裡長城，東起大同江，西到甘肅蘭州黃河鐵橋，較之宋代這一條拒馬河，怎好相提并論呢？況且縱使是萬裡長城，也該采用攻勢防禦。
所以終于逼出漢武帝的開塞出擊。
宋代軍隊又完全用在消極性的防禦上，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訓深，才矯枉過正至于如此。
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終在國防無辦法狀态下支撐。
幸而還是宋代人特别重視讀書人，軍隊雖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複興，以此内部也還沒有出什麼大毛病。
其大體得失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