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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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是第二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
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後再分類以求。
從曆史的各方面分析來看，然後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曆史之大全體。
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
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于政事，歸入通史範圍。
若講政治，則重要在制度，屬專門史。
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
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成一系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
亦可說中國曆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若不明白到中國曆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
中國專講政治制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
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制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
如将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并叙述，則變為編年史，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
但曆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
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漢代，漢代結束，接着有魏晉南北朝。
此等朝代更疊，即成中國曆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
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内在的一貫性。
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
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曆史上的傳統制度保留着。
這證明，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
因此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
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制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
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制度的一部分。
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禅書》等。
到《漢書》改稱“志”，《漢書》共有“十志”，都屬講制度方面的。
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數有“志”，或有“書”，這些志與書，因其講的是制度方面，比較專門，普通讀曆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
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面的曆史，大家能讀。
其實我們要學曆史，政治制度方面這一項，亦非通不可。
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
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
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制度方面的專門史。
這亦是說，要學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
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
封建政治結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束。
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曆史不同。
在西方曆史上，并無此兩種政治制度之分别與存在。
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
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曆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
中國曆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
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
能創建優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面曆數千年之久而不敗。
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曆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曆史之無上成績。
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
中國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後二千年是郡縣政治。
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别，卻有些不明白了。
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曆史上的産物，隻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曆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出了一套封建制度。
其實這一套制度，本是連接着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曆史傳統而來。
隻是經周公一番創作，而更臻完美。
此一套制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制納歸于統一的制度。
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的局面。
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一。
在西洋曆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面，不屬上層的。
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
社會無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貴族。
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一政權，但卻無法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
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後再分類以求。
從曆史的各方面分析來看，然後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曆史之大全體。
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
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于政事，歸入通史範圍。
若講政治，則重要在制度，屬專門史。
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
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成一系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
亦可說中國曆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若不明白到中國曆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
中國專講政治制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
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制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
如将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并叙述，則變為編年史，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
但曆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
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漢代，漢代結束，接着有魏晉南北朝。
此等朝代更疊，即成中國曆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
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内在的一貫性。
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
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曆史上的傳統制度保留着。
這證明，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
因此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
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制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
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制度的一部分。
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禅書》等。
到《漢書》改稱“志”，《漢書》共有“十志”，都屬講制度方面的。
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數有“志”，或有“書”，這些志與書，因其講的是制度方面，比較專門，普通讀曆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
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面的曆史，大家能讀。
其實我們要學曆史，政治制度方面這一項，亦非通不可。
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
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
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制度方面的專門史。
這亦是說，要學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
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
封建政治結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束。
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曆史不同。
在西方曆史上，并無此兩種政治制度之分别與存在。
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
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曆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
中國曆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
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
能創建優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面曆數千年之久而不敗。
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曆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曆史之無上成績。
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
中國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後二千年是郡縣政治。
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别，卻有些不明白了。
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曆史上的産物，隻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曆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出了一套封建制度。
其實這一套制度，本是連接着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曆史傳統而來。
隻是經周公一番創作，而更臻完美。
此一套制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制納歸于統一的制度。
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的局面。
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一。
在西洋曆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面，不屬上層的。
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
社會無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貴族。
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一政權，但卻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