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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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美蘇之另辟新途矣。
中國人知哀怨，則舊情常在，新境易辟。
五千年文化傳統，綿延起複，其關鍵全在此。
專就音樂論，衰世亂世，情多哀怨，盡宜閑居獨奏，而豈必滿堂歡樂，乃始為音樂之理想境界乎。
平劇中如《四郎探母》之類，則尤其衰亂世為樂之出色當行者。
前清末，餘中學同學劉天華，性喜音樂，在軍樂隊中任大鼓手，同學引以為笑。
民國初年在滬習中國樂器。
某冬之夜，同學兩三人，圍爐聽其彈琵琶《十面埋伏》，傳情傳勢，手法之妙，常在耳邊，積年不忘。
及在北平奏二胡，創新把勢，一時轟動，全國慕效。
然距今數十年，劉天華二胡已漸不聞人演奏。
近代風氣必求登台，滿堂歡騰，始為時髦。
中國古樂器如琴如琵琶，以至如二胡，閑居獨奏，乃以自怡悅，非以持贈人。
亦如中國社會有隐君子，而時風變，衆宜異，所謂隐君子，至今則尠矣。
抑且中國人每事重其意義，輕其技巧。
如文以載道，乃以意義言。
一為文人，即無足道，則僅以技巧言。
如劉天華二胡奏空山鳥語，能使人如聞群鳥鳴聲，但非能使人如坐空山而覺山更幽之妙。
蓋劉天華亦已近西樂之尚技巧矣。
空山鳥語之境界與情味，豈能徒于二胡聲中奏出。
西方人則僅尚技巧，一切小說故事，傳奇劇本，乃至音樂演奏，技巧精絕，斯為上乘，而境界情味有所不論。
但技巧必曆時而變。
隻此一技巧，曆時久，傳習多，則技巧不成技巧，故必求變求新。
如境界情味則有高下大小深淺之别，其高者大者深者，可以曆久而不變，又何求新之有。
其時有人在西方學小提琴，返國演奏，極受歡迎。
因小提琴亦如古琴、琵琶、箫、笛、二胡之類，可以單獨演奏，可以羼入中國情味，宜其獲得大衆愛好。
非如鋼琴與大合奏，與中國情味有如風馬牛不相及。
然小提琴傳來中國似亦閑居獨奏為宜，必求登台出鋒頭，則自會與中國舊傳統之情味隔絕。
孔子言學有為己為人之分，孟子言有獨樂樂與衆樂樂之别，而今則有博取人樂以為樂之一途，道不同不相為謀，斯則今日國人所當知也。
然則欲求中國音樂之複興，不當在樂器上求，不當在技巧上求，主要在人心哀樂之情上求。
有此情，斯生此音。
故中國人論樂必先禮，而論禮又必先仁。
即如上論四郎探母一劇，有夫婦、有母子、有兄弟、有家、有國，須有此情，乃有此禮，斯生此樂，斯亦可知中國禮樂仁義文化大體之所在矣。
而豈拘拘于考古，乃以見禮樂，一意于哲學思維，乃以知仁義道德之真意乎。
音樂亦當和合在文化全體中，則雖小道，亦必有可觀，不當分别專在此一節上求之。
（二） 中國古代禮樂并重，而樂必附于禮。
禮必見于兩人相會，樂則可資獨處。
故禮主合，樂可分。
西方尚個人主義，群聚則賴法，禮非所重。
音樂乃見獨尊，有音樂家，亦如文學家，憑其技巧，供人娛樂。
或人問孟子："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曰："不若與人。
"此言與人樂，即禮樂之樂。
為求與人樂，故必附合于禮，不當過分發展，自不當有其獨立地位，而必有其限制。
孔子曰："鄭聲淫"，淫即言過分。
人生當有娛樂，然不當超于禮之外。
超禮則謂之淫。
孔子又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
"水可有淫，有橫流沖決堤防以為害。
山則靜止，無此患。
山有阻礙交通，山之南，山之北，可以老死不相往來。
然山南山北同可得安居之樂。
仁者可居大群而樂，亦可居小群而樂，亦可獨居以樂。
孔子之曲肱而枕之，顔子之居陋巷是矣。
不能安居獨處，必求大群相聚，交通既便，淫佚随之。
讀鄭衛之風，較之二南之與豳，其異可見矣。
西方古希臘人内感不足，遠出經商，購貨者對之無新和感，無尊敬感。
獲利歸來，家居亦覺孤寂，乃外出尋娛樂，借以消遣，并得安慰。
乃有劇場樂院之産生。
經商惟求牟利，獲利以尋歡樂。
歡樂之餘，再以牟利。
人生分作兩截。
郊外耕稼則為農奴，散居孤寂，交通不便，其人生更無足取。
