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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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該請宰相參加。
霍光說，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領袖參加，我們隻議定請示皇太後就完了。
霍光的一番話，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
他把皇位繼承當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領袖來預聞。
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
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這并不是我們用現代觀念來強說曆史，在當時曆史情實早本如是。
所以在高後四年，曾有一诏書，說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命群臣公議替代的新皇帝。
呂後盡專權橫肆，并沒有說理皇帝不要問朝廷。
霍光以後，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議所立。
可見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
若遇皇帝無嗣，及其他變化，仍該按照政府意見公議決定。
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
而且霍光縱說政府領袖不必預聞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來公議所立，可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違背當時習慣。
再就另一點說，原先尚書隻是皇帝的内廷秘書，而内廷諸職，又隸屬于禦史中丞，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馬大将軍輔政名義來掌領皇帝的秘書處，他不讓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豈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後來漢宣帝想把霍氏權柄削減，便恢複舊制，仍有禦史中丞來管領尚書，如是便由禦史中丞透過禦史大夫，而達到宰相，内廷與外朝聲氣又通，大司馬大将軍便沒有權重了。
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節，可見漢代制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确是有一番斟酌的。
雖沒有硬性規定皇帝絕對不許預聞政治的一句話，這也并不是大失錯。
而且若要皇帝決不預聞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問題。
就當是曆史情實，既不能有民選皇帝，也便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監督政府。
這是曆史條件所限，并非一兩個皇帝私意要如此的。
于是皇室與政府，皇帝與宰相之間，遂不免發生許多的微妙關系。
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攬權，尚不甚要緊，他死了，他須替他後代小皇帝着想，于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将軍輔政，便出來問題了。
漢宣帝以下，霍氏雖敗，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将軍外戚輔政，還是内廷權重，外朝權輕，于是有王莽代漢而興。
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将軍而掌握大權的。
到東漢光武帝，懲于前失，因怕大權旁落，自親庶務，于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
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
本來三公是宰相、太尉、禦史大夫，而實際宰相是全國之首領。
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将軍橫插進來，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分别，一個公管領三個卿。
在西漢時，本想把此改革來調和大司馬與宰相之沖突的，然而這樣一來，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
從前禦史大夫管得到宮廷，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
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禦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裡。
這還是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之故。
中國此下政府裡的所謂禦史台，便是循此趨勢，由皇宮漸漸退回到政府的。
東漢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則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裡，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
換言之，則是由皇帝來總其成。
所以後代中國人批評光武帝有事無政，這是以往的曆史意見。
漢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隻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制度。
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
皇帝壞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這是東漢政治制度上的一個大問題。
也是将來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一個大問題。
選舉在漢代，也發生了問題。
照漢代原來的制度，在漢武帝時，隻叫地方長官每年要選舉些孝子廉吏，這已經講過了。
但後來孝廉充斥仕途，别的進仕之路都為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當孝廉。
本來所謂孝廉，一種是孝子，另一種是廉吏，後來規定每郡滿二十萬戶口的隻能舉一個，如是則孝廉不分，進城一個參政入仕的資格而已。
後來又因請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察舉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試，如是則全失卻原來察舉孝廉之用意。
但中國政權，卻因此開放給全國各地了。
