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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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所得而已。
故立功與立言，仍皆以立德為本源。
中國文學界，通常認為李太白詩不如杜子美，柳河東文不如韓昌黎。
李、柳之所以稍遜于韓、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詩文上，乃在自其詩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蘊之德性上。
此三不朽，各時代人對之亦各有所偏。
如漢、唐人重立功勝過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勝過于立功。
要之，則皆須自德性出發，此乃中國學術傳統最精微之特點，我們必須認取。
五 我在上面已說過，中國學術分兩綱，一位心性修養之學，另一則為治平實踐之學，亦即可謂是史學。
我們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貢獻，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學術上之貢獻，無論如何，均須通史學。
同時又須通心學。
此“心學”一名詞，乃系我個人所新創，與宋、明儒所謂心學，廣狹用意略有不同。
當我們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諸人時，不可撇開其事功實踐與人格修養，而單從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
因中國人認為著書立說或建功立業，無論在社會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現，同時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養，與其所表現之背後一種人格德性作根柢。
此種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究已達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
中國傳統學術每喜歡評論人物，把人類分等第，如聖人、賢人、君子、小人等，此種皆自其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所到達之境界來分。
即如三國時代曹操與諸葛亮，我們對此兩人之評價，亦多不專注重在其事業上，亦不專注重在其文章學問上，主要乃自此兩人之内心境界與德性學養作評判。
此等評判标準，即是中國學術大傳統之主要精神所在。
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業上并無大成就，然其對領袖之忠貞，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仁心誠意，則備受後人崇拜。
當其高卧隴中時，抱膝長吟，自比管、樂。
然又隻願“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待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許出膺艱巨。
此等出處大節，更受後人仰敬。
至于曹操，他曾對人說：“甯我負人，毋人負我。
”别人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盡管他能橫槊賦詩，不愧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軍事各方面所表現，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輩流，但他還是備受後世之譏嘲與輕視。
此等處，莫看作無關學術。
有志研究中國學術者，必當先從此等處着眼。
中國學術是崇尚實際的，一切應自其人格境界與其曆史影響兩方面來作推究。
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一語，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須從其人之一生之真實過程中作探讨作衡評。
孟子所謂論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隻系專指其人之時代背景而言。
從這一點上，再回到《大學》所提出的明明德親民與止于至善之三綱領來說，明明德是德性之學，親民是治平之學，止于至善則是其最高境界。
中國人所理想，人在群體社會中，所應向往所該表現的最高鹄的即是“善”。
我們亦可說，中國整部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
中國整個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
此乃中國學術思想最高精神所在。
若沒有了這“善”字，一切便無意義價值可言。
六 我乘此再提出幾點研究中國學術而常為近代所誤解的曆史事實來一談。
第一點，近代一般人常說，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從此學術定于一尊。
此說若經細論，殊屬非是。
東漢以後，莊、老道家思想複盛。
又自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學傳入，蔚成為中國學術傳統中重要之一支。
如何能說中國學術自漢以後即定于一尊呢？ 第二點，常有人以為，中國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為其對人民專制統治的工具。
此說更屬荒謬。
我上面說過，中國曆史是盼由學術來作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領導社會，而學術則由社會興起，非受政府控制。
例如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當時朝廷所崇是今文學派，但此後民間所尊卻是古文學派。
魏、晉、南北朝時，政府亦還是崇尚儒學，然莊、老與佛學成為社會大風尚。
唐代時，朝廷優遇沙門，佛教極暢行，但韓愈提出辟佛之呼聲。
政府以詩賦考士，而韓愈偏要提倡古文。
宋代曾規定以王安石三經新義取士，司馬溫公首先反對。
他的意見，謂不該以王安石一家言來作取士标準。
又如民間學者如二程，其所提倡，顯與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為僞學。
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為僞學。
