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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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政府組織
甲、漢唐相權之比較
漢和唐，是曆史上最能代表中國的兩個朝代，上次講了漢代制度，現在繼續講唐代。
先講唐代的政府：政府與皇室的劃分，自漢以來即然。
惟就王室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隻是朝代的更換，劉家換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
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
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于相權的變動，一切制度也自随之變動。
唐代政府和漢代之不同，若以現在話來說，漢宰相是采用領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則采用委員制。
換言之，漢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而唐代則把相權分别操掌于幾個部門，由許多人來共同負責，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
漢朝隻有一個宰相，但遇政府有大政事，亦常有大會議，這是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的會議。
唐代則把相權劃分成幾個機關，這幾個機關便須常川會議，來決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
漢代宰相下有副宰相，禦史大夫，我們也可說，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權，禦史大夫掌握的是監察權。
唐代宰相共有三個衙門，當時稱為三省：一中書省，二門下省，三尚書省。
此三省職權會合，才等于一個漢朝的宰相，而監察權還并不在内。
中書省首長為中書令，門下省主管長官為侍中，尚書省長官為尚書令。
唐分官階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處元老，不負實際行政責任。
三品以下，始為實際責任官吏。
中書令門下侍中及尚書令皆為三品官。
若論此三省之來曆，尚書本是皇宮内廷秘書，已在講漢代制度時講過。
中書依官名論，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
侍中則是在宮中侍奉皇帝。
故就官職名義言，這三個官，原先本都是内廷關。
而到唐代，則全由内廷官一變而為政府外朝的執政長官，和以前性質完全不同。
其實宰和相，在春秋時代，也僅系封建貴族的家臣，但到秦漢則化私為公，變成了正式政府的執政官。
此後宰相失職，卻又有另一批皇帝内廷私臣變成了正式執政官的，便如唐代之三省。
何謂失職？因宰相職權，本該領導政府，統治全國的，後來此項職權，被皇帝奪去了，皇帝把他們的私屬像中書門下尚書之類來代行政府宰相的職權，這是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事。
現在到唐代，才有把以前宰相職權正式分配給三省。
換言之，亦即是吧以前皇室濫用之權重交還政府。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職權之分配 現在再說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職權之分配：中書主發令。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出。
此種最高命令，名義上是皇帝的诏書，在唐代叫做“敕”。
凡屬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
但實際上皇帝自己卻并不拟“敕”，而系中書省拟定，此所謂“定旨出命”。
在中書省中除中書令為正長官外，設有副長官“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之下，又有“中書舍人”，員額有七八人之多。
中書舍人官位并不高，而他們卻有拟撰诏敕之權。
遇中書發布命令，多由他們拟撰。
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
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
春秋時即有“賢均從衆”之說（見《左傳》）。
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
賢屬質，衆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
中國人認為隻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
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這一觀念，反映在漢代的選舉制度上，便極明顯。
所以國家的選舉權，并不托付于社會一般民衆，而徑由地方長官行使之。
照理，地方長官應該擇賢而任。
他既是一位賢長官，自能博采輿情，為國家選拔真才。
這是理論。
至于事實之不能全合于理論，則屬另一問題。
即如唐制，中書舍人拟稿，亦由諸舍人各自拟撰，是謂“五花判事”。
然後再由中書令或中書侍郎就此許多初稿中選定一稿，或加補充修潤，成為正式诏書，然後再呈送皇帝畫一敕字。
經畫敕後，即成為皇帝的命令，然後行達門下省。
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權，是操于中書省。
皇帝隻同意畫敕而止。
待門下省主管長官侍中及副長官侍郎接獲此項诏書後，即加予複核，這是對此項命令之再審查。
在門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設有若幹第三級官，謂之“給事中”。
給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對皇帝诏書亦得參加意見。
若門下省反對此項诏書，即将原诏書批注送還，稱為“塗歸”。
意即将原诏書塗改後送還中書省重拟之意。
塗歸亦稱“封駁”“封還”“駁還”等，其意義略相同。
此項塗歸封駁之權則屬諸門下省。
若以今日慣語說之，門下省所掌是一種副署權。
每一命令，必須門下省副署，始得發生正式效能。
如門下省不同意副署，中書命令便不得行下。
诏敕自中書定旨門下複審手續完成後，即送尚書省執行。
尚書省則僅有執行命令之權，而于決定命令則無權過問。
丙、中央最高機構政事堂 政事堂此種制度，亦有相當麻煩處。
如中書省拟好命令送達門下省，如遇門下省反對，即予塗歸封還，如是則此道命令等于白費，即皇帝之“畫敕”亦等于無效。
