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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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較高而止。
如大政治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他們在社會上貢獻比别人大，自當獲得一份比别人較高的地位與待遇。
此種差别是有理由的。
即如當前共産主義國家裡面，豈不是此輩人之地位與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嗎？此等差别，我們實無法反對。
隻是不要讓人由富生驕，喪其明德，則于己無益，于人有害了。
至于窮人，與富相較，則自見其窮。
既有富，必有貧，亦所難免。
但也要使貧者能獲得他們低水準的必需，有他們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讓他們内心老憂慮。
此處所引董仲舒之所謂富與貧，其實隻是在同一水準上比較有此分别而已。
無論富與貧，同樣不該超水準，而此水準則以人生的理想為依歸而樹立。
人都該能活着，而尤該活得近理想。
即如目前西方國家，在亞、非地區所以不得人緣，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驕的病。
他們因和人貧富相差太懸殊，便不免視别人為落後民族，以為予以一些經濟援助，便是拯救了這些地區。
這一種内心，正是驕的表現。
僅知有經濟，不知經濟以外有人生，則富必然會驕，因驕而生出人類相與之不和與不睦來。
這些不和不睦，卻非經濟所能解決。
但富而驕固不可，貧而憂也須防。
經濟條件降落到一種必需水準之下去，這亦會發生人群間之不安與不和。
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驕，貧而不憂，高下有寬度的節限中，來維持一個相當有伸縮餘地的社會經濟水平。
以此為限度而調均之。
“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種德，如不驕不憂之心理狀态，更重要過于不必需的經濟條件。
漢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來節制資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鹽鐵政策。
據司馬遷《史記》所雲：“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鹽鐵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當由私家操縱專利。
漢武帝此項制度之用意，永為後世所承襲，遂使此後中國社會永遠不能有壟斷為利之大資本家出現。
我們當知在此種制度之後面，實有一番人生理想與經濟理論在作領導，故使中國社會在封建政制崩潰之後，不轉到資本主義社會路上去。
故自漢武帝開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後，貨殖遊俠一批人物便潛消于無形。
而自《史記》以後，除班固《漢書》因襲《史記》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貨殖遊俠列傳了。
即班氏《漢書》亦以此譏史公，謂其“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
”班氏此一評語，正可說明此下中國社會何以不再容遊俠貨殖中人得勢的一般意見。
現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為惟有太史公有史學特識，故能提出此兩列傳，以後史家無太史公般識見，遂不知為貨殖遊俠寫列傳。
其實此後中國社會已正式成為四民社會了，商人與遊俠已失卻其素封與新貴之地位，不能如漢初般在社會上發生出特殊作用，故後來史家也就無法再為他們另立專傳。
正為的是曆史上無此現象，卻不便是史家無此識見呀！ 五 我們可以說，中國此下經濟制度大體承襲了此一傳統。
先說保持必需經濟的低水準方面。
我将姑舉幾項大綱目言之。
首先當言平均地權之一項，此即向來學者所愛言之井田思想。
其在曆史上見之實施者，為各時代之均田制。
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此乃中國曆代政府所力求糾正者。
随于土地政府而來者，如廢除奴隸使成為自由民，以及曆代賦稅制度之主于輕徭薄賦，以及各項憫農、恤貧、救荒、赈災、公積、義倉，及獎勵社會私人種種義舉善行，以寬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國兩千年來政府所傳統倡導盡力履行者。
這些工作之背後，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與支持。
其意隻在使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堕落于過低水準。
再說防止經濟超過高水準，走上不必需的經濟之無限發展者，除上述鹽鐵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為商人所壟斷專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進入仕途，此亦為中國傳統法制一大端。
董仲舒嘗雲：“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
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
”此所謂小人，乃指隻為私家私人謀生計滿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國家之重任。
明明求仁義，則是存心在公，非士人專一詩書，求明義理，不能有此。
故付托以國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輩。
董仲舒又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當知道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
