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如何研究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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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
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
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
曆史隻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
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曆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曆史人物。
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曆史了。
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
因此，隻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
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曆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
他所表現者，隻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
那種赤裸裸地隻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曆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曆史哲學上一大問題。
我們固可說，所謂曆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曆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曆史性之偉大。
人若不在曆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曆史上之地位與價值。
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
普通就一般曆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
但在中國曆史上則不然。
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曆史。
他們的曆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
此即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曆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三 第二類：關于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曆史舞台上有所表現。
不得志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于失敗。
誠然，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隻能在曆史中作陪襯。
但就中國以往曆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
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曆史将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曆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
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
孔子不得志，他嘗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
但孔子對此後曆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
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
故從曆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
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志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
孔子則是一位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曆史上失敗的英雄。
對于在曆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将，反而比較不重視。
如嶽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
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
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曆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
曆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
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
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來曆史上之更成功。
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隻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
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
但嶽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隻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
我們看衛、霍、二李，隻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
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麼突出性。
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抛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
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
”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
縱使依附于事業，也一樣如此。
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曆史隻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随表現，随消失。
隻有人，始是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
曆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複。
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
隻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
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
曆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并非人事之堆積。
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
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并不是說，在曆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
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曆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
此因人物之偉大，并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
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
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
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
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
曆史隻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
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曆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曆史人物。
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曆史了。
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
因此，隻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
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曆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
他所表現者，隻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
那種赤裸裸地隻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曆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曆史哲學上一大問題。
我們固可說，所謂曆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曆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曆史性之偉大。
人若不在曆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曆史上之地位與價值。
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
普通就一般曆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
但在中國曆史上則不然。
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曆史。
他們的曆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
此即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曆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三 第二類：關于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曆史舞台上有所表現。
不得志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于失敗。
誠然，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隻能在曆史中作陪襯。
但就中國以往曆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
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曆史将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曆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
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
孔子不得志，他嘗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
但孔子對此後曆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
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
故從曆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
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志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
孔子則是一位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曆史上失敗的英雄。
對于在曆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将，反而比較不重視。
如嶽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
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
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曆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
曆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
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
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來曆史上之更成功。
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隻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
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
但嶽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隻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
我們看衛、霍、二李，隻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
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麼突出性。
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抛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
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
”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
縱使依附于事業，也一樣如此。
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曆史隻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随表現，随消失。
隻有人，始是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
曆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複。
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
隻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
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
曆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并非人事之堆積。
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
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并不是說，在曆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
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曆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
此因人物之偉大，并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
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
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