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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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講“如何研究中國經濟史”。
在講入正題之前，我先要闡述一下中國曆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經濟對于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
亦可說，就人生對經濟之需要言，并不是無限的。
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
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須限度，對人生可謂屬于不必需。
此不必需之經濟，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
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并無積極價值。
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産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
此種經濟，隻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
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
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别有所在。
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于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
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着眼把握此點。
此亦中國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以農立國，隻有農業生産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
昔英國社會學家詹姆斯撰有《社會通铨》一書，彼謂社會演進之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
其實此說并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後，農業仍不可缺。
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
至于近代帝國主義下的社會，憑其超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地征服，此項事實，不可為訓。
馬克思繼承詹姆斯之後，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業方面。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要在從工業生産中，指出一項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來。
馬克思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産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作一好好的安排。
今天共産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上。
可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都不免太過側重于工商業，而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纰缪。
中國又是是個大陸農國，物資供應，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
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
正為對于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于滿足，于是中國曆史很早就輕松地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
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
因此中國曆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于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作決定。
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
其他工商業，則頗易于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于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
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随在經濟之後。
經濟轉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曆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着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
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别注重于“制節謹度”這四個字。
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
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
此項發展，至少将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
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故中國經濟的理想水準主在平。
中國人言：“貧而樂，富而好禮。
”此貧字，其實即是一低水準。
由有富而始見其為貧。
富者，則求能好禮。
禮之意義，亦即在求其平。
故中國社會之人生标準，主要即在其求平而樂，其最終标準，則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
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即産生了自由工商業。
其實在中國，大體上，亦有此相似趨勢。
當戰國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上便興起了三種新勢力。
直到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
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
儒林傳中人物，屬于“士”之一階層，乃由戰國遊士演變而來。
隻是由列國分争時代的遊士，演變為大一統政府下安心歸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這一不同而已。
要之，士的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隻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勢力而已。
其第二類則為自由商人，在戰國時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呂不韋以邯鄲大賈，位至秦相。
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已骎骎乎超過封建貴族之上了。
太史
在講入正題之前，我先要闡述一下中國曆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經濟對于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
亦可說，就人生對經濟之需要言，并不是無限的。
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
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須限度，對人生可謂屬于不必需。
此不必需之經濟，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
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并無積極價值。
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産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
此種經濟，隻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
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
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别有所在。
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于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
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着眼把握此點。
此亦中國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以農立國，隻有農業生産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
昔英國社會學家詹姆斯撰有《社會通铨》一書，彼謂社會演進之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
其實此說并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後，農業仍不可缺。
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
至于近代帝國主義下的社會，憑其超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地征服，此項事實，不可為訓。
馬克思繼承詹姆斯之後，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業方面。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要在從工業生産中，指出一項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來。
馬克思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産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作一好好的安排。
今天共産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上。
可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都不免太過側重于工商業，而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纰缪。
中國又是是個大陸農國，物資供應，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
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
正為對于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于滿足，于是中國曆史很早就輕松地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
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
因此中國曆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于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作決定。
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
其他工商業，則頗易于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于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
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随在經濟之後。
經濟轉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曆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着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
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别注重于“制節謹度”這四個字。
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
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
此項發展，至少将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
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故中國經濟的理想水準主在平。
中國人言：“貧而樂，富而好禮。
”此貧字，其實即是一低水準。
由有富而始見其為貧。
富者，則求能好禮。
禮之意義，亦即在求其平。
故中國社會之人生标準，主要即在其求平而樂，其最終标準，則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
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即産生了自由工商業。
其實在中國，大體上，亦有此相似趨勢。
當戰國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上便興起了三種新勢力。
直到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
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
儒林傳中人物，屬于“士”之一階層，乃由戰國遊士演變而來。
隻是由列國分争時代的遊士，演變為大一統政府下安心歸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這一不同而已。
要之，士的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隻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勢力而已。
其第二類則為自由商人，在戰國時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呂不韋以邯鄲大賈，位至秦相。
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已骎骎乎超過封建貴族之上了。
太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