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
關燈
小
中
大
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
在西方曆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于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
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鸠等人皆是。
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
這并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
當知中國曆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
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
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
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
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
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七 我根據上述，敢于說，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
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
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于幾千年之久而不墜。
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
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
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
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
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于民。
隻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
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
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複活了。
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
但以此和西方曆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緻引起革命，産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
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曆史。
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隻想抄襲别人。
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别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發明。
一切近代科學确是如此。
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曆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曆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将自己的優良曆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
他的偉大處，在能确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淩駕在西方之上。
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
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
在這一點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曆史之持續，自當有随時革新改進之處。
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
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隻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
這并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曆。
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
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曆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于他邦。
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将永遠無望。
我們若隻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
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别類。
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彙在一起。
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
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
當知政治理論并不是紙上談兵。
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
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
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并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
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
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這是我所要講的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大概。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
在西方曆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于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
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鸠等人皆是。
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
這并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
當知中國曆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
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
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
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
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
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七 我根據上述，敢于說，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
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
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于幾千年之久而不墜。
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
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
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
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
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于民。
隻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
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
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複活了。
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
但以此和西方曆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緻引起革命，産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
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曆史。
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隻想抄襲别人。
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别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發明。
一切近代科學确是如此。
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曆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曆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将自己的優良曆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
他的偉大處，在能确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淩駕在西方之上。
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
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
在這一點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曆史之持續，自當有随時革新改進之處。
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
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隻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
這并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曆。
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
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曆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于他邦。
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将永遠無望。
我們若隻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
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别類。
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彙在一起。
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
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
當知政治理論并不是紙上談兵。
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
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
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并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
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
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這是我所要講的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大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