有奧林匹克運動會，亦希臘人一大樂事。
若謂希臘人亦有禮，則必在劇院劇場，乃及運動會中始有之。
其實亦即是法，乃以便于争，非以求得和。
此一風氣，直至近代歐洲迄無變。
西方人誠如智者之樂水，其常有洪水決堤之患亦宜矣。
中國以農立國，農村為居，勤勞為生，往來交通不便，但有禮樂。
曾點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不待有戲場劇院運動會之樂。
下逮戰國時代，始有都市商業。
然如臨淄邯鄲，大群密集，仍少群聚尋樂之所。
馮煖客孟嘗君，取??而歌曰："長??歸來乎！食無魚。
"與之魚，又歌曰："長??歸來乎！出無車。
"中國古人以詩言志，馮煖之歌其詩，即自歌其志，非以歌唱取悅他人。
孟嘗君門客三千人，雞鳴狗盜無不有，然不聞有娛樂大會之集合。
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門下皆然。
五口之家，百畝之田，上承祖父，下傳子孫，安其居，樂其業，安其土，樂其俗，自給自足，無憂無慮。
人各自尊，而相親相合，即勤勞，即歡樂，人生本身即是一樂，更無在人生中需另求快樂一想法。
故商業社會，志相同而業不同，其所尊在各自之業。
農業社會業相同而可志不同，故所尊在各自之志。
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人，而馮煖志不同，乃以其歌自尊自樂。
荊轲去秦，送者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歌，乃以抒其敬愛哀悼之情。
楚霸王圍于垓下，有虞兮虞兮奈若何之歌。
漢高祖還下沛，有焉得壯士守四方之歌。
凡其歌，皆以見其當時之情志。
伯牙鼓琴，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惟鐘子期知之。
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複鼓琴。
伯牙之鼓琴，本非供人以娛樂，人之知與不知，亦與伯牙無關。
但鐘子期死，伯牙每操琴必念及死友，徒增悲傷，故不複鼓耳。
十五國風中無楚，楚俗亦有沿途歌唱者，乃有陽春白雪與下裡巴人之别。
屈原為離騷，則亦自述己志，自抒憂情，而楚辭乃成為中國傳統文學一大宗。
宋玉不如屈原，不在辭，乃在志。
而樂器則更非所重矣。
故莊周妻死，鼓盆而歌。
莊周情不能已，鼓盆鼓瑟則何論焉。
王昭君出塞，馬上彈琵琶。
蔡文姬歸漢，而有《胡笳十八拍》。
王昭君蔡文姬之情志可尊，歌聲樂器則其次矣。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肉指歌唱，絲如琴瑟，彈琴鼓瑟，須有技巧。
竹如箫笛，吹奏技巧，差于琴瑟。
人生不能為尋求快樂而浪耗精力，多費功夫，故音樂在中國不成一項專門學問，亦不成一專家。
如絲綢陶瓷，皆關日用，精進不已，惟樂器則不求精進，但求普及，則如箫笛之代替琴瑟是矣。
而歌辭則惟求普及于能聽，難求普及于能作。
中國人生知有種種品級之分乃如此。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方其八十三萬大軍南征荊吳，豈不震爍一世。
然而曹孟德之詩，則離鄉遠出，凄涼惶惑，乃古今一尋常人心情。
曹孟德之事業為後世人鄙棄，而曹孟德之此詩，則依然為後世所傳誦。
中國文化深度，當從此等處衡之。
今世核武器出現，群磋以為科學進步，乃不知舉世人亦将有無枝可依之厄乎。
唐詩宋詞普遍流布中國全社會，一詩一詞，初出手，或盛傳，或遺棄，此亦當時社會群情衆志之一種共同表現，而成為一時風氣與教化之本源之一，豈徒供一時之娛樂而已。
唐代有三大名詩人，一夕同登酒樓，三女伎陪坐侍飲。
三詩人各命其侍伎唱一詩，乃三伎所唱，即各是其三人之作。
此三詩人乃大歡若狂。
然此三伎初不識此三客。
此一故事，何等動人。
酒樓歌伎，皆由官設。
但此等伎，亦皆有修養，其所唱皆當世負盛名之作，正見一時群情之所歸。
但當時實無文學批評一名目，亦無開大會頒獎之事，亦無群輿為名歌星之事。
風氣之異，亦可證中國文化傳統有其深處，為近代國人競慕西化之所難想像者。