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門下省和中書省舉行聯席會議，會議場所稱為“政事堂”。
原先常在門下省舉行，後來又改在中書省召開。
會議時，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侍郎皆出席。
若尚書省長官不出席政事堂會議，即事先不獲預聞命令決奪。
故唐人目光中，須中書門下始稱真宰相。
唐太宗在未登極前，曾做過尚書令，即太宗即位，朝臣無敢再當尚書令之職，因此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常虛懸其缺。
僅有兩個副長官，即尚書左仆射及右仆射。
尚書左右仆射若得兼銜，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會議，獲得真宰相之身份。
最先尚書仆射都附此職銜，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
但到開元以後，即尚書仆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職銜了。
如是則他們隻有執行命令之權，而無發布命令及參與決定命令之權。
他們職掌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職權，因此也不得認為真宰相。
但唐制除三省長官外，也有其他較低級官員而得附參知機務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職銜的，如是則此人亦得參與政事堂會議。
此如現今内閣中之不管部大臣，行政院中之不管部的政務委員，雖非某一部的主管長官，而得出席政務會議，預聞國家大政決奪。
此等人必是官位雖低而早負時望的，始得加此職銜。
當時的尚書省，則略等于現在的行政院。
因他隻管行政，不管出命。
政府的最高機構，則在政事堂。
凡屬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須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即須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再送尚書省執行。
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為下面各級機關所承認。
故說“不經 閣鸾台，何得為敕”（中書省武則天改稱鳳閣，門下省武則天改稱鸾台），這仍是說一切皇帝诏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
其實則皇帝的诏敕，根本由中書拟撰。
但中國傳統政治，仍有一大漏洞。
在唐代，也并無皇帝決不該不經中書門下而徑自頒下诏書之規定。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下一中通融性。
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動變通之餘地，不肯死殺規定，斬絕斷制。
因此中國皇帝不緻如英國皇帝般被逼上斷頭台，或限定他不得為種種活動。
事實上唐代也确有不經中書門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
不經 閣鸾台何為敕，此是留祎之批評武則天的話，而劉祎之因此遭了殺身之禍。
武則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便不經兩省而徑自封拜官職。
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覺得難為情，故他裝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發，而改用斜封。
所書“敕”字，也不敢用朱筆，而改用墨筆。
當時稱為“斜封墨敕”。
此即表示此項命令未經中書門下兩省，而要請下行機關馬虎承認之意。
在當時便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因此在曆史上傳下。
當時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時人稱之為“斜封官”，因其未經正式敕封手續而為一般人所看不起。
據此一例，便知中國傳統政治，本不全由皇帝專制，也不能說中國人絕無法制觀念。
但中國政治史上所規定的一切法制，有時往往有不嚴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實。
但嚴格說來，則此等事總屬胡鬧，不可為訓。
隻因鬧得不大，皇帝私下隻封幾個小官職，也不緻有大影響。
直到宋朝，太祖趙匡胤開國為帝時，建德二年，恰逢三個宰相相繼去職，太祖欲派趙普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經宰相副署，此刻舊宰相既已全體去職，一時找不到副署人，該項敕旨，即無法行下。
宋太祖乃召集群臣會商辦法，當時有人獻議說：“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經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變時，當時前宰相已死，皇帝臨時封派宰相，即由尚書仆射參知政事者蓋印，今可仿此方式辦理”，同時即有人反對，謂“唐代甘露事變，雖曾用此方式，但為亂時變通權宜辦法。
今大宋升平，不應采此方式。
”如是再四商讨，是決定由當時開封府尹副署蓋印行下。
當時宋都開封，開封府尹即等于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之南京市長，恰巧當時開封府尹是趙匡義，由喜宋太祖的嫡親胞弟，後來即為宋太宗；這才算完備了這一诏敕的法定手續。
根據這一點看，中國過去的政治，不能說皇權相權絕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專制。
我們縱要說它是專制，也不能不認為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開明的專制。
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來決定一切的。
我們現在應該注意在它的一切較詳密的制度上，卻不必專在專制與民主的字眼上争執。
再說回來，唐代中書門下省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多時有至十幾人，最少則隻有兩人，即中書令及門下侍中。
開會時有一主席，稱為“執筆”。
讨論結果，由他綜合記錄，等于現在之書記長。
此項主席輪流充任。
有時一人輪十天，有時一人輪一天。
大家的意見，不僅由他綜合記錄，而且最後文字決定之權亦在他。
這是唐代宰相一職，在采用委員制中的首席來代替領袖制的一種運用與安排。
丁、尚書省與六部 國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經政事堂會議決定後，便送尚書省執行，尚書省是政府裡最高最大的行政機構。
