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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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點。
而此項宗教精神之獲得，則基于各人之心性修養功夫。
所以就儒家學術言，正心誠意是“體”，修、齊、治、平是“用”。
但單有此心，如無具體知識，則此體仍不全，亦發不出用來，因此要緻知。
若對外在事物，家國天下，漫乎茫然，一無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齊、治、平之用？隻要你不能修、齊、治、平，則仍即見你心不正，意不誠。
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現不出真實功用來，如何能說是心正意誠。
心正了，意誠了，自會逼得你去求取知識。
此和西方哲學所謂“愛智”一辭又有些不同。
西方哲學所求是一套純知識，純理論。
他們認為此知識與理論可以超事物而先在。
他們隻是為知識而知識，認為要獲得那套純知識純理論，則應先超乎種種實際事務之外之上來運用思想，然後其所得乃純乃真，然後再把此一套純知識純理論安放進實際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學精神。
因此西方哲學隻是一種純真理純知識之愛好與追求。
中國學術精神則比較謹慎，愛切實，不邁遠步。
凡屬所知，必求與實事接觸，身體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
在這社會大群體中，在國家有君臣，在社會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婦、兄弟諸倫。
因說緻知在格物。
此物字并非專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間一切實事。
格是接觸義，若不和人群社會中事事物物相接觸，即得不到知識，即不能應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齊、治、平，亦即不能說是心正意誠了。
三 由上說再推申，我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可分為兩大綱，一是心性之學，一是治平之學。
心性之學亦可說是德性之學，即正心、誠意之學，此屬人生修養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中國所講心性之學，又與近代西方的心理學不同。
近代西方的心理學，可用一隻狗或一隻老鼠來做試驗，主要乃從物理、生理方面來講心理，把心歸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來看。
中國的心性之學，則是反應在人生實際問題上，人類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種交往感應的心理。
把實行的分數都加進了。
治平之學，亦可稱為史學，這與心性之學同樣是一種實踐之學。
但我們也可說心學是屬于修養的，史學與治平之學則是屬于實踐的。
具備了某項心理修養，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實踐。
亦貴能投入人群中去實踐，來作心性修養功夫。
此兩大綱，交相為用，可分而不可分。
在先秦諸子中，學術路向各有不同。
如道家中之莊老，對人類心性方面極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曆史經驗。
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視人群治平實踐，他常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又好稱引《詩》《書》，是其頗重曆史經驗之證。
但不甚通達人之心性，則是其所缺。
隻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兩途并重，兼道、墨之長，而無其缺，故能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之大傳統。
我們如能循此條理來治中國學術史，便易于把握。
如漢、唐學術偏重在實踐方面，宋明時代則偏重在心性方面。
亦非說漢唐人隻重實踐，不講内心修養。
亦非說宋明人隻講心性，而無人事實踐。
不過在畸輕畸重之間，各有不同而已。
四 故欲研究中國學術史，首須注重其心性修養與人群實踐。
換言之，須從學者本身之實際人生來了解其學術。
若漫失了學者其人，即無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學術。
故研究中國學術史，必特别注意各學者之人格，即學者其人之本身。
此又與研究西方學術不同。
在西方，一思想家，如盧騷、叔本華、尼采等，其人其學，可以分而為二，我們隻注重其思想其哲學體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
但如研究中國學術史，而忽略于此學者之本身，隻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無法把握到其學術之主要精神所在。
尤其是中國學術傳統主要在學為人。
學為人，盡人事。
中國人講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時晉叔孫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謂之靈魂不朽，乃是在社會人群中，對人生德業、言行貢獻上之不朽。
此種不朽，從某一方面說，隻大偉人始有。
但從另一方面說，亦是人人皆能。
最高的是心性修養為立德，其次治平實踐為立功，又次為立言。
隻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說對人群有貢獻。
如做一孝子順孫，賢妻良母，已是對其家庭有貢獻。
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即是此意。
