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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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安能一人出經一百二十卷，此常識也。
曾氏因《支谶傳》雲：“《阿阗世王寶積》等十餘部，似谶所出”，遂以《藏目》所載《大寶積經》為支谶出，此郢書燕說也。
今《嘉興藏目》有惟字《佛說阿阇世王經》二卷，支谶譯也，曾氏反未能采入。
且於支谶《阿阇世王寶積經》下注雲：“藏經寶積部，龍字至字一百二十卷”，不知《藏目》所謂“龍字至字字”者，“龍師火帝”至“始制文字”十二字号也。
今注曰“龍字至字”，蓋未谙《藏目》千文之用者也。
《藏目》大約每十卷一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故有十二号。
姚書則全采《開元錄》卷一之後漢錄，有經二百九十五部，與顧、曾二家所得，不啻數倍乃至數十倍，知難行易，信然矣。
清人撰《三國藝文志》者二家： 侯氏不錄釋氏書。
姚氏於卷末附佛書二百零一部，亦用此法。
由此推之，則補《晉志》亦可用此法，然清人補《晉志》者五家，尚未有用之者，不能不推姚氏為捷足也。
補《晉志》五家，謂吳士監、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黃逢元。
丁、黃不錄釋氏。
晁氏《讀書志》正誤 晁氏<<讀書後志》書目類雲：“《開元釋教錄》三十卷，唐僧智升撰。
智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人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為唐僧懷迪譯。
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同時，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
” 天覺者，張商英，宋觀文殿大學士。
喜談禅，自謂得當時高僧兜率悅之傳，《五燈會元》十八有傳，媚之者至稱為“相公禅”，見《避暑錄話》上。
曾撰《護法論》一卷，攻擊儒家，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謂此論為洪覺範假張名所著，是否另一問題。
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錄《護法論》，皆稱張商英撰。
商英與洪覺範往來，且見《宋史》三五一本傳，其於佛教非門外漢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見《續僧傳》一、《開元錄》；菩提流志及懷迪者，唐僧，均見《開元錄》九、《宋僧傳》三。
兩流支雖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為一，抑何陋耶！商英謂《開元錄》之言不可信，吾謂商英之禅尤不可信。
晁氏既采其說，馬端臨《經籍考》複采晁氏說，謬說相傳，不容不辯。
《四庫提要》正誤 《四庫提要》成書倉卒，謬誤本多。
惟釋家類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謬誤尚少，此必稍通佛學者所為。
吾嘗考之，四庫館員中以佛學名者無幾，吾頗疑其出於曆城周書昌永年也。
纂輯《四庫全書》之議，雖發自朱竹君筠，然與周永年之《儒藏說》，亦頗有關系。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書。
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條議，於《永樂大典》中搜輯遺籍，命名《四庫全書》。
五月，令将各省進到之書，分别應刊、應鈔、應仔目三項，彙為總目，并各撰提要。
七月，诏将進士邵晉涵、周永年、餘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
邵、 周為劉統勳所保薦，周則統勳鄉人也。
嘗閱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書楞嚴經後》，有雲：“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範、錢塘張無夜世荦、濟南周永年書昌及餘四人，其餘率獵取一二桑門語，以為詞助，於宗教之流别蓋茫如。
”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昶時在雲南軍營效力，範以是年正月卒，世荦曾撰《楞嚴宗旨》，乾隆九年舉人，當卒在前，永年則以是年成進士。
越二年，即開四庫全書館。
今《四庫提要》《開元釋教錄》條下，注雲“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條下，則注雲“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吾因此頗疑釋家類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誤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說，獨《開元錄》條不然，最為有見。
惟謂“佛氏舊文，茲為大備，亦茲為最古，所列諸傳，尤足為考證之資”雲雲，則殊未盡然。
撰者蓋未見《出三藏記集》及《曆代三寶記》等，故以此為最古；又未見慧皎、道宣等《高僧傳》，故以此為無上考證之資。
而不知《開元錄》諸傳，實采自皎、宣二家之書，智升所自撰者無幾也。
又謂“朱彜尊作《經義考》，多與此符”，其說亦不足據。
《經義考》每經錄其前序及後跋，蓋取法《出三藏記集》。
撰《四庫提要》者隻見《開元錄》，未見《出三藏記》，聞人言朱取法釋家目錄，遂以為《開元錄》耳。
《開元錄》前十卷以譯人為主，與《經義考》之以書為主者不同；後十卷雖以經為主，而不錄經序及後記，又輿《經義考》不同，正不必強為附會。
