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如何研究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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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時已存在，戰國以下更不論。
上面有統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業，試問在此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如西方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産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國曆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曆史綿延，為數甚多。
遠在春秋時，城邑可考者當達兩百左右，其間則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長時期存在者。
自秦漢推行郡縣制，每縣必有一城為其治所。
漢元帝時，縣邑一千三百餘，此一千三百餘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絕大多數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遷移。
其城郭建置，自已經過不少次之改修與新建。
要之，這些城市，不僅作為一政治中心，同時亦是一工商業中心。
環繞着它的四鄉，即憑此作為一物資集散之樞紐。
此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城市，獨立于當時封建系統以外者大不同。
論到中國城市之商業情況，在戰國時，齊國首都臨淄，已有居民七萬戶。
論其口數，應在三十萬以上，或可達五十萬。
如唐末黃巢之亂，廣州一城死于戰亂之番胡，為數有十萬之巨。
又如宋代金烏珠（兀術——編者注）南侵，蘇州一城死者達五十萬。
至如揚州城，自唐迄清，始終為一大商業中心，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可想像其市場繁榮之一斑。
至如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漢之長安、東漢之洛陽，南北朝時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陽。
唐代之長安、洛陽。
宋代之汴京、臨安。
遼、金、元、明、清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業之旺盛，皆有史冊可稽。
如謂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會中，而能相互融為一體，試問可有此說法否？在中國曆史上，中國社會和西方封建社會比較最多相似處，似當在蒙古統治下之元代。
但我們若一讀馬可波羅之東方遊記。
便可感到即在元代，東西雙方社會情形之仍不相似處。
無怪西方人讀馬氏書，要認他為信口開河，像神話一樣地不真實了。
二 上面隻說了中國傳統社會決不如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來破近人之讕言。
但中國社會究是何等樣的社會呢？有人說，若非封建社會，則定是奴隸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了。
我們當知中西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軌道上前進，中國曆史有中國曆史之特殊性，中國社會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
西方人做學問，喜創新名詞，但西人所創名詞，未必即适用于中國。
我們若問中國社會究是何等的社會，我們隻能自鑄新詞，再作解釋。
若一味抄襲，把中國社會說成為“亞細亞式的封建社會”，或“前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如此牽強比附，終無是處。
我認為中國社會之最特殊處，便是在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
若我們必為中國社會定一名稱，則不如稱之曰“四民社會”，較為合宜。
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為特色。
其他社會中，很難找出和它同樣的流品。
春秋時，中國社會尚顯分貴族平民兩階級，但在此時，士之一流品已漸興起。
士、農、工、商四字連用，始見于戰國時代人書中。
自秦以後，中國古代之封建貴族已全崩潰，于是四民社會遂正式成立。
我認為直到今天，四民社會一名詞還可适用。
但曆史常在變動中。
秦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能沒有變。
我試就此兩千年來之中國社會再為劃分，其最重要的劃分标準，則乃側重在社會中士的地位之變動上。
就中國曆史大傳統言，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
上下之間，并無大隔閡。
其主要關聯，則正在士之一流品。
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組成分子。
中國向稱耕讀傳家。
農村子弟，勤習經書。
再經選舉或考試，便能踏進政府，參與國事。
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
我将試照中國曆史上關于此一方面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遊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
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壞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
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
朝秦暮楚，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
不遑甯處，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鳴。
上面結束了春秋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下面開起秦漢以下之士族新社會。
我們可姑名此時期為“遊士社會”。
二、郎吏時期：此一段時期指兩漢言。
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
因稱郎吏社會，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漢代制度不可。
因此又拟改稱為“察舉社會”。
此一時期之士人，都須經過察舉才得從政，亦或可稱為“太學生社會”。
因當時的察舉，多須先經太學生階段。
總之，此一時期，上面的政府已變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參加政府之路徑，首先是為郎為吏。