隻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此言，隻是報道其一己修
而此項宗教精神之獲得，則基于各人之心性修養功夫。
所以就儒家學術言，正心誠意是“體”，修、齊、治、平是“用”。
但單有此心，如無具體知識，則此體仍不全，亦發不出用來，因此要緻知。
若對外在事物，家國天下，漫乎茫然，一無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齊、治、平之用？隻要你不能修、齊、治、平，則仍即見你心不正，意不誠。
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現不出真實功用來，如何能說是心正意誠。
心正了，意誠了，自會逼得你去求取知識。
此和西方哲學所謂“愛智”一辭又有些不同。
西方哲學所求是一套純知識，純理論。
他們認為此知識與理論可以超事物而先在。
他們隻是為知識而知識，認為要獲得那套純知識純理論，則應先超乎種種實際事務之外之上來運用思想，然後其所得乃純乃真，然後再把此一套純知識純理論安放進實際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學精神。
因此西方哲學隻是一種純真理純知識之愛好與追求。
中國學術精神則比較謹慎，愛切實，不邁遠步。
凡屬所知，必求與實事接觸，身體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
在這社會大群體中，在國家有君臣，在社會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婦、兄弟諸倫。
因說緻知在格物。
此物字并非專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間一切實事。
格是接觸義，若不和人群社會中事事物物相接觸，即得不到知識，即不能應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齊、治、平，亦即不能說是心正意誠了。
三 由上說再推申，我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可分為兩大綱，一是心性之學，一是治平之學。
心性之學亦可說是德性之學，即正心、誠意之學，此屬人生修養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中國所講心性之學，又與近代西方的心理學不同。
近代西方的心理學，可用一隻狗或一隻老鼠來做試驗，主要乃從物理、生理方面來講心理，把心歸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來看。
中國的心性之學，則是反應在人生實際問題上，人類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種交往感應的心理。
把實行的分數都加進了。
治平之學，亦可稱為史學，這與心性之學同樣是一種實踐之學。
但我們也可說心學是屬于修養的，史學與治平之學則是屬于實踐的。
具備了某項心理修養，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實踐。
亦貴能投入人群中去實踐，來作心性修養功夫。
此兩大綱，交相為用，可分而不可分。
在先秦諸子中，學術路向各有不同。
如道家中之莊老，對人類心性方面極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曆史經驗。
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視人群治平實踐，他常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又好稱引《詩》《書》，是其頗重曆史經驗之證。
但不甚通達人之心性，則是其所缺。
隻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兩途并重，兼道、墨之長，而無其缺，故能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之大傳統。
我們如能循此條理來治中國學術史，便易于把握。
如漢、唐學術偏重在實踐方面，宋明時代則偏重在心性方面。
亦非說漢唐人隻重實踐，不講内心修養。
亦非說宋明人隻講心性，而無人事實踐。
不過在畸輕畸重之間，各有不同而已。
四 故欲研究中國學術史，首須注重其心性修養與人群實踐。
換言之，須從學者本身之實際人生來了解其學術。
若漫失了學者其人，即無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學術。
故研究中國學術史，必特别注意各學者之人格，即學者其人之本身。
此又與研究西方學術不同。
在西方，一思想家，如盧騷、叔本華、尼采等，其人其學，可以分而為二，我們隻注重其思想其哲學體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
但如研究中國學術史，而忽略于此學者之本身，隻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無法把握到其學術之主要精神所在。
尤其是中國學術傳統主要在學為人。
學為人，盡人事。
中國人講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時晉叔孫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謂之靈魂不朽，乃是在社會人群中，對人生德業、言行貢獻上之不朽。
此種不朽，從某一方面說，隻大偉人始有。
但從另一方面說，亦是人人皆能。
最高的是心性修養為立德，其次治平實踐為立功，又次為立言。
隻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說對人群有貢獻。
如做一孝子順孫，賢妻良母，已是對其家庭有貢獻。
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即是此意。
隻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此言，隻是報道其一己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