尚書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過六部次序有時略有改動。
唐開始時是吏禮兵民（戶部）刑工，唐太宗是改
先講唐代的政府：政府與皇室的劃分，自漢以來即然。
惟就王室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隻是朝代的更換，劉家換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
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
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于相權的變動，一切制度也自随之變動。
唐代政府和漢代之不同，若以現在話來說，漢宰相是采用領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則采用委員制。
換言之，漢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而唐代則把相權分别操掌于幾個部門，由許多人來共同負責，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
漢朝隻有一個宰相，但遇政府有大政事，亦常有大會議，這是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的會議。
唐代則把相權劃分成幾個機關，這幾個機關便須常川會議，來決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
漢代宰相下有副宰相，禦史大夫，我們也可說，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權，禦史大夫掌握的是監察權。
唐代宰相共有三個衙門，當時稱為三省：一中書省，二門下省，三尚書省。
此三省職權會合，才等于一個漢朝的宰相，而監察權還并不在内。
中書省首長為中書令，門下省主管長官為侍中，尚書省長官為尚書令。
唐分官階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處元老，不負實際行政責任。
三品以下，始為實際責任官吏。
中書令門下侍中及尚書令皆為三品官。
若論此三省之來曆，尚書本是皇宮内廷秘書，已在講漢代制度時講過。
中書依官名論，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
侍中則是在宮中侍奉皇帝。
故就官職名義言，這三個官，原先本都是内廷關。
而到唐代，則全由内廷官一變而為政府外朝的執政長官，和以前性質完全不同。
其實宰和相，在春秋時代，也僅系封建貴族的家臣，但到秦漢則化私為公，變成了正式政府的執政官。
此後宰相失職，卻又有另一批皇帝内廷私臣變成了正式執政官的，便如唐代之三省。
何謂失職？因宰相職權，本該領導政府，統治全國的，後來此項職權，被皇帝奪去了，皇帝把他們的私屬像中書門下尚書之類來代行政府宰相的職權，這是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事。
現在到唐代，才有把以前宰相職權正式分配給三省。
換言之，亦即是吧以前皇室濫用之權重交還政府。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職權之分配 現在再說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職權之分配：中書主發令。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出。
此種最高命令，名義上是皇帝的诏書，在唐代叫做“敕”。
凡屬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
但實際上皇帝自己卻并不拟“敕”，而系中書省拟定，此所謂“定旨出命”。
在中書省中除中書令為正長官外，設有副長官“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之下，又有“中書舍人”，員額有七八人之多。
中書舍人官位并不高，而他們卻有拟撰诏敕之權。
遇中書發布命令，多由他們拟撰。
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
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
春秋時即有“賢均從衆”之說（見《左傳》）。
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
賢屬質，衆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
中國人認為隻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
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這一觀念，反映在漢代的選舉制度上，便極明顯。
所以國家的選舉權，并不托付于社會一般民衆，而徑由地方長官行使之。
照理，地方長官應該擇賢而任。
他既是一位賢長官，自能博采輿情，為國家選拔真才。
這是理論。
至于事實之不能全合于理論，則屬另一問題。
即如唐制，中書舍人拟稿，亦由諸舍人各自拟撰，是謂“五花判事”。
然後再由中書令或中書侍郎就此許多初稿中選定一稿，或加補充修潤，成為正式诏書，然後再呈送皇帝畫一敕字。
經畫敕後，即成為皇帝的命令，然後行達門下省。
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權，是操于中書省。
皇帝隻同意畫敕而止。
待門下省主管長官侍中及副長官侍郎接獲此項诏書後，即加予複核，這是對此項命令之再審查。
在門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設有若幹第三級官，謂之“給事中”。
給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對皇帝诏書亦得參加意見。
若門下省反對此項诏書，即将原诏書批注送還，稱為“塗歸”。
意即将原诏書塗改後送還中書省重拟之意。
塗歸亦稱“封駁”“封還”“駁還”等，其意義略相同。
此項塗歸封駁之權則屬諸門下省。
若以今日慣語說之，門下省所掌是一種副署權。
每一命令，必須門下省副署，始得發生正式效能。
如門下省不同意副署，中書命令便不得行下。
诏敕自中書定旨門下複審手續完成後，即送尚書省執行。
尚書省則僅有執行命令之權，而于決定命令則無權過問。
丙、中央最高機構政事堂 政事堂此種制度，亦有相當麻煩處。
如中書省拟好命令送達門下省，如遇門下省反對，即予塗歸封還，如是則此道命令等于白費，即皇帝之“畫敕”亦等于無效。
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門下省和中書省舉行聯席會議，會議場所稱為“政事堂”。
原先常在門下省舉行，後來又改在中書省召開。
會議時，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侍郎皆出席。
