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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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啬夫遊徼。
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遊徼管警察盜賊。
他們都代表地方，協助政府。
這一制度，到隋唐便沒有了，變成有名無實。
到了五代時候，軍隊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貢調，那些本來早不在國家規定的制度裡，于是臨時就得找地方領袖，向他們要房子，要稻草，要馬料，要用具，要壯丁，要給養。
這明知道不好辦，但也得勉強辦。
軍隊常川來往，這些地方領袖，就變成專是對上辦差。
地方行政官卻感到有此一種人，又省事、又易督責，于是即使地方上沒有這樣人，也硬要舉出一個兩個來。
軍隊像水一樣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辦差的辦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
一個垮了，再找另一個。
以後即使沒有軍隊需索，地方長官也依然沿着舊習，仍要地方照常辦差，這樣就變成地方又多了一筆負擔。
而更壞的是使地方上沒有一個能興旺的家，興旺了，派差便輪到他。
這是宋代之所謂差役法。
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邊，都是由前面曆史沿襲下來，政府沒有仔細注意，而遂為社會之大害。
王荊公變法，始訂出免役錢的辦法來。
由政府規定，叫地方出錢，每家攤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為政府辦公差破産之苦。
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論，因為要民衆攤出免役錢，豈不又要增重民衆的負擔？但王荊公的主張，認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與其擇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産，不如平均攤派，為害轉輕。
以後司馬溫公做宰相，他對荊公新法，一切反對，因要恢複差役，其時荊公已退休在南京，聽得此消息，他說：“這件事還能反對嗎？”可見荊公對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
蘇東坡原來也反對免役法，但後來對司馬溫公主張複役又反對了。
溫公力主執行，東坡對他說：“從前我們反對王安石不許人有異議，為什麼你執政了，又不許别人有異議呢？”但溫公終于不聽，旁邊跑出來一個蔡京，他挺胸力保說我三個月可以把差役法辦成，結果終于給他辦成了。
但是後來驅逐溫公舊黨重行新辦法時，即是這個蔡京。
現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個壞人了，再當時連司馬溫公也認他是好人。
我們專憑此一制度之變動與争執，可見要評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當時是并不容易的。
而人物之賢奸則更難辨。
但蔡京害了溫公尚淺，他害了荊公卻深。
因他後來主張新法，把宋朝弄壞了，後世遂連荊公都罵作小人，豈不是蔡京連累了王荊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荊公的免役法，則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國社會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
然而正因為沒有役，人口就不要詳密計算。
中國政府的戶口冊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開始有，後來逐漸沒有了。
即便宋明兩代有，也不覺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
王荊公的免役法，還得人人出錢免役，明代有一條鞭法，又把丁稅歸到田租裡，便不看重人丁了。
到清代中葉以後，有地丁攤糧永不增賦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冊了。
然而這樣一來，變成隻有土地與政府發生了直接關系，人口與政府卻像沒有直接關系了。
一個國民，隻要沒有天地，不應科舉考試，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終身可以與國家不發生絲毫直接關系，這又豈是中國政治上曆來重看輕徭薄賦制的理想者所預期而衷心贊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與國防弱點 宋代軍隊分兩種，一稱禁軍，一稱廂軍。
宋代兵制算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緣來曆，我們仍不能過分來責備宋人。
在唐末五代時，藩鎮驕橫，兵亂頻仍，當時社會幾乎大家都當兵，讀書人像要沒有了。
開頭軍隊還像樣，以後都變成了老弱殘兵。
軍隊不能上陣打仗，便把來像罪犯般當勞役用。
其時凡當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稱為配軍，防他逃跑。
如《水浒傳》裡的宋江武松一類人，臉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軍營中當兵做苦工，人家罵他賊配軍，這是遠從五代起，直到宋朝，沒有能徹底改。
這樣的軍隊，當然沒有用。
其實這些軍隊，在漢是更役，在唐則是庸。
而宋代之所謂役，在漢代卻是地方自治之代表。
此種轉變，極不合理。
隻因積重難返，宋太祖也隻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編隊，就叫禁軍。
禁軍的挑選，身長體重都有規定，起先用一個活的兵樣，後來用木頭做成一人樣子，送到各地方各隊伍，合這标準的，就送中央當禁軍。
因此禁軍比較像樣。
不合這标準的，留在地方作廂軍。
廂是城廂之義，廂軍是指駐在各地方城廂的。
這些兵，并不要他們上陣打仗，隻在地方當雜差。
地方政府有什麼力役，就叫他們做。
照理，宋代開國第一件該做的事，便是裁兵複員，而宋代卻隻照上面所說的這樣裁，至于複員則始終複不了。
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個統一了全國，他們的大敵遼國，已經先宋立國有了五十多年的曆史。
所謂燕雲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
