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如何研究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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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仕途，于是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漲，于是在此時期之後半段，漸有士族興起。
我們亦可稱之為“士族興起的時期”，或徑稱“士族社會”。
我們亦可說，封建貴族崩潰在春秋之末，而士族興起則在東漢之處。
而自戰國至西漢，全為此兩個社會之轉型期。
三、九品中正時期：此為魏晉南北朝時。
此時期也可稱為“門第社會”。
乃承接兩漢士族興起，而達于士族全盛之時期，亦可稱為“士族确立時期”。
但我們不能即認士族或門第為封建，因當時仍有一個統一政府臨制在上，而下面複有自由工商業資産階級之存在。
此項士族與門第，則因其為溝通政府與社會之一橋梁而特占地位，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貴族仍不相同。
四、科舉時期：唐代科舉制度産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社會一轉型期。
下及宋代，魏晉以來相傳大門第，幾乎全部消失。
此下便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即“白衣舉子”之社會。
此種移轉，本極重要，但因其隻是漸變，非突變，故不易為人覺察。
近人梁任公曾說：“中國曆史沒有革命，隻有造反。
”此語亦對。
若要在中國曆史上尋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
中國社會隻在融洽的氣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倉促間用暴力推翻這個，再在霎時間陡然來興起那個。
如先秦時期的封建貴族崩潰，唐代之士族門第崩潰，皆是社會内部之大變。
但此等變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關革命，故使人不覺。
我們亦可稱唐代科舉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進士時期：科舉進士，唐代已有。
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
我們雖可一并稱呼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為“科舉社會”，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為貼切。
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後為“後期科舉社會”。
當然到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變化，但我們卻可不必再為細分了。
我們亦可稱西漢時代，為戰國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一時代。
此下東漢時期，印度佛教東來，中國道教繼起，幾乎由宗教勢力來代替了傳統的士勢力。
宋代則為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二時代，傳統的士勢力幾乎又漸代替了宗教勢力。
所以中國秦以下之士傳統，尤以漢宋兩代為代表。
清代之有漢學宋學之分者，其要由此。
馬克思對社會演進的看法，主要以生産工具影響經濟發展之觀點為出發，推論至極，遂成為一種唯物史觀。
我講中國曆史，則将社會中“士”的一階層之地位變化，來指出中國社會演進之各形态。
此乃就事論事，根據中國曆史社會實況，而分别為以上各時期。
卻非先立下了一種哲學的曆史觀，來勉強作此支配。
我之此說，亦僅在提供治史者作參考。
如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繼續提出，再作研讨。
總之，曆史事實俱在，無論何種看法與想法，須求不背曆史真實，則是一大原則。
茲再據鄙意簡括說之。
士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一領導階層，農則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之基本階層。
其他工商兩業，留待下次細講。
要之，我們該根據曆史實事求是，作客觀之分析。
西方人自據西方曆史來作研究對象，其所得結論，未必可以全部搬到東方社會來應用。
又且我們中國社會綿延四五千年，一貫禅遞而來。
故家遺澤，積厚流光。
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蘊，必有值得我們作缜密精詳推求之必要，則斷無可疑。
三 現在再略述研究中國社會史之有關書籍材料的問題。
普通意見，認為中國史籍一向隻專重在上層政治史方面，關于下層社會史方面之資料甚感缺乏。
實亦不然。
從中國文化傳統觀點言，中國一向注重下層社會，更過于其注重上層政治，哪有對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
主要是中國史籍之記載方法，自有一套體例。
若我們不先明白其體例，便不知何項材料應向何種書中或書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尋。
即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之材料已甚豐富，隻我們未經細讀，不知别擇，遂誤認為中國正史對社會下層史料不加注意。
此事牽引太遠，在此且不深論。
此下當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為研究中國社會所宜注意者。
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有兩種中國古學必須注意。
一是氏姓之學，一是譜諜之學。
此兩種學問，其實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種看。
關于秦以前氏姓之學譜諜之學之有關中國史之研讨處，此亦略去不論。
僅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士族興起，又轉成為大門第。
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諜來分别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一小書，則成于宋初。
諸位莫謂百家姓隻是一冊通俗小書，在此通俗小書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國社會史一項特該注意的要目。