宋代秦少遊貶官，途中宿長沙驿館，歌伎伺飲，命唱。
所唱即少遊詞。
心喜，命續唱。
仍唱少遊詞。
又命唱，又然。
問所唱三詞皆一人作，汝知之否。
曰知。
問識其人否。
答，我乃驿館一歌伎，焉能識京師名宦。
少遊因問何以獨唱其詞。
答，生平所好惟此。
少遊曰，予即其人也。
今因貶官南來，明晨即行。
逐相約再遇而别。
及少遊卒于藤，伎忽夢見少遊，即送其喪于途，歸而自缢。
如此伎，欣賞文學，深情獨鐘，又豈尋常可及。
元代始有劇曲，登台表演，而劇場乃為群衆集合求樂之所。
近代國人提倡新文學，乃認此為迹近西化，競相推崇，奉為中國新文學開始之一端。
然此風至明初，即告衰歇。
昆曲繼之，則改于家庭堂屋中紅氈毯上演出。
清代繼起，劇場又興，平劇尤風行。
倘無元清兩代之劇場，則中國一部文學史，又少一項可與西方相比拟處，豈不更增國人之羞慚。
然同為一中國人，生于三代及漢唐宋明之盛世者，平居自安自樂，不煩再求群衆集合求樂之場所。
蒙古滿洲入主，人心不安不樂，乃有此等出門離家群集求樂之事，乃得與西方人相比，亦誠其意外之榮矣。
惟劇場演出，終亦以情事唱辭為重，歌聲樂器為副。
樂器更無創新。
昆曲以一笛為主，平劇以一京胡為主，樂器既非精制，亦不需高深技巧，而鑼鼓則更屬簡陋，豈能與
中國人知哀怨，則舊情常在，新境易辟。
五千年文化傳統，綿延起複，其關鍵全在此。
專就音樂論，衰世亂世，情多哀怨，盡宜閑居獨奏，而豈必滿堂歡樂，乃始為音樂之理想境界乎。
平劇中如《四郎探母》之類，則尤其衰亂世為樂之出色當行者。
前清末，餘中學同學劉天華，性喜音樂，在軍樂隊中任大鼓手，同學引以為笑。
民國初年在滬習中國樂器。
某冬之夜，同學兩三人，圍爐聽其彈琵琶《十面埋伏》，傳情傳勢，手法之妙，常在耳邊，積年不忘。
及在北平奏二胡，創新把勢，一時轟動，全國慕效。
然距今數十年，劉天華二胡已漸不聞人演奏。
近代風氣必求登台，滿堂歡騰，始為時髦。
中國古樂器如琴如琵琶，以至如二胡，閑居獨奏，乃以自怡悅，非以持贈人。
亦如中國社會有隐君子，而時風變，衆宜異，所謂隐君子，至今則尠矣。
抑且中國人每事重其意義，輕其技巧。
如文以載道，乃以意義言。
一為文人，即無足道，則僅以技巧言。
如劉天華二胡奏空山鳥語，能使人如聞群鳥鳴聲，但非能使人如坐空山而覺山更幽之妙。
蓋劉天華亦已近西樂之尚技巧矣。
空山鳥語之境界與情味，豈能徒于二胡聲中奏出。
西方人則僅尚技巧，一切小說故事，傳奇劇本，乃至音樂演奏，技巧精絕，斯為上乘，而境界情味有所不論。
但技巧必曆時而變。
隻此一技巧，曆時久，傳習多，則技巧不成技巧，故必求變求新。
如境界情味則有高下大小深淺之别，其高者大者深者，可以曆久而不變，又何求新之有。
其時有人在西方學小提琴，返國演奏，極受歡迎。
因小提琴亦如古琴、琵琶、箫、笛、二胡之類，可以單獨演奏，可以羼入中國情味，宜其獲得大衆愛好。
非如鋼琴與大合奏，與中國情味有如風馬牛不相及。
然小提琴傳來中國似亦閑居獨奏為宜，必求登台出鋒頭，則自會與中國舊傳統之情味隔絕。
孔子言學有為己為人之分，孟子言有獨樂樂與衆樂樂之别，而今則有博取人樂以為樂之一途，道不同不相為謀，斯則今日國人所當知也。
然則欲求中國音樂之複興，不當在樂器上求，不當在技巧上求，主要在人心哀樂之情上求。
有此情，斯生此音。
故中國人論樂必先禮，而論禮又必先仁。
即如上論四郎探母一劇，有夫婦、有母子、有兄弟、有家、有國，須有此情，乃有此禮，斯生此樂，斯亦可知中國禮樂仁義文化大體之所在矣。
而豈拘拘于考古，乃以見禮樂，一意于哲學思維，乃以知仁義道德之真意乎。
音樂亦當和合在文化全體中，則雖小道，亦必有可觀，不當分别專在此一節上求之。
（二） 中國古代禮樂并重，而樂必附于禮。
禮必見于兩人相會，樂則可資獨處。
故禮主合，樂可分。
西方尚個人主義，群聚則賴法，禮非所重。
音樂乃見獨尊，有音樂家，亦如文學家，憑其技巧，供人娛樂。
或人問孟子："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曰："不若與人。
"此言與人樂，即禮樂之樂。
為求與人樂，故必附合于禮，不當過分發展，自不當有其獨立地位，而必有其限制。
孔子曰："鄭聲淫"，淫即言過分。
