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略論治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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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之步驟。
此等曆史知識，随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
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需要新的曆史知識為尤亟。
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
故中國雖為曆史最完備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卻為最缺乏曆史知識，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曆史之時期。
時時從舊史裡創寫新史，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此不僅今日為然。
即在以往，其曆史雖一成不變，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
舉其最著者，《尚書》為吾國最初之史書，而書缺有間，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及《春秋》，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左傳》尤為編年史之進步，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曆史中心之階段。
司馬遷《史記》出，始以人物為中心。
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适應。
班氏《漢書》，則為斷代史之開始。
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一種新要求。
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
而創寫新史之要求，則繼續無辍。
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曆史。
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通鑒》為編年的新通史。
又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
鄭樵《通志》，尤為體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際，藏往開來，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
然則中國以往舊史，亦不斷在改寫中。
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
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
不甯惟是，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與社會各界比較處于上層地位者，一種必要之知識。
人類必由認識而後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
今使全國各知識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于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曆史，全不認識，試問何從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從而有感情？然則其對于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今使全國各界之領
此等曆史知識，随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
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需要新的曆史知識為尤亟。
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
故中國雖為曆史最完備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卻為最缺乏曆史知識，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曆史之時期。
時時從舊史裡創寫新史，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此不僅今日為然。
即在以往，其曆史雖一成不變，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
舉其最著者，《尚書》為吾國最初之史書，而書缺有間，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及《春秋》，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左傳》尤為編年史之進步，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曆史中心之階段。
司馬遷《史記》出，始以人物為中心。
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适應。
班氏《漢書》，則為斷代史之開始。
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一種新要求。
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
而創寫新史之要求，則繼續無辍。
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曆史。
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通鑒》為編年的新通史。
又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
鄭樵《通志》，尤為體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際，藏往開來，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
然則中國以往舊史，亦不斷在改寫中。
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
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
不甯惟是，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與社會各界比較處于上層地位者，一種必要之知識。
人類必由認識而後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
今使全國各知識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于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曆史，全不認識，試問何從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從而有感情？然則其對于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今使全國各界之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