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如何研究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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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來,各姓家譜急速散失,隻能在某些大圖書館中去查閱了。

    但真要了解中國社會之特殊性所在,此項材料,總是不得不注意。

     我們可以說,“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一最要的核心。

    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過于家。

    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于族。

    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

    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國社會相傳所重視之禮。

    禮之研究,有極專門的,但亦有極通俗的。

    如婚喪喜慶均有禮,而喪禮尤要,因喪禮與宗法相通。

    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

    自宋以下,中國社會已變,故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

    除宗族禮制外,中國一向有家訓家教等一類書籍與散篇文章,流傳保存下來的為數也不少,此等也該注意,可與上述材料共同研尋。

     除上舉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國社會史尚有另一種史料當注意,便是方志。

    中國地方志書,實是豐富美備。

    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縣有縣志,甚至書院學校有志,寺觀廟宇有志,鄉裡社團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門别類,應有盡有。

    論其卷帙,真所謂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近代西方人士對中國之家譜與方志皆特别重視,正因此兩者系西方史籍中所無。

    但在中國近代潮流所趨,此兩項著作體例,新的已絕難繼越,舊的也快沒人理會,這誠是大可惋惜的。

     方志為書,溯其淵源,甚為遙遠。

    清代《四庫提要》上說,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産而已。

    《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迹,《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觞。

    我們亦可說,原先注意的隻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後逐漸轉移到社會和人物方面來。

    大緻是時代變,社會情勢變,史書體例與内容自亦随而變。

    其實中國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漸走上了成為各地的社會史之途徑。

    惟因開始是由志地而起,後人太過注重在此類著述之體例之來曆上,卻沒有注重在此類著述之内容之衍變上。

    因此究竟方志該重在地理方面,抑該重在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東厚、章實齋等,尚在争辯不決。

    但我們用現代眼光來看,中國方志在不知不覺中,其實早已走上了一種社會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絕大部分各地的社會史料,這是更無可疑的。

     就後代一般的方志體例言,其所記錄,舉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氣候、山川形勢、土壤生産、城市關隘、道路交通、風土景物、鄉俗民情、曆史變遷、政治沿革、經濟狀況、物質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凡屬有關其他之各種情狀演變,分類列目,靡不畢載。

    我們隻須一翻各方志之分類目錄,便知其内容所述,大體均與各地社會史料有關。

    我們若要研究社會史,本該将其社會之大自然背景、曆史沿革、政治、經濟、物質建設、藝術愛好、人物德性、風俗、信仰等種種方面,綜合會通,融凝如一地來加以研究始得。

    若依此理想,則中國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國各地社會史之絕好材料,其意義自躍然可見了。

     要研究中國方志,其事也可分幾方面下手。

    一方面将中國各地方志歸納起來作綜合研究,看出其間之共通性與傳統性。

    然後再從另方面把各地域分開來看,看其各自所有之個别性與特殊性。

    自時間來說,并可劃分各時代,看其演變趨向之大勢。

    所惜是近代中國學術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來真實發掘。

    鄙意若要研究中國社會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國的地方志與家譜配合參究,必然可能有許多寶貴的發現。

    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請諸位有志作此項研究者注意。

     四 其次,當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着手。

    曆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曆史的張本。

    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現前的曆史,此兩者本應連系合一來看。

    我常謂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裡面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其中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嫩芝卉。

    在同一橫斷面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

    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剛産生的新花樣。

    此社會之橫切平斷面,正由許多曆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

    社會就是曆史進程的當前歸宿,社會是一部眼前的新曆史。

    曆史家把曆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但還有眼前史。

    此當前的社會,呈顯于我們面前之一切,實為最真實最活躍的眼前史。

     我試給它起一名稱,我将戲謂之“無字天書”,一部無字的曆史天書。

    此外一切史書著作,隻都是“有字人書”。

    有字人書的價值遠不能超過了無字天書。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寫《史記》以前,便從事于遊曆,遍到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天書,才下筆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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