偏重功利，則易趨于無限度。
董仲舒之言，極為近人诟病，其實就中國曆史傳統言，此
如大政治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他們在社會上貢獻比别人大，自當獲得一份比别人較高的地位與待遇。
此種差别是有理由的。
即如當前共産主義國家裡面，豈不是此輩人之地位與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嗎？此等差别，我們實無法反對。
隻是不要讓人由富生驕，喪其明德，則于己無益，于人有害了。
至于窮人，與富相較，則自見其窮。
既有富，必有貧，亦所難免。
但也要使貧者能獲得他們低水準的必需，有他們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讓他們内心老憂慮。
此處所引董仲舒之所謂富與貧，其實隻是在同一水準上比較有此分别而已。
無論富與貧，同樣不該超水準，而此水準則以人生的理想為依歸而樹立。
人都該能活着，而尤該活得近理想。
即如目前西方國家，在亞、非地區所以不得人緣，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驕的病。
他們因和人貧富相差太懸殊，便不免視别人為落後民族，以為予以一些經濟援助，便是拯救了這些地區。
這一種内心，正是驕的表現。
僅知有經濟，不知經濟以外有人生，則富必然會驕，因驕而生出人類相與之不和與不睦來。
這些不和不睦，卻非經濟所能解決。
但富而驕固不可，貧而憂也須防。
經濟條件降落到一種必需水準之下去，這亦會發生人群間之不安與不和。
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驕，貧而不憂，高下有寬度的節限中，來維持一個相當有伸縮餘地的社會經濟水平。
以此為限度而調均之。
“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種德，如不驕不憂之心理狀态，更重要過于不必需的經濟條件。
漢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來節制資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鹽鐵政策。
據司馬遷《史記》所雲：“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鹽鐵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當由私家操縱專利。
漢武帝此項制度之用意，永為後世所承襲，遂使此後中國社會永遠不能有壟斷為利之大資本家出現。
我們當知在此種制度之後面，實有一番人生理想與經濟理論在作領導，故使中國社會在封建政制崩潰之後，不轉到資本主義社會路上去。
故自漢武帝開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後，貨殖遊俠一批人物便潛消于無形。
而自《史記》以後，除班固《漢書》因襲《史記》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貨殖遊俠列傳了。
即班氏《漢書》亦以此譏史公，謂其“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
”班氏此一評語，正可說明此下中國社會何以不再容遊俠貨殖中人得勢的一般意見。
現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為惟有太史公有史學特識，故能提出此兩列傳，以後史家無太史公般識見，遂不知為貨殖遊俠寫列傳。
其實此後中國社會已正式成為四民社會了，商人與遊俠已失卻其素封與新貴之地位，不能如漢初般在社會上發生出特殊作用，故後來史家也就無法再為他們另立專傳。
正為的是曆史上無此現象，卻不便是史家無此識見呀！ 五 我們可以說，中國此下經濟制度大體承襲了此一傳統。
先說保持必需經濟的低水準方面。
我将姑舉幾項大綱目言之。
首先當言平均地權之一項，此即向來學者所愛言之井田思想。
其在曆史上見之實施者，為各時代之均田制。
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此乃中國曆代政府所力求糾正者。
随于土地政府而來者，如廢除奴隸使成為自由民，以及曆代賦稅制度之主于輕徭薄賦，以及各項憫農、恤貧、救荒、赈災、公積、義倉，及獎勵社會私人種種義舉善行，以寬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國兩千年來政府所傳統倡導盡力履行者。
這些工作之背後，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與支持。
其意隻在使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堕落于過低水準。
再說防止經濟超過高水準，走上不必需的經濟之無限發展者，除上述鹽鐵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為商人所壟斷專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進入仕途，此亦為中國傳統法制一大端。
董仲舒嘗雲：“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
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
”此所謂小人，乃指隻為私家私人謀生計滿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國家之重任。
明明求仁義，則是存心在公，非士人專一詩書，求明義理，不能有此。
故付托以國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輩。
董仲舒又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當知道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
偏重功利，則易趨于無限度。
董仲舒之言，極為近人诟病，其實就中國曆史傳統言，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