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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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貨殖列傳》稱此一批人為素封，即指其憑借财力來代替以往封建貴族在社會上之地位。
雖沒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謂之素封。
其第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曆史上并沒有相類似之發展。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類型，而終究則歸屬于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
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幹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業，故當時稱之謂“奸”。
舉例言之，如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冢等。
此類事業，都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事違法的生産。
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雲：“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币，任俠兼并，借交報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實皆為财用。
”這一番叙述，已指出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之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然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以後，社會上新興之三流品。
當時惟儒林中人物，隻在農村裡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
而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上占有絕大勢力。
但自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與西方曆史絕不相同之路向。
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家，他們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經濟觀點。
此種觀點，當然導源于農村社會者為多，醞釀于工商城市者為少。
由于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出來站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别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發展。
茲姑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最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中國人對經濟意見之一斑。
三 一、《論語》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此兩語，在中國經濟史上，兩千年來，乃為國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論。
即使我們把來用諸今日，仍覺切中時弊。
我們也可說，20世紀在世界并不窮，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隻是在不均和不安。
我們當知，若專從經濟着眼，一切仍隻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将永遠無法得均得安。
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要着眼處則并不在經濟上。
二、《大學》雲：“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此處之所謂德，即是《大學》開首所謂明明德之明德。
人類有此明德，才可相結集。
人之結集，即是土地拓展。
土地拓展了，則不患财用不充足。
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則與此正相反。
因于财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喪明德，這就本末倒置了。
《大學》此幾句話，亦與近代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
近代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維持适當數量人口的生計。
因此人口數量不該超過有限土地所能承擔的生産力。
在中國過去社會，此項理論殊不适用。
因過去中國是一大陸農國，人群和合了，同時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
因此說：“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奪，是故财聚則民散，财散則民聚。
”《大學》這一番理論，貢獻給此下中國作為一種傳統的經濟政策之張本，我們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雲：“聖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主張，我們的物質欲望不可超過現有的物質限度。
當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能适應現有人之物質欲望。
在此兩者間，須能相互調節。
使人的内心欲望與外在物質生産，雙方相持而長。
荀子此番話，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
可以說，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文本位為立場，或說是以道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
人生的欲望，本可無限地擴張提高，但欲望無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
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後，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無限。
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限的無休止。
此将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決非人生之幸福與理想。
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之于道德與禮義，不應屬之于欲望與經濟。
人之種種欲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生理想與道德之領導。
四 此項理論到漢代時，又出了幾位有名人物如賈誼、晁錯、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負與經濟理想，大體言之，均是因襲上述儒家思想而來。
我姑舉董仲舒所言以資證明： 董仲舒雲：“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
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
以此為度而調均之。
”當知社會決不能絕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僅在社
雖沒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謂之素封。
其第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曆史上并沒有相類似之發展。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類型，而終究則歸屬于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
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幹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業，故當時稱之謂“奸”。
舉例言之，如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冢等。
此類事業，都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事違法的生産。
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雲：“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币，任俠兼并，借交報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實皆為财用。
”這一番叙述，已指出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之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然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以後，社會上新興之三流品。
當時惟儒林中人物，隻在農村裡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
而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上占有絕大勢力。
但自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與西方曆史絕不相同之路向。
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家，他們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經濟觀點。
此種觀點，當然導源于農村社會者為多，醞釀于工商城市者為少。
由于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出來站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别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發展。
茲姑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最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中國人對經濟意見之一斑。
三 一、《論語》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此兩語，在中國經濟史上，兩千年來，乃為國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論。
即使我們把來用諸今日，仍覺切中時弊。
我們也可說，20世紀在世界并不窮，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隻是在不均和不安。
我們當知，若專從經濟着眼，一切仍隻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将永遠無法得均得安。
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要着眼處則并不在經濟上。
二、《大學》雲：“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此處之所謂德，即是《大學》開首所謂明明德之明德。
人類有此明德，才可相結集。
人之結集，即是土地拓展。
土地拓展了，則不患财用不充足。
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則與此正相反。
因于财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喪明德，這就本末倒置了。
《大學》此幾句話，亦與近代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
近代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維持适當數量人口的生計。
因此人口數量不該超過有限土地所能承擔的生産力。
在中國過去社會，此項理論殊不适用。
因過去中國是一大陸農國，人群和合了，同時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
因此說：“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奪，是故财聚則民散，财散則民聚。
”《大學》這一番理論，貢獻給此下中國作為一種傳統的經濟政策之張本，我們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雲：“聖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主張，我們的物質欲望不可超過現有的物質限度。
當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能适應現有人之物質欲望。
在此兩者間，須能相互調節。
使人的内心欲望與外在物質生産，雙方相持而長。
荀子此番話，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
可以說，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文本位為立場，或說是以道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
人生的欲望，本可無限地擴張提高，但欲望無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
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後，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無限。
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限的無休止。
此将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決非人生之幸福與理想。
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之于道德與禮義，不應屬之于欲望與經濟。
人之種種欲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生理想與道德之領導。
四 此項理論到漢代時，又出了幾位有名人物如賈誼、晁錯、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負與經濟理想，大體言之，均是因襲上述儒家思想而來。
我姑舉董仲舒所言以資證明： 董仲舒雲：“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
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
以此為度而調均之。
”當知社會決不能絕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僅在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