士人得為郎吏之資格，則因經地方察舉獲入太學。
故我拟為此一時期之社會定此名稱。
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
上面有統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業，試問在此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如西方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産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國曆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曆史綿延，為數甚多。
遠在春秋時，城邑可考者當達兩百左右，其間則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長時期存在者。
自秦漢推行郡縣制，每縣必有一城為其治所。
漢元帝時，縣邑一千三百餘，此一千三百餘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絕大多數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遷移。
其城郭建置，自已經過不少次之改修與新建。
要之，這些城市，不僅作為一政治中心，同時亦是一工商業中心。
環繞着它的四鄉，即憑此作為一物資集散之樞紐。
此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城市，獨立于當時封建系統以外者大不同。
論到中國城市之商業情況，在戰國時，齊國首都臨淄，已有居民七萬戶。
論其口數，應在三十萬以上，或可達五十萬。
如唐末黃巢之亂，廣州一城死于戰亂之番胡，為數有十萬之巨。
又如宋代金烏珠（兀術——編者注）南侵，蘇州一城死者達五十萬。
至如揚州城，自唐迄清，始終為一大商業中心，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可想像其市場繁榮之一斑。
至如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漢之長安、東漢之洛陽，南北朝時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陽。
唐代之長安、洛陽。
宋代之汴京、臨安。
遼、金、元、明、清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業之旺盛，皆有史冊可稽。
如謂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會中，而能相互融為一體，試問可有此說法否？在中國曆史上，中國社會和西方封建社會比較最多相似處，似當在蒙古統治下之元代。
但我們若一讀馬可波羅之東方遊記。
便可感到即在元代，東西雙方社會情形之仍不相似處。
無怪西方人讀馬氏書，要認他為信口開河，像神話一樣地不真實了。
二 上面隻說了中國傳統社會決不如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來破近人之讕言。
但中國社會究是何等樣的社會呢？有人說，若非封建社會，則定是奴隸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了。
我們當知中西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軌道上前進，中國曆史有中國曆史之特殊性，中國社會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
西方人做學問，喜創新名詞，但西人所創名詞，未必即适用于中國。
我們若問中國社會究是何等的社會，我們隻能自鑄新詞，再作解釋。
若一味抄襲，把中國社會說成為“亞細亞式的封建社會”，或“前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如此牽強比附，終無是處。
我認為中國社會之最特殊處，便是在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
若我們必為中國社會定一名稱，則不如稱之曰“四民社會”，較為合宜。
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為特色。
其他社會中，很難找出和它同樣的流品。
春秋時，中國社會尚顯分貴族平民兩階級，但在此時，士之一流品已漸興起。
士、農、工、商四字連用，始見于戰國時代人書中。
自秦以後，中國古代之封建貴族已全崩潰，于是四民社會遂正式成立。
我認為直到今天，四民社會一名詞還可适用。
但曆史常在變動中。
秦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能沒有變。
我試就此兩千年來之中國社會再為劃分，其最重要的劃分标準，則乃側重在社會中士的地位之變動上。
就中國曆史大傳統言，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
上下之間，并無大隔閡。
其主要關聯，則正在士之一流品。
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組成分子。
中國向稱耕讀傳家。
農村子弟，勤習經書。
再經選舉或考試，便能踏進政府，參與國事。
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
我将試照中國曆史上關于此一方面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遊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
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壞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
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
朝秦暮楚，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
不遑甯處，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鳴。
上面結束了春秋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下面開起秦漢以下之士族新社會。
我們可姑名此時期為“遊士社會”。
二、郎吏時期：此一段時期指兩漢言。
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
因稱郎吏社會，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漢代制度不可。
因此又拟改稱為“察舉社會”。
此一時期之士人，都須經過察舉才得從政，亦或可稱為“太學生社會”。
因當時的察舉，多須先經太學生階段。
總之，此一時期，上面的政府已變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參加政府之路徑，首先是為郎為吏。
士人得為郎吏之資格，則因經地方察舉獲入太學。
故我拟為此一時期之社會定此名稱。
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