古代有關氏姓譜諜各項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書之前的，現在都不完備存在，有待我們去稽鈎考索。
但在百家姓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此項材料，到處可得
我們亦可稱之為“士族興起的時期”，或徑稱“士族社會”。
我們亦可說，封建貴族崩潰在春秋之末，而士族興起則在東漢之處。
而自戰國至西漢，全為此兩個社會之轉型期。
三、九品中正時期：此為魏晉南北朝時。
此時期也可稱為“門第社會”。
乃承接兩漢士族興起，而達于士族全盛之時期，亦可稱為“士族确立時期”。
但我們不能即認士族或門第為封建，因當時仍有一個統一政府臨制在上，而下面複有自由工商業資産階級之存在。
此項士族與門第，則因其為溝通政府與社會之一橋梁而特占地位，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貴族仍不相同。
四、科舉時期：唐代科舉制度産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社會一轉型期。
下及宋代，魏晉以來相傳大門第，幾乎全部消失。
此下便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即“白衣舉子”之社會。
此種移轉，本極重要，但因其隻是漸變，非突變，故不易為人覺察。
近人梁任公曾說：“中國曆史沒有革命，隻有造反。
”此語亦對。
若要在中國曆史上尋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
中國社會隻在融洽的氣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倉促間用暴力推翻這個，再在霎時間陡然來興起那個。
如先秦時期的封建貴族崩潰，唐代之士族門第崩潰，皆是社會内部之大變。
但此等變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關革命，故使人不覺。
我們亦可稱唐代科舉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進士時期：科舉進士，唐代已有。
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
我們雖可一并稱呼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為“科舉社會”，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為貼切。
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後為“後期科舉社會”。
當然到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變化，但我們卻可不必再為細分了。
我們亦可稱西漢時代，為戰國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一時代。
此下東漢時期，印度佛教東來，中國道教繼起，幾乎由宗教勢力來代替了傳統的士勢力。
宋代則為孔孟儒家獨出得意的第二時代，傳統的士勢力幾乎又漸代替了宗教勢力。
所以中國秦以下之士傳統，尤以漢宋兩代為代表。
清代之有漢學宋學之分者，其要由此。
馬克思對社會演進的看法，主要以生産工具影響經濟發展之觀點為出發，推論至極，遂成為一種唯物史觀。
我講中國曆史，則将社會中“士”的一階層之地位變化，來指出中國社會演進之各形态。
此乃就事論事，根據中國曆史社會實況，而分别為以上各時期。
卻非先立下了一種哲學的曆史觀，來勉強作此支配。
我之此說，亦僅在提供治史者作參考。
如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繼續提出，再作研讨。
總之，曆史事實俱在，無論何種看法與想法，須求不背曆史真實，則是一大原則。
茲再據鄙意簡括說之。
士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一領導階層，農則為中國四民社會中之基本階層。
其他工商兩業，留待下次細講。
要之，我們該根據曆史實事求是，作客觀之分析。
西方人自據西方曆史來作研究對象，其所得結論，未必可以全部搬到東方社會來應用。
又且我們中國社會綿延四五千年，一貫禅遞而來。
故家遺澤，積厚流光。
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蘊，必有值得我們作缜密精詳推求之必要，則斷無可疑。
三 現在再略述研究中國社會史之有關書籍材料的問題。
普通意見，認為中國史籍一向隻專重在上層政治史方面，關于下層社會史方面之資料甚感缺乏。
實亦不然。
從中國文化傳統觀點言，中國一向注重下層社會，更過于其注重上層政治，哪有對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
主要是中國史籍之記載方法，自有一套體例。
若我們不先明白其體例，便不知何項材料應向何種書中或書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尋。
即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之材料已甚豐富，隻我們未經細讀，不知别擇，遂誤認為中國正史對社會下層史料不加注意。
此事牽引太遠，在此且不深論。
此下當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為研究中國社會所宜注意者。
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有兩種中國古學必須注意。
一是氏姓之學，一是譜諜之學。
此兩種學問，其實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種看。
關于秦以前氏姓之學譜諜之學之有關中國史之研讨處，此亦略去不論。
僅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士族興起，又轉成為大門第。
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諜來分别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一小書，則成于宋初。
諸位莫謂百家姓隻是一冊通俗小書，在此通俗小書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國社會史一項特該注意的要目。
古代有關氏姓譜諜各項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書之前的，現在都不完備存在，有待我們去稽鈎考索。
但在百家姓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此項材料，到處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