當時察哈爾、熱河、遼甯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遼人手裡。
北方藩籬盡撤，而宋代又建都開封，開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黃河邊。
太行山以東盡是個大平原，騎兵從北南下，三幾天就可到黃河邊。
一渡黃河，即達開封城門下。
所以宋代立國時沒有國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陽，敵人從北平下來，渡了河，由現在的隴海線向西，還需越過鄭州一帶所謂京索之山，勉強還有險可守。
若從山西邊塞南下，五台山雁門關是那裡的内險，可算得第二道國防線。
要一氣沖到黃河邊，還不容易。
所以建都洛陽還比較好。
若能恢複漢唐規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當然更好。
但宋太祖為何不建都洛陽西安，二偏要建都開封呢？這也有他的苦衷。
因為當時國防線早經殘破，燕雲失地未複，他不得不養兵。
養病要糧食，而當時的軍糧，也已經要全靠長江流域給養。
古代所謂大河中原地帶，早在唐末五代殘破不堪，經濟全賴南方支持。
由揚州往北有一條運河，這不是元以後的運河，而是從揚州往北沿今隴海線西達開封的，這是隋炀帝以來的所謂通濟渠。
米糧到了開封，若要再往洛陽運，那時汴渠已壞。
若靠陸路運輸，更艱難，要浪費許多人力物力。
宋代開國，承接五代一般長期混亂黑暗殘破的局面，沒有力量把軍糧再運洛陽去，長安一片荒涼，更不用提。
為要節省一點糧運費用，所以遷就建都在開封。
宋太祖當時也講過，将來國家太平，國都還是要西遷的。
在當時本有兩個國策，一是先打黃河北岸，把北漢及遼打平了，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
這個政策是積極進取的，不過也很危險。
假使打了敗仗，連退路都沒有。
一個是先平長江流域，統一了南方，再打北方，這個政策比較持重穩健。
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卻留着艱難的事給後人做。
所以宋太祖臨死，聽他母親話，傳位他弟弟趙匡義，這是宋太宗。
太宗即位，曾兩次對遼親征，但都打了敗仗。
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門外直去西山頤和園的那條高粱河邊上交戰，這一仗打敗，他自己中了箭，回來因創死了。
在曆史上，這種事是隐諱不講的。
隻因宋代開國形勢如此，以後就不能裁兵，不能複員，而同時也不敢和遼國再打仗。
因為要打就隻能勝，不能敗。
敗了一退就到黃河邊，國本就動搖。
在這種情形下，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
更奇怪的，養了兵又不看重他們，卻來竭力提倡文治。
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國曆史的逆流扭轉過來了。
在宋人隻想把這些兵隊來抵禦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輕武，好漸漸裁抑軍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轍。
因此上養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後就愈養愈多。
《水浒傳》說林沖是八十三萬禁軍教頭，實際上太祖開國時隻有二十萬軍隊，太宗時有六十六萬，到仁宗時已經有了
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遊徼管警察盜賊。
他們都代表地方，協助政府。
這一制度，到隋唐便沒有了，變成有名無實。
到了五代時候，軍隊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貢調，那些本來早不在國家規定的制度裡，于是臨時就得找地方領袖，向他們要房子，要稻草，要馬料，要用具，要壯丁，要給養。
這明知道不好辦，但也得勉強辦。
軍隊常川來往，這些地方領袖，就變成專是對上辦差。
地方行政官卻感到有此一種人，又省事、又易督責，于是即使地方上沒有這樣人，也硬要舉出一個兩個來。
軍隊像水一樣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辦差的辦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
一個垮了，再找另一個。
以後即使沒有軍隊需索，地方長官也依然沿着舊習，仍要地方照常辦差，這樣就變成地方又多了一筆負擔。
而更壞的是使地方上沒有一個能興旺的家，興旺了，派差便輪到他。
這是宋代之所謂差役法。
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邊，都是由前面曆史沿襲下來，政府沒有仔細注意，而遂為社會之大害。
王荊公變法，始訂出免役錢的辦法來。
由政府規定，叫地方出錢，每家攤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為政府辦公差破産之苦。
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論，因為要民衆攤出免役錢，豈不又要增重民衆的負擔？但王荊公的主張，認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與其擇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産，不如平均攤派，為害轉輕。
以後司馬溫公做宰相，他對荊公新法，一切反對，因要恢複差役，其時荊公已退休在南京，聽得此消息，他說：“這件事還能反對嗎？”可見荊公對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
蘇東坡原來也反對免役法，但後來對司馬溫公主張複役又反對了。
溫公力主執行，東坡對他說：“從前我們反對王安石不許人有異議，為什麼你執政了，又不許别人有異議呢？”但溫公終于不聽，旁邊跑出來一個蔡京，他挺胸力保說我三個月可以把差役法辦成，結果終于給他辦成了。
但是後來驅逐溫公舊黨重行新辦法時，即是這個蔡京。
現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個壞人了，再當時連司馬溫公也認他是好人。
我們專憑此一制度之變動與争執，可見要評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當時是并不容易的。
而人物之賢奸則更難辨。
但蔡京害了溫公尚淺，他害了荊公卻深。