從此以後，無論選舉或考試，都是分區定額的。
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考選。
因此中央政府裡，永遠有全國各地域人民之參加，不緻偏榮偏枯。
因此中國政府，始終是代表着全國性的，全國人民都有跑進政府的希望。
而且實際上，也是全國各地永遠都有人跑進中央政府的。
又漢制郡縣長官，例須避用本郡本縣人，如是則中央政府既是絕對的代表全國性的，而地方政府卻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
這樣才開始大一統的局面，永遠維持。
而全國各地方聲教相通，風氣相移，卻可使各地文化經濟水準，永遠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緻隔絕，不緻分離。
這一制度，自漢代起直至清代始終沿用。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裡一最應着眼之點。
惟今所欲讨論者，則為漢代之選舉制，是否合于近代所謂之民權思想。
第一，漢代察舉，其權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衆。
長官賢良的固須采訪民間輿情，選拔真才。
但長官營私舞弊的，卻可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
二則選舉了送到中央，如何分發，則悉聽中央命令。
後來并于選來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試。
這樣則豈不是漢代的選舉權實際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嗎？而且漢代選舉，就大體言，最先必進學校讀書，才獲補吏。
補吏以後，才獲察舉。
這由教育而行政實習，由行政實習而選舉，再由選舉而考試，由考試而任用之幾個階段，驟看極合情理，切實施行，像不會出大毛病。
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
因古代社會，讀書機會就不易得。
第一是書本不易得，古代書籍都用竹帛書寫，很少紙張，更無印刷。
印刷術對人類文化傳播與演進之大貢獻，應該遠勝于近代新發明之原子彈。
這是世界人類以最偉大的發明，這項發明雖始于中國，但也要到唐宋才開始有印刷。
古代書本必得傳抄，一片竹簡隻能寫二十來字。
抄一本書，費就大了。
帛是絲織品，其貴更可知。
而且要抄一本書，必得不遠千裡尋師訪求。
因此讀書求學，便有着絕大限制。
但若你生來便在一個讀書家庭中，那一切困難，便都易解決了。
因此當時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
雖不是世代簪纓，卻是世代經學。
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便無異一封建傳襲的貴族了。
那時的政治制度，雖不許社會大貧大富，讓工商業走上資本主義化。
但學問與書本，卻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
所以說黃金滿赢，不如遺子一經。
這便是一本書的資本價值，勝過了一籮黃金的資本價值了。
因此當時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
當時有所謂家世二千石的。
隻要家庭裡有一個做到二千石的官，他當一郡太守，便可有權察舉。
他若連做了幾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經他察舉的，便是他的門生故吏，将來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對他原來的舉主，要報些私恩，若有人來到他的郡裡做太守，必然也會察舉他的後人。
因此察舉過人的子孫，便有易于被人察舉之可能了。
上面說過，漢代選舉，是分郡限額的，每郡隻有幾個額，于是卻永遠落在幾個家庭裡。
如是則每一郡必有幾個像樣的家庭，這便造成了将來之所謂世族門第，也便是世族門第必然帶有郡望之來曆了。
當時的大門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國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幾家有聲望的，我無以名之，名之曰門第的社會。
這并非封建社會，也并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但一樣有不平等。
雖非封建貴族，而有書生貴族。
雖非工商業資本，而有書籍資本。
國家的政治制度，雖沒有對那些家庭許下世襲特權，但他們因有家庭憑借，無異于有世襲的特權了。
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之察舉制度。
但就漢代察舉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實在不好算是一種壞制度。
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變壞了。
這不隻是漢代選舉制度如是，我們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否則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會永久好下去，才使我們在政治上要繼續努力，永久改進。
制度也隻是曆史事項中之一目，人類整部曆史便沒有百年不變的，哪能有一項制度經過一兩百年還算得是好制度呢？ 讓我們在來看漢代的制度，他們将政府和皇室劃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這不好說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們安排得未盡妥帖。
當知任何一制度，也決不會盡善盡美，更無罅隙的。
當至少他們懂得皇權之外有相權，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
再說到選舉制度，至少他們已懂得政府用人該有一客觀标準，不能全憑在上者之私心好惡。
至少他們已懂得該項标準，不該是血統的親疏，不該是勢力的大小。
親的貴的強的富的，都不夠此項标準，而采取一項以教育與知識與行政實習之成績，來定取舍進退之标準，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國各地區，這也不能不說是在當時已算合理化，已算開明與進步的了。
至于經濟政策，一面主張輕姹「常寬假平民，一面主張裁抑富厚，導緻平等，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無理。
至于此後的演變，無論在政府組織上，無論在選舉制度上，無論在經濟政策上，都曾發生了毛病。
皇室與政府的關系，終究發生了沖突；選舉制度，到底造成門閥新貴族；經濟制度、兵役制度都沒有弄好，都出毛病了。
但我們不能因此一筆抹殺，說漢代無制度，或說一切制度隻是專制與黑暗，這是我們必該再三申說的。
此下魏晉南北朝，始終沒有像樣的政府，因此也沒有像樣的制度産生，直要到唐代。
但唐代已不是漢代的老樣子，老制度，他又換了嶄新的一套。
知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換一套。
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
