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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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之内涵意義之另一方面來。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驚于王莽、王安石兩人之經濟措施，有些與西方意見若相暗合，卻不懂他們究竟為何失敗，于是盡罵中國人守舊，盡罵中國傳統輕視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實。
七 根據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國曆史之渾融一體性。
故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隻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
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
在此三者之上，則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領導。
循此以往，中國曆史之傳統與其特殊性，便不難找出答案來。
現在再論到中國經濟中幾項特有情況，有很多問題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見或少見者，而亦遂為今日國人所忽略了。
就中國人傳統觀念言，一個時代，若其物質上之積聚多而消散少，此時代即富而安，否則反是。
在上如帝王之驕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
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過量開支。
對外則有防邊與開邊，或窮兵黩武。
凡此種種，皆足以招緻國庫空竭，人民貧乏。
如漢武帝遠征匈奴，以為可以一勞永逸。
但到末年，終不免有輪台之诏，自悔當年之措施。
唐中葉以後，亦可說是因于有一種接近帝國主義之向外擴張，而招來國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時期。
又因中國國防線太長，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邊而動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為造成當時國勢衰弱之一因。
又如河患與漕運兩問題，此亦為中國曆史所特有。
黃河屢有泛濫潰決之患，曆代專設機關特命大員設法防治，耗費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會的經濟危機。
漕運乃指水道運輸糧食言，或運至京師，或供應邊防，或沿途分儲食廒，皆稱漕運。
此亦為中國曆史上一大消費，皆因中國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
此黃河與漕運之兩大問題，在中國史書中，曆代均有詳細叙述。
此兩事，每使曆代政府歲糜巨帑，耗費國家财力，不可計算。
欲研究中國經濟史，此等特殊問題亦不可不一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門第社會，雖若迹近封建，導緻不平等，然當時之大門第實為社會财富之積聚中心。
社會因由此積聚，而使一般經濟易于向上。
唐以後，則是一個白衣進士的社會，财富分散了，經濟無積聚，好像更走上平等。
但一切社會上應興應革之事，反而停滞，無法推動。
此因社會力量因平鋪而癱瘓了，不易集合向前發展。
此一問題亦極重要。
但在今日講來，已是曆史上之過去陳迹，因亦沒人注意了。
但此實是宋以下中國常苦貧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總括來說，中國曆史上的經濟情況，自秦迄清，直到道鹹年間，向來可說是較佳于西方的。
經濟落後，隻是近百年事。
我們盡可說，在近代科學興起，而中國經濟遂見落後。
此下我們将如何引進近代西方之新科學而又能保持中國經濟舊傳統，即仍然保持中國一向堅守的人文本位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使新科學興起後之經濟發展，仍不緻超水準而走向無限度與不必需的發展上面去。
此是一大問題，有待中國自己此後新起的經濟學家來設計，來督導，來創立一種适合中國傳統社會的新經濟思想與政策及制度。
在中國曆史上，能特創新制度，來解決當時代之種種問題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學家，固已代有輩出。
但今天我們則失卻此自信，種種聰明，都奔湊到抄襲與模仿上，自己不能創造，也不敢創造。
惟此厥為中國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們一套浮士德式的無線向前精神，有他們傳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财利主義。
他們一意提高物質生活，而把其他人生盡追随着向前。
我們明知此一套精神實為中國社會所不易接受。
而他們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
但我們偏要勉強學步，則所謂落後，便真成為落後，而無法追上了。
故中國今後最要急起直追者，卻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國古人那一種自創自辟的精神。
即就經濟史上之種種發明而言，如鈔票是發明在中國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
若把中國經濟史上種種出自中國人自己發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羅舉，亦足增長國人之自信。
我們今後正須在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樹，則首先得回頭一看中國過去的一套經濟史。
這更是我們研究此下經濟發展所應注意的。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驚于王莽、王安石兩人之經濟措施，有些與西方意見若相暗合，卻不懂他們究竟為何失敗，于是盡罵中國人守舊，盡罵中國傳統輕視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實。
七 根據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國曆史之渾融一體性。
故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隻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
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
在此三者之上，則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領導。
循此以往，中國曆史之傳統與其特殊性，便不難找出答案來。
現在再論到中國經濟中幾項特有情況，有很多問題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見或少見者，而亦遂為今日國人所忽略了。
就中國人傳統觀念言，一個時代，若其物質上之積聚多而消散少，此時代即富而安，否則反是。
在上如帝王之驕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
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過量開支。
對外則有防邊與開邊，或窮兵黩武。
凡此種種，皆足以招緻國庫空竭，人民貧乏。
如漢武帝遠征匈奴，以為可以一勞永逸。
但到末年，終不免有輪台之诏，自悔當年之措施。
唐中葉以後，亦可說是因于有一種接近帝國主義之向外擴張，而招來國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時期。
又因中國國防線太長，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邊而動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為造成當時國勢衰弱之一因。
又如河患與漕運兩問題，此亦為中國曆史所特有。
黃河屢有泛濫潰決之患，曆代專設機關特命大員設法防治，耗費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會的經濟危機。
漕運乃指水道運輸糧食言，或運至京師，或供應邊防，或沿途分儲食廒，皆稱漕運。
此亦為中國曆史上一大消費，皆因中國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
此黃河與漕運之兩大問題，在中國史書中，曆代均有詳細叙述。
此兩事，每使曆代政府歲糜巨帑，耗費國家财力，不可計算。
欲研究中國經濟史，此等特殊問題亦不可不一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門第社會，雖若迹近封建，導緻不平等，然當時之大門第實為社會财富之積聚中心。
社會因由此積聚，而使一般經濟易于向上。
唐以後，則是一個白衣進士的社會，财富分散了，經濟無積聚，好像更走上平等。
但一切社會上應興應革之事，反而停滞，無法推動。
此因社會力量因平鋪而癱瘓了，不易集合向前發展。
此一問題亦極重要。
但在今日講來，已是曆史上之過去陳迹，因亦沒人注意了。
但此實是宋以下中國常苦貧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總括來說，中國曆史上的經濟情況，自秦迄清，直到道鹹年間，向來可說是較佳于西方的。
經濟落後，隻是近百年事。
我們盡可說，在近代科學興起，而中國經濟遂見落後。
此下我們将如何引進近代西方之新科學而又能保持中國經濟舊傳統，即仍然保持中國一向堅守的人文本位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使新科學興起後之經濟發展，仍不緻超水準而走向無限度與不必需的發展上面去。
此是一大問題，有待中國自己此後新起的經濟學家來設計，來督導，來創立一種适合中國傳統社會的新經濟思想與政策及制度。
在中國曆史上，能特創新制度，來解決當時代之種種問題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學家，固已代有輩出。
但今天我們則失卻此自信，種種聰明，都奔湊到抄襲與模仿上，自己不能創造，也不敢創造。
惟此厥為中國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們一套浮士德式的無線向前精神，有他們傳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财利主義。
他們一意提高物質生活，而把其他人生盡追随着向前。
我們明知此一套精神實為中國社會所不易接受。
而他們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
但我們偏要勉強學步，則所謂落後，便真成為落後，而無法追上了。
故中國今後最要急起直追者，卻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國古人那一種自創自辟的精神。
即就經濟史上之種種發明而言，如鈔票是發明在中國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
若把中國經濟史上種種出自中國人自己發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羅舉，亦足增長國人之自信。
我們今後正須在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樹，則首先得回頭一看中國過去的一套經濟史。
這更是我們研究此下經濟發展所應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