人生當有娛樂，然不當超于禮之外。
超禮則謂之淫。
孔子又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
"水可有淫，有橫流沖決堤防以為害。
山則靜止，無此患。
山有阻礙交通，山之南，山之北，可以老死不相往來。
然山南山北同可得安居之樂。
仁者可居大群而樂，亦可居小群而樂，亦可獨居以樂。
孔子之曲肱而枕之，顔子之居陋巷是矣。
不能安居獨處，必求大群相聚，交通既便，淫佚随之。
讀鄭衛之風，較之二南之與豳，其異可見矣。
西方古希臘人内感不足，遠出經商，購貨者對之無新和感，無尊敬感。
獲利歸來，家居亦覺孤寂，乃外出尋娛樂，借以消遣，并得安慰。
乃有劇場樂院之産生。
經商惟求牟利，獲利以尋歡樂。
歡樂之餘，再以牟利。
人生分作兩截。
郊外耕稼則為農奴，散居孤寂，交通不便，其人生更無足取。
有奧林匹克運動會，亦希臘人一大樂事。
若謂希臘人亦有禮，則必在劇院劇場，乃及運動會中始有之。
其實亦即是法，乃以便于争，非以求得和。
此一風氣，直至近代歐洲迄無變。
西方人誠如智者之樂水，其常有洪水決堤之患亦宜矣。
中國以農立國，農村為居，勤勞為生，往來交通不便，但有禮樂。
曾點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不待有戲場劇院運動會之樂。
下逮戰國時代，始有都市商業。
然如臨淄邯鄲，大群密集，仍少群聚尋樂之所。
馮煖客孟嘗君，取??而歌曰："長??歸來乎！食無魚。
"與之魚，又歌曰："長??歸來乎！出無車。
"中國古人以詩言志，馮煖之歌其詩，即自歌其志，非以歌唱取悅他人。
孟嘗君門客三千人，雞鳴狗盜無不有，然不聞有娛樂大會之集合。
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門下皆然。
五口之家，百畝之田，上承祖父，下傳子孫，安其居，樂其業，安其土，樂其俗，自給自足，無憂無慮。
人各自尊，而相親相合，即勤勞，即歡樂，人生本身即是一樂，更無在人生中需另求快樂一想法。
故商業社會，志相同而業不同，其所尊在各自之業。
農業社會業相同而可志不同，故所尊在各自之志。
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人，而馮煖志不同，乃以其歌自尊自樂。
荊轲去秦，送者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歌，乃以抒其敬愛哀悼之情。
楚霸王圍于垓下，有虞兮虞兮奈若何之歌。
漢高祖還下沛，有焉得壯士守四方之歌。
凡其歌，皆以見其當時之情志。
伯牙鼓琴，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惟鐘子期知之。
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複鼓琴。
伯牙之鼓琴，本非供人以娛樂，人之知與不知，亦與伯牙無關。
但鐘子期死，伯牙每操琴必念及死友，徒增悲傷，故不複鼓耳。
十五國風中無楚，楚俗亦有沿途歌唱者，乃有陽春白雪與下裡巴人之别。
屈原為離騷，則亦自述己志，自抒憂情，而楚辭乃成為中國傳統文學一大宗。
宋玉不如屈原，不在辭，乃在志。
而樂器則更非所重矣。
故莊周妻死，鼓盆而歌。
莊周情不能已，鼓盆鼓瑟則何論焉。
王昭君出塞，馬上彈琵琶。
蔡文姬歸漢，而有《胡笳十八拍》。
王昭君蔡文姬之情志可尊，歌聲樂器則其次矣。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肉指歌唱，絲如琴瑟，彈琴鼓瑟，須有技巧。
竹如箫笛，吹奏技巧，差于琴瑟。
人生不能為尋求快樂而浪耗精力，多費功夫，故音樂在中國不成一項專門學問，亦不成一專家。
如絲綢陶瓷，皆關日用，精進不已，惟樂器則不求精進，但求普及，則如箫笛之代替琴瑟是矣。
而歌辭則惟求普及于能聽，難求普及于能作。
中國人生知有種種品級之分乃如此。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方其八十三萬大軍南征荊吳，豈不震爍一世。