若尚書省長官不出席政事堂會議，即事先不獲預聞命令決奪。
故唐人目光中，須中書門下始稱真宰相。
唐太宗在未登極前，曾做過尚書令，即太宗即位，朝臣無敢再當尚書令之職，因此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常虛懸其缺。
僅有兩個副長官，即尚書左仆射及右仆射。
尚書左右仆射若得兼銜，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會議，獲得真宰相之身份。
最先尚書仆射都附此職銜，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
但到開元以後，即尚書仆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職銜了。
如是則他們隻有執行命令之權，而無發布命令及參與決定命令之權。
他們職掌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職權，因此也不得認為真宰相。
但唐制除三省長官外，也有其他較低級官員而得附參知機務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職銜的，如是則此人亦得參與政事堂會議。
此如現今内閣中之不管部大臣，行政院中之不管部的政務委員，雖非某一部的主管長官，而得出席政務會議，預聞國家大政決奪。
此等人必是官位雖低而早負時望的，始得加此職銜。
當時的尚書省，則略等于現在的行政院。
因他隻管行政，不管出命。
政府的最高機構，則在政事堂。
凡屬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須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即須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再送尚書省執行。
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為下面各級機關所承認。
故說“不經 閣鸾台，何得為敕”（中書省武則天改稱鳳閣，門下省武則天改稱鸾台），這仍是說一切皇帝诏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
其實則皇帝的诏敕，根本由中書拟撰。
但中國傳統政治，仍有一大漏洞。
在唐代，也并無皇帝決不該不經中書門下而徑自頒下诏書之規定。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下一中通融性。
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動變通之餘地，不肯死殺規定，斬絕斷制。
因此中國皇帝不緻如英國皇帝般被逼上斷頭台，或限定他不得為種種活動。
事實上唐代也确有不經中書門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
不經 閣鸾台何為敕，此是留祎之批評武則天的話，而劉祎之因此遭了殺身之禍。
武則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便不經兩省而徑自封拜官職。
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覺得難為情，故他裝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發，而改用斜封。
所書“敕”字，也不敢用朱筆，而改用墨筆。
當時稱為“斜封墨敕”。
此即表示此項命令未經中書門下兩省，而要請下行機關馬虎承認之意。
在當時便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因此在曆史上傳下。
當時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時人稱之為“斜封官”，因其未經正式敕封手續而為一般人所看不起。
據此一例，便知中國傳統政治，本不全由皇帝專制，也不能說中國人絕無法制觀念。
但中國政治史上所規定的一切法制，有時往往有不嚴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實。
但嚴格說來，則此等事總屬胡鬧，不可為訓。
隻因鬧得不大，皇帝私下隻封幾個小官職，也不緻有大影響。
直到宋朝，太祖趙匡胤開國為帝時，建德二年，恰逢三個宰相相繼去職，太祖欲派趙普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經宰相副署，此刻舊宰相既已全體去職，一時找不到副署人，該項敕旨，即無法行下。
宋太祖乃召集群臣會商辦法，當時有人獻議說：“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經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變時，當時前宰相已死，皇帝臨時封派宰相，即由尚書仆射參知政事者蓋印，今可仿此方式辦理”，同時即有人反對，謂“唐代甘露事變，雖曾用此方式，但為亂時變通權宜辦法。
今大宋升平，不應采此方式。
”如是再四商讨，是決定由當時開封府尹副署蓋印行下。
當時宋都開封，開封府尹即等于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之南京市長，恰巧當時開封府尹是趙匡義，由喜宋太祖的嫡親胞弟，後來即為宋太宗；這才算完備了這一诏敕的法定手續。
根據這一點看，中國過去的政治，不能說皇權相權絕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專制。
我們縱要說它是專制，也不能不認為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開明的專制。
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來決定一切的。
我們現在應該注意在它的一切較詳密的制度上，卻不必專在專制與民主的字眼上争執。
再說回來，唐代中書門下省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多時有至十幾人，最少則隻有兩人，即中書令及門下侍中。
開會時有一主席，稱為“執筆”。
讨論結果，由他綜合記錄，等于現在之書記長。
此項主席輪流充任。
有時一人輪十天，有時一人輪一天。
大家的意見，不僅由他綜合記錄，而且最後文字決定之權亦在他。
這是唐代宰相一職，在采用委員制中的首席來代替領袖制的一種運用與安排。
丁、尚書省與六部 國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經政事堂會議決定後，便送尚書省執行，尚書省是政府裡最高最大的行政機構。
尚書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過六部次序有時略有改動。
唐開始時是吏禮兵民（戶部）刑工，唐太宗是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