隻因我們此刻不看重曆史，不研究曆史，所以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都是一樣，都隻是專制兩字已可包括盡了，其實是不然的。
霍光說，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領袖參加，我們隻議定請示皇太後就完了。
霍光的一番話，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
他把皇位繼承當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領袖來預聞。
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
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這并不是我們用現代觀念來強說曆史，在當時曆史情實早本如是。
所以在高後四年，曾有一诏書，說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命群臣公議替代的新皇帝。
呂後盡專權橫肆，并沒有說理皇帝不要問朝廷。
霍光以後，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議所立。
可見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
若遇皇帝無嗣，及其他變化，仍該按照政府意見公議決定。
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
而且霍光縱說政府領袖不必預聞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來公議所立，可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違背當時習慣。
再就另一點說，原先尚書隻是皇帝的内廷秘書，而内廷諸職，又隸屬于禦史中丞，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馬大将軍輔政名義來掌領皇帝的秘書處，他不讓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豈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後來漢宣帝想把霍氏權柄削減，便恢複舊制，仍有禦史中丞來管領尚書，如是便由禦史中丞透過禦史大夫，而達到宰相，内廷與外朝聲氣又通，大司馬大将軍便沒有權重了。
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節，可見漢代制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确是有一番斟酌的。
雖沒有硬性規定皇帝絕對不許預聞政治的一句話，這也并不是大失錯。
而且若要皇帝決不預聞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問題。
就當是曆史情實，既不能有民選皇帝，也便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監督政府。
這是曆史條件所限，并非一兩個皇帝私意要如此的。
于是皇室與政府，皇帝與宰相之間，遂不免發生許多的微妙關系。
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攬權，尚不甚要緊，他死了，他須替他後代小皇帝着想，于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将軍輔政，便出來問題了。
漢宣帝以下，霍氏雖敗，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将軍外戚輔政，還是内廷權重，外朝權輕，于是有王莽代漢而興。
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将軍而掌握大權的。
到東漢光武帝，懲于前失，因怕大權旁落，自親庶務，于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
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
本來三公是宰相、太尉、禦史大夫，而實際宰相是全國之首領。
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将軍橫插進來，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分别，一個公管領三個卿。
在西漢時，本想把此改革來調和大司馬與宰相之沖突的，然而這樣一來，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
從前禦史大夫管得到宮廷，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
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禦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裡。
這還是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之故。
中國此下政府裡的所謂禦史台，便是循此趨勢，由皇宮漸漸退回到政府的。
東漢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則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裡，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
換言之，則是由皇帝來總其成。
所以後代中國人批評光武帝有事無政，這是以往的曆史意見。
漢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隻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制度。
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
皇帝壞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這是東漢政治制度上的一個大問題。
也是将來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一個大問題。
選舉在漢代，也發生了問題。
照漢代原來的制度，在漢武帝時，隻叫地方長官每年要選舉些孝子廉吏，這已經講過了。
但後來孝廉充斥仕途，别的進仕之路都為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當孝廉。
本來所謂孝廉，一種是孝子，另一種是廉吏，後來規定每郡滿二十萬戶口的隻能舉一個，如是則孝廉不分，進城一個參政入仕的資格而已。
後來又因請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察舉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試，如是則全失卻原來察舉孝廉之用意。
但中國政權，卻因此開放給全國各地了。
從此以後，無論選舉或考試，都是分區定額的。
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考選。
因此中央政府裡，永遠有全國各地域人民之參加，不緻偏榮偏枯。