因他後來主張新法，把宋朝弄壞了，後世遂連荊公都罵作小人，豈不是蔡京連累了王荊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荊公的免役法，則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國社會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
然而正因為沒有役，人口就不要詳密計算。
中國政府的戶口冊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開始有，後來逐漸沒有了。
即便宋明兩代有，也不覺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
王荊公的免役法，還得人人出錢免役，明代有一條鞭法，又把丁稅歸到田租裡，便不看重人丁了。
到清代中葉以後，有地丁攤糧永不增賦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冊了。
然而這樣一來，變成隻有土地與政府發生了直接關系，人口與政府卻像沒有直接關系了。
一個國民，隻要沒有天地，不應科舉考試，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終身可以與國家不發生絲毫直接關系，這又豈是中國政治上曆來重看輕徭薄賦制的理想者所預期而衷心贊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與國防弱點 宋代軍隊分兩種，一稱禁軍，一稱廂軍。
宋代兵制算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緣來曆，我們仍不能過分來責備宋人。
在唐末五代時，藩鎮驕橫，兵亂頻仍，當時社會幾乎大家都當兵，讀書人像要沒有了。
開頭軍隊還像樣，以後都變成了老弱殘兵。
軍隊不能上陣打仗，便把來像罪犯般當勞役用。
其時凡當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稱為配軍，防他逃跑。
如《水浒傳》裡的宋江武松一類人，臉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軍營中當兵做苦工，人家罵他賊配軍，這是遠從五代起，直到宋朝，沒有能徹底改。
這樣的軍隊，當然沒有用。
其實這些軍隊，在漢是更役，在唐則是庸。
而宋代之所謂役，在漢代卻是地方自治之代表。
此種轉變，極不合理。
隻因積重難返，宋太祖也隻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編隊，就叫禁軍。
禁軍的挑選，身長體重都有規定，起先用一個活的兵樣，後來用木頭做成一人樣子，送到各地方各隊伍，合這标準的，就送中央當禁軍。
因此禁軍比較像樣。
不合這标準的，留在地方作廂軍。
廂是城廂之義，廂軍是指駐在各地方城廂的。
這些兵，并不要他們上陣打仗，隻在地方當雜差。
地方政府有什麼力役，就叫他們做。
照理，宋代開國第一件該做的事，便是裁兵複員，而宋代卻隻照上面所說的這樣裁，至于複員則始終複不了。
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個統一了全國，他們的大敵遼國，已經先宋立國有了五十多年的曆史。
所謂燕雲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
當時察哈爾、熱河、遼甯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遼人手裡。
北方藩籬盡撤，而宋代又建都開封，開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黃河邊。
太行山以東盡是個大平原，騎兵從北南下，三幾天就可到黃河邊。
一渡黃河，即達開封城門下。
所以宋代立國時沒有國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陽，敵人從北平下來，渡了河，由現在的隴海線向西，還需越過鄭州一帶所謂京索之山，勉強還有險可守。
若從山西邊塞南下，五台山雁門關是那裡的内險，可算得第二道國防線。
要一氣沖到黃河邊，還不容易。
所以建都洛陽還比較好。
若能恢複漢唐規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當然更好。
但宋太祖為何不建都洛陽西安，二偏要建都開封呢？這也有他的苦衷。
因為當時國防線早經殘破，燕雲失地未複，他不得不養兵。
養病要糧食，而當時的軍糧，也已經要全靠長江流域給養。
古代所謂大河中原地帶，早在唐末五代殘破不堪，經濟全賴南方支持。
由揚州往北有一條運河，這不是元以後的運河，而是從揚州往北沿今隴海線西達開封的，這是隋炀帝以來的所謂通濟渠。
米糧到了開封，若要再往洛陽運，那時汴渠已壞。
若靠陸路運輸，更艱難，要浪費許多人力物力。
宋代開國，承接五代一般長期混亂黑暗殘破的局面，沒有力量把軍糧再運洛陽去，長安一片荒涼，更不用提。
為要節省一點糧運費用，所以遷就建都在開封。
宋太祖當時也講過，将來國家太平，國都還是要西遷的。
在當時本有兩個國策，一是先打黃河北岸，把北漢及遼打平了，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
這個政策是積極進取的，不過也很危險。
假使打了敗仗，連退路都沒有。
一個是先平長江流域，統一了南方，再打北方，這個政策比較持重穩健。
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卻留着艱難的事給後人做。
所以宋太祖臨死，聽他母親話，傳位他弟弟趙匡義，這是宋太宗。
太宗即位，曾兩次對遼親征，但都打了敗仗。
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門外直去西山頤和園的那條高粱河邊上交戰，這一仗打敗，他自己中了箭，回來因創死了。
在曆史上，這種事是隐諱不講的。
隻因宋代開國形勢如此，以後就不能裁兵，不能複員，而同時也不敢和遼國再打仗。
因為要打就隻能勝，不能敗。
敗了一退就到黃河邊，國本就動搖。
在這種情形下，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
更奇怪的，養了兵又不看重他們，卻來竭力提倡文治。
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國曆史的逆流扭轉過來了。
在宋人隻想把這些兵隊來抵禦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輕武，好漸漸裁抑軍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轍。
因此上養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後就愈養愈多。
《水浒傳》說林沖是八十三萬禁軍教頭，實際上太祖開國時隻有二十萬軍隊，太宗時有六十六萬，到仁宗時已經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