他的《四書集注》，作為後來明、清兩代考試取士标準。
但如陽明學派，即在此處反對朱子的。
清代考據學派，專一反對朱子。
此中固亦未
故立功與立言，仍皆以立德為本源。
中國文學界，通常認為李太白詩不如杜子美，柳河東文不如韓昌黎。
李、柳之所以稍遜于韓、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詩文上，乃在自其詩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蘊之德性上。
此三不朽，各時代人對之亦各有所偏。
如漢、唐人重立功勝過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勝過于立功。
要之，則皆須自德性出發，此乃中國學術傳統最精微之特點，我們必須認取。
五 我在上面已說過，中國學術分兩綱，一位心性修養之學，另一則為治平實踐之學，亦即可謂是史學。
我們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貢獻，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學術上之貢獻，無論如何，均須通史學。
同時又須通心學。
此“心學”一名詞，乃系我個人所新創，與宋、明儒所謂心學，廣狹用意略有不同。
當我們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諸人時，不可撇開其事功實踐與人格修養，而單從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
因中國人認為著書立說或建功立業，無論在社會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現，同時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養，與其所表現之背後一種人格德性作根柢。
此種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究已達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
中國傳統學術每喜歡評論人物，把人類分等第，如聖人、賢人、君子、小人等，此種皆自其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所到達之境界來分。
即如三國時代曹操與諸葛亮，我們對此兩人之評價，亦多不專注重在其事業上，亦不專注重在其文章學問上，主要乃自此兩人之内心境界與德性學養作評判。
此等評判标準，即是中國學術大傳統之主要精神所在。
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業上并無大成就，然其對領袖之忠貞，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仁心誠意，則備受後人崇拜。
當其高卧隴中時，抱膝長吟，自比管、樂。
然又隻願“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待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許出膺艱巨。
此等出處大節，更受後人仰敬。
至于曹操，他曾對人說：“甯我負人，毋人負我。
”别人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盡管他能橫槊賦詩，不愧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軍事各方面所表現，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輩流，但他還是備受後世之譏嘲與輕視。
此等處，莫看作無關學術。
有志研究中國學術者，必當先從此等處着眼。
中國學術是崇尚實際的，一切應自其人格境界與其曆史影響兩方面來作推究。
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一語，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須從其人之一生之真實過程中作探讨作衡評。
孟子所謂論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隻系專指其人之時代背景而言。
從這一點上，再回到《大學》所提出的明明德親民與止于至善之三綱領來說，明明德是德性之學，親民是治平之學，止于至善則是其最高境界。
中國人所理想，人在群體社會中，所應向往所該表現的最高鹄的即是“善”。
我們亦可說，中國整部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
中國整個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
此乃中國學術思想最高精神所在。
若沒有了這“善”字，一切便無意義價值可言。
六 我乘此再提出幾點研究中國學術而常為近代所誤解的曆史事實來一談。
第一點，近代一般人常說，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從此學術定于一尊。
此說若經細論，殊屬非是。
東漢以後，莊、老道家思想複盛。
又自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學傳入，蔚成為中國學術傳統中重要之一支。
如何能說中國學術自漢以後即定于一尊呢？ 第二點，常有人以為，中國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為其對人民專制統治的工具。
此說更屬荒謬。
我上面說過，中國曆史是盼由學術來作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領導社會，而學術則由社會興起，非受政府控制。
例如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當時朝廷所崇是今文學派，但此後民間所尊卻是古文學派。
魏、晉、南北朝時，政府亦還是崇尚儒學，然莊、老與佛學成為社會大風尚。
唐代時，朝廷優遇沙門，佛教極暢行，但韓愈提出辟佛之呼聲。
政府以詩賦考士，而韓愈偏要提倡古文。
宋代曾規定以王安石三經新義取士，司馬溫公首先反對。
他的意見，謂不該以王安石一家言來作取士标準。
又如民間學者如二程，其所提倡，顯與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為僞學。
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為僞學。
他的《四書集注》，作為後來明、清兩代考試取士标準。
但如陽明學派，即在此處反對朱子的。
清代考據學派，專一反對朱子。
此中固亦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