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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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講是“如何研究中國學術史”。
根據以前數講，有關政治、社會及經濟諸端，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曆史之渾融一體性。
而中國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與無中中斷，亦頗于此可見。
中國曆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其内裡，實有一種一貫趨向的發展。
我們并可說，中國曆史上之傳統理想，乃是由政治來領導社會，由學術來領導政治，而學術則起于社會下層，不受政府之控制。
在此一上一下循環貫通之活潑機體之組織下，遂使中國曆史能穩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
上講我已提及中國曆史上之偉大人物周公。
周公實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領袖。
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僅是一“哲相”。
他可說，是以一學者哲人身份，而來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禮制，奠定了中國此下數千年的優良基礎。
周公之後，繼者有孔子。
孔子所理想，即是複興周公之道。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複夢見周公。
”可見他對周公之衷心向往。
孔子在政治上雖不得意，但在學術上則有更偉大之成就，更深遠之影響。
中國此後之全部學術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創始之儒家思想為主要骨幹。
我們又可以說，以學術來創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為第一人，而孔子繼之。
如韓昌黎所說：“周公在上，故其事行。
孔子在下，故其說長。
”兩人之不同者在此。
此後先秦諸子，他們中的多數，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們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抱負。
他們亦都想把他們所各自開創信守的一套學術思想，來創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
此等态度，可說與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遠。
至秦漢以後，中國學術大緻歸宗于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後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将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
故在先秦時，盡有百家争鳴。
而秦漢以後，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獨行其道。
按諸實際，殊不盡然。
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對象，此亦為中國學術之一特殊性。
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而先秦各家思想，大體亦無以逾此。
故能彙歸合一，而特以儒家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
故中國學術之主要出發點，乃是一種人本位主義，亦可說是一種人文主義。
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
如上述政治、社會、經濟諸端，皆屬此對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實際人事一語包括之。
故中國學術精神之另一表現，厥為不尚空言，一切都會納在實際措施上。
所謂坐而言，起而行。
若徒言不行，著書立說，隻是紙上加紙，無補實際，向為中國人所輕視。
因此如西方所有純思辨的哲學，由言辨邏輯可以無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統大理論者，在中國學術史上幾乎絕無僅有。
故在中國學術史上，亦可謂并無純粹之思想家或哲學家。
“思想”二字，實近代中國接觸西方以後所興起之一新名詞，中國舊傳統隻言“學術”，或言“學問”，不言“思想”。
因中國人思想之對象即在實際人事問題上，必須将此思想從實際措施中求證驗。
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而無甯尤貴行在言前。
故中國哲人之一切言辭，似乎隻是一種人生經驗，與其績效之概括的叙述與記錄而已。
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實際，不在一套憑空的思想體系上。
如《論語》開首即雲：“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謂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論，僅可謂是孔子對于全部人生提綱挈領的一項叙述而已。
此乃由孔子觀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實踐履所獲得之親身經驗之一種記錄。
因此我們對孔子此番話，亦不能随意運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語言邏輯規律來加以批評。
因此乃孔子所親身體會之一種實際人生，不是一純思想，或純理論。
若欲領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實際生活中，親身有此一番實際體驗，才能印證其說。
因此中國人講學問，恒以“知行”兩字并重。
無論說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行合一雲雲，均将知與行兩項連在一起說。
即如上面所舉《論語》首章，你必真做到“學而時習之”的功夫，才能體驗出此心喜悅之情，這是第一步。
繼此以往，然後“有朋自遠方來”，便覺無比快樂，此為第二步。
更進而達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為第三步。
我們當知，如無第一步實踐，便無從有第二步。
如無第二步到
根據以前數講，有關政治、社會及經濟諸端，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曆史之渾融一體性。
而中國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與無中中斷，亦頗于此可見。
中國曆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其内裡，實有一種一貫趨向的發展。
我們并可說，中國曆史上之傳統理想，乃是由政治來領導社會，由學術來領導政治，而學術則起于社會下層，不受政府之控制。
在此一上一下循環貫通之活潑機體之組織下，遂使中國曆史能穩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
上講我已提及中國曆史上之偉大人物周公。
周公實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領袖。
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僅是一“哲相”。
他可說，是以一學者哲人身份，而來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禮制，奠定了中國此下數千年的優良基礎。
周公之後，繼者有孔子。
孔子所理想，即是複興周公之道。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複夢見周公。
”可見他對周公之衷心向往。
孔子在政治上雖不得意，但在學術上則有更偉大之成就，更深遠之影響。
中國此後之全部學術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創始之儒家思想為主要骨幹。
我們又可以說，以學術來創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為第一人，而孔子繼之。
如韓昌黎所說：“周公在上，故其事行。
孔子在下，故其說長。
”兩人之不同者在此。
此後先秦諸子，他們中的多數，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們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抱負。
他們亦都想把他們所各自開創信守的一套學術思想，來創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
此等态度，可說與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遠。
至秦漢以後，中國學術大緻歸宗于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後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将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
故在先秦時，盡有百家争鳴。
而秦漢以後，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獨行其道。
按諸實際，殊不盡然。
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對象，此亦為中國學術之一特殊性。
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而先秦各家思想，大體亦無以逾此。
故能彙歸合一，而特以儒家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
故中國學術之主要出發點，乃是一種人本位主義，亦可說是一種人文主義。
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
如上述政治、社會、經濟諸端，皆屬此對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實際人事一語包括之。
故中國學術精神之另一表現，厥為不尚空言，一切都會納在實際措施上。
所謂坐而言，起而行。
若徒言不行，著書立說，隻是紙上加紙，無補實際，向為中國人所輕視。
因此如西方所有純思辨的哲學，由言辨邏輯可以無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統大理論者，在中國學術史上幾乎絕無僅有。
故在中國學術史上，亦可謂并無純粹之思想家或哲學家。
“思想”二字，實近代中國接觸西方以後所興起之一新名詞，中國舊傳統隻言“學術”，或言“學問”，不言“思想”。
因中國人思想之對象即在實際人事問題上，必須将此思想從實際措施中求證驗。
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而無甯尤貴行在言前。
故中國哲人之一切言辭，似乎隻是一種人生經驗，與其績效之概括的叙述與記錄而已。
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實際，不在一套憑空的思想體系上。
如《論語》開首即雲：“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謂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論，僅可謂是孔子對于全部人生提綱挈領的一項叙述而已。
此乃由孔子觀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實踐履所獲得之親身經驗之一種記錄。
因此我們對孔子此番話，亦不能随意運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語言邏輯規律來加以批評。
因此乃孔子所親身體會之一種實際人生，不是一純思想，或純理論。
若欲領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實際生活中，親身有此一番實際體驗，才能印證其說。
因此中國人講學問，恒以“知行”兩字并重。
無論說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行合一雲雲，均将知與行兩項連在一起說。
即如上面所舉《論語》首章，你必真做到“學而時習之”的功夫，才能體驗出此心喜悅之情，這是第一步。
繼此以往，然後“有朋自遠方來”，便覺無比快樂，此為第二步。
更進而達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為第三步。
我們當知，如無第一步實踐，便無從有第二步。
如無第二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