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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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言論，皆有甚大影響，而非誠可诟病者。
我們當細求其意旨所歸，不當因其驟然看來和我們意見不同，便肆意輕蔑，不求理會。
又如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制，直到清代，還是時時變相出現。
但若因此而認為中國曆史傳統一向輕賤商人，則亦不盡然。
《左傳》雲：“通商惠工”，此四字為曆來所奉守。
通商者，即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給予商人以種種之便利，又如說“關市譏而不征，”當知曆來商稅皆不高，有些時且不征商稅，商品在全國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絕無阻滞留礙之虞。
如在晚清鹹同年間，為平洪楊亂事，創辦厘捐，當時曾引起極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時不得已而為之。
諸位當知，中國政治傳統，隻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害了社會，卻并不允許政府專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
可知賤商之說亦不公允。
中國曆史上，工商業在古代已甚發達，如南朝以下之廣州，唐代以後之揚州，此等城市，其商業繁榮之情況，屢見于曆史記載，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
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廣記》一書，其中所載瑣事轶聞，大可想見在當時中國各地之商業情況，足可打破我們所想像中國永遠留在農村社會之一假想。
我們盡可說，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惟遇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換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
故中國曆代工商業生産，大體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諸項目發展到一個相當限度時，即轉而跑向人生意義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業品能予以高度之藝術化。
遠的如古代商、周之鐘鼎、彜器，乃至後代之陶瓷、器皿，絲織、刺繡，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隻在美化上用心。
即如我們所謂文房四寶，筆精墨良，美紙佳硯，此類屬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質之精美，制作之纖巧，無不遠超乎普通一般實用水準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藝術境界。
凡此隻求美化人生，決非由牟利動機在後作操縱。
又如中國人的家屋與園亭建築，以及其屋内陳設，園中布置，乃及道路橋梁等，處處可見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放縱牟利上。
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
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
說到工業，中國曆史上有幾項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後的萬裡長城，又如隋代與元代所開浚之運河。
此種大工程，亦莫不與國防民生實用有關。
總而言之，中國人隻注意經濟之必需。
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
雖中國民族亦具有偉大的制造工藝才能，但亦都不從牟利上着眼。
故經濟之向上發展，雖同屬于一種物質方面的，而西方則偏在科學機械方面，中國則偏在藝術陶冶方面。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人生美化藝術化，亦屬仁義方面。
科學與藝術，亦是一種義利之辨。
至如核子武器之發明，則為一種大不仁。
可見中國傳統經濟觀，均是一種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經濟。
經濟隻以輔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
于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
六 在中國古代有一書，名《周官》，亦稱《周禮》。
此書實為中國古代一部奇書，猶如西方希臘哲人柏拉圖之著有烏托邦《理想國》。
此書當屬戰國末年人作品。
書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會、經濟、教化冶于一爐，是亦主張一種人文主義之經濟政策者。
後人遂多疑以為乃周公著作。
後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書推行新政。
一為西漢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時代北周之蘇綽，一位北宋神宗時之王安石。
此三人中，結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敗，惟有蘇綽一人成功了。
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佳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業太甚，以至失敗。
而蘇綽則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不佳之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見有裁抑工商業過甚之病。
此處亦可看出中國曆史進程中之一種中和性，不走極端，不為過甚。
而同時亦見中國曆史傳統，本不專向裁抑工商業一方推進。
過分裁抑工商業，必然将招緻惡果無疑。
若我們仔細一讀王莽、王安石兩人之政治失敗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
尤其當王安石時，一輩舊黨反對新政，此輩人亦多屬儒士，可謂與王安石在學術上仍是同一路線者。
我們若仔細去讀當時那些反對派的言論，更可透悟出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經濟
我們當細求其意旨所歸，不當因其驟然看來和我們意見不同，便肆意輕蔑，不求理會。
又如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制，直到清代，還是時時變相出現。
但若因此而認為中國曆史傳統一向輕賤商人，則亦不盡然。
《左傳》雲：“通商惠工”，此四字為曆來所奉守。
通商者，即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給予商人以種種之便利，又如說“關市譏而不征，”當知曆來商稅皆不高，有些時且不征商稅，商品在全國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絕無阻滞留礙之虞。
如在晚清鹹同年間，為平洪楊亂事，創辦厘捐，當時曾引起極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時不得已而為之。
諸位當知，中國政治傳統，隻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害了社會，卻并不允許政府專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
可知賤商之說亦不公允。
中國曆史上，工商業在古代已甚發達，如南朝以下之廣州，唐代以後之揚州，此等城市，其商業繁榮之情況，屢見于曆史記載，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
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廣記》一書，其中所載瑣事轶聞，大可想見在當時中國各地之商業情況，足可打破我們所想像中國永遠留在農村社會之一假想。
我們盡可說，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惟遇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換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
故中國曆代工商業生産，大體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諸項目發展到一個相當限度時，即轉而跑向人生意義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業品能予以高度之藝術化。
遠的如古代商、周之鐘鼎、彜器，乃至後代之陶瓷、器皿，絲織、刺繡，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隻在美化上用心。
即如我們所謂文房四寶，筆精墨良，美紙佳硯，此類屬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質之精美，制作之纖巧，無不遠超乎普通一般實用水準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藝術境界。
凡此隻求美化人生，決非由牟利動機在後作操縱。
又如中國人的家屋與園亭建築，以及其屋内陳設，園中布置，乃及道路橋梁等，處處可見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放縱牟利上。
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
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
說到工業，中國曆史上有幾項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後的萬裡長城，又如隋代與元代所開浚之運河。
此種大工程，亦莫不與國防民生實用有關。
總而言之，中國人隻注意經濟之必需。
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
雖中國民族亦具有偉大的制造工藝才能，但亦都不從牟利上着眼。
故經濟之向上發展，雖同屬于一種物質方面的，而西方則偏在科學機械方面，中國則偏在藝術陶冶方面。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人生美化藝術化，亦屬仁義方面。
科學與藝術，亦是一種義利之辨。
至如核子武器之發明，則為一種大不仁。
可見中國傳統經濟觀，均是一種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經濟。
經濟隻以輔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
于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
六 在中國古代有一書，名《周官》，亦稱《周禮》。
此書實為中國古代一部奇書，猶如西方希臘哲人柏拉圖之著有烏托邦《理想國》。
此書當屬戰國末年人作品。
書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會、經濟、教化冶于一爐，是亦主張一種人文主義之經濟政策者。
後人遂多疑以為乃周公著作。
後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書推行新政。
一為西漢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時代北周之蘇綽，一位北宋神宗時之王安石。
此三人中，結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敗，惟有蘇綽一人成功了。
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佳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業太甚，以至失敗。
而蘇綽則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不佳之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見有裁抑工商業過甚之病。
此處亦可看出中國曆史進程中之一種中和性，不走極端，不為過甚。
而同時亦見中國曆史傳統，本不專向裁抑工商業一方推進。
過分裁抑工商業，必然将招緻惡果無疑。
若我們仔細一讀王莽、王安石兩人之政治失敗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
尤其當王安石時，一輩舊黨反對新政，此輩人亦多屬儒士，可謂與王安石在學術上仍是同一路線者。
我們若仔細去讀當時那些反對派的言論，更可透悟出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