至謂“《隋書》載王儉《七志》，以道、佛附見，合為七門”。
七門當為九門，王儉《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
曾氏因《支谶傳》雲：“《阿阗世王寶積》等十餘部，似谶所出”，遂以《藏目》所載《大寶積經》為支谶出，此郢書燕說也。
今《嘉興藏目》有惟字《佛說阿阇世王經》二卷，支谶譯也，曾氏反未能采入。
且於支谶《阿阇世王寶積經》下注雲：“藏經寶積部，龍字至字一百二十卷”，不知《藏目》所謂“龍字至字字”者，“龍師火帝”至“始制文字”十二字号也。
今注曰“龍字至字”，蓋未谙《藏目》千文之用者也。
《藏目》大約每十卷一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故有十二号。
姚書則全采《開元錄》卷一之後漢錄，有經二百九十五部，與顧、曾二家所得，不啻數倍乃至數十倍，知難行易，信然矣。
清人撰《三國藝文志》者二家： 侯氏不錄釋氏書。
姚氏於卷末附佛書二百零一部，亦用此法。
由此推之，則補《晉志》亦可用此法，然清人補《晉志》者五家，尚未有用之者，不能不推姚氏為捷足也。
補《晉志》五家，謂吳士監、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黃逢元。
丁、黃不錄釋氏。
晁氏《讀書志》正誤 晁氏<<讀書後志》書目類雲：“《開元釋教錄》三十卷，唐僧智升撰。
智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人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為唐僧懷迪譯。
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同時，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
” 天覺者，張商英，宋觀文殿大學士。
喜談禅，自謂得當時高僧兜率悅之傳，《五燈會元》十八有傳，媚之者至稱為“相公禅”，見《避暑錄話》上。
曾撰《護法論》一卷，攻擊儒家，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謂此論為洪覺範假張名所著，是否另一問題。
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錄《護法論》，皆稱張商英撰。
商英與洪覺範往來，且見《宋史》三五一本傳，其於佛教非門外漢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見《續僧傳》一、《開元錄》；菩提流志及懷迪者，唐僧，均見《開元錄》九、《宋僧傳》三。
兩流支雖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為一，抑何陋耶！商英謂《開元錄》之言不可信，吾謂商英之禅尤不可信。
晁氏既采其說，馬端臨《經籍考》複采晁氏說，謬說相傳，不容不辯。
《四庫提要》正誤 《四庫提要》成書倉卒，謬誤本多。
惟釋家類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謬誤尚少，此必稍通佛學者所為。
吾嘗考之，四庫館員中以佛學名者無幾，吾頗疑其出於曆城周書昌永年也。
纂輯《四庫全書》之議，雖發自朱竹君筠，然與周永年之《儒藏說》，亦頗有關系。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書。
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條議，於《永樂大典》中搜輯遺籍，命名《四庫全書》。
五月，令将各省進到之書，分别應刊、應鈔、應仔目三項，彙為總目，并各撰提要。
七月，诏将進士邵晉涵、周永年、餘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
邵、 周為劉統勳所保薦，周則統勳鄉人也。
嘗閱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書楞嚴經後》，有雲：“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範、錢塘張無夜世荦、濟南周永年書昌及餘四人，其餘率獵取一二桑門語，以為詞助，於宗教之流别蓋茫如。
”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昶時在雲南軍營效力，範以是年正月卒，世荦曾撰《楞嚴宗旨》，乾隆九年舉人，當卒在前，永年則以是年成進士。
越二年，即開四庫全書館。
今《四庫提要》《開元釋教錄》條下，注雲“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條下，則注雲“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吾因此頗疑釋家類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誤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說，獨《開元錄》條不然，最為有見。
惟謂“佛氏舊文，茲為大備，亦茲為最古，所列諸傳，尤足為考證之資”雲雲，則殊未盡然。
撰者蓋未見《出三藏記集》及《曆代三寶記》等，故以此為最古；又未見慧皎、道宣等《高僧傳》，故以此為無上考證之資。
而不知《開元錄》諸傳，實采自皎、宣二家之書，智升所自撰者無幾也。
又謂“朱彜尊作《經義考》，多與此符”，其說亦不足據。
《經義考》每經錄其前序及後跋，蓋取法《出三藏記集》。
撰《四庫提要》者隻見《開元錄》，未見《出三藏記》，聞人言朱取法釋家目錄，遂以為《開元錄》耳。
《開元錄》前十卷以譯人為主，與《經義考》之以書為主者不同；後十卷雖以經為主，而不錄經序及後記，又輿《經義考》不同，正不必強為附會。
至謂“《隋書》載王儉《七志》，以道、佛附見，合為七門”。
七門當為九門，王儉《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