因此中國政府，始終是代表着全國性的，全國人民都有跑進政府的希望。
而且實際上，也是全國各地永遠都有人跑進中央政府的。
又漢制郡縣長官，例須避用本郡本縣人，如是則中央政府既是絕對的代表全國性的，而地方政府卻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
這樣才開始大一統的局面，永遠維持。
而全國各地方聲教相通，風氣相移，卻可使各地文化經濟水準，永遠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緻隔絕，不緻分離。
這一制度，自漢代起直至清代始終沿用。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裡一最應着眼之點。
惟今所欲讨論者，則為漢代之選舉制，是否合于近代所謂之民權思想。
第一，漢代察舉，其權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衆。
長官賢良的固須采訪民間輿情，選拔真才。
但長官營私舞弊的，卻可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
二則選舉了送到中央，如何分發，則悉聽中央命令。
後來并于選來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試。
這樣則豈不是漢代的選舉權實際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嗎？而且漢代選舉，就大體言，最先必進學校讀書，才獲補吏。
補吏以後，才獲察舉。
這由教育而行政實習，由行政實習而選舉，再由選舉而考試，由考試而任用之幾個階段，驟看極合情理，切實施行，像不會出大毛病。
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
因古代社會，讀書機會就不易得。
第一是書本不易得，古代書籍都用竹帛書寫，很少紙張，更無印刷。
印刷術對人類文化傳播與演進之大貢獻，應該遠勝于近代新發明之原子彈。
這是世界人類以最偉大的發明，這項發明雖始于中國，但也要到唐宋才開始有印刷。
古代書本必得傳抄，一片竹簡隻能寫二十來字。
抄一本書，費就大了。
帛是絲織品，其貴更可知。
而且要抄一本書，必得不遠千裡尋師訪求。
因此讀書求學，便有着絕大限制。
但若你生來便在一個讀書家庭中，那一切困難，便都易解決了。
因此當時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
雖不是世代簪纓，卻是世代經學。
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便無異一封建傳襲的貴族了。
那時的政治制度，雖不許社會大貧大富，讓工商業走上資本主義化。
但學問與書本，卻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
所以說黃金滿赢，不如遺子一經。
這便是一本書的資本價值，勝過了一籮黃金的資本價值了。
因此當時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
當時有所謂家世二千石的。
隻要家庭裡有一個做到二千石的官，他當一郡太守，便可有權察舉。
他若連做了幾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經他察舉的，便是他的門生故吏，将來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對他原來的舉主，要報些私恩，若有人來到他的郡裡做太守，必然也會察舉他的後人。
因此察舉過人的子孫，便有易于被人察舉之可能了。
上面說過，漢代選舉，是分郡限額的，每郡隻有幾個額，于是卻永遠落在幾個家庭裡。
如是則每一郡必有幾個像樣的家庭，這便造成了将來之所謂世族門第，也便是世族門第必然帶有郡望之來曆了。
當時的大門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國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幾家有聲望的，我無以名之，名之曰門第的社會。
這并非封建社會，也并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但一樣有不平等。
雖非封建貴族，而有書生貴族。
雖非工商業資本，而有書籍資本。
國家的政治制度，雖沒有對那些家庭許下世襲特權，但他們因有家庭憑借，無異于有世襲的特權了。
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之察舉制度。
但就漢代察舉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實在不好算是一種壞制度。
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變壞了。
這不隻是漢代選舉制度如是，我們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否則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會永久好下去，才使我們在政治上要繼續努力，永久改進。
制度也隻是曆史事項中之一目，人類整部曆史便沒有百年不變的，哪能有一項制度經過一兩百年還算得是好制度呢？ 讓我們在來看漢代的制度，他們将政府和皇室劃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這不好說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們安排得未盡妥帖。
當知任何一制度，也決不會盡善盡美，更無罅隙的。
當至少他們懂得皇權之外有相權，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
再說到選舉制度，至少他們已懂得政府用人該有一客觀标準，不能全憑在上者之私心好惡。
至少他們已懂得該項标準，不該是血統的親疏，不該是勢力的大小。
親的貴的強的富的，都不夠此項标準，而采取一項以教育與知識與行政實習之成績，來定取舍進退之标準，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國各地區，這也不能不說是在當時已算合理化，已算開明與進步的了。
至于經濟政策，一面主張輕姹「常寬假平民，一面主張裁抑富厚，導緻平等，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無理。
至于此後的演變，無論在政府組織上，無論在選舉制度上，無論在經濟政策上，都曾發生了毛病。
皇室與政府的關系，終究發生了沖突；選舉制度，到底造成門閥新貴族；經濟制度、兵役制度都沒有弄好，都出毛病了。
但我們不能因此一筆抹殺，說漢代無制度，或說一切制度隻是專制與黑暗，這是我們必該再三申說的。
此下魏晉南北朝，始終沒有像樣的政府，因此也沒有像樣的制度産生，直要到唐代。
但唐代已不是漢代的老樣子，老制度，他又換了嶄新的一套。
知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換一套。
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
隻因我們此刻不看重曆史，不研究曆史，所以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都是一樣，都隻是專制兩字已可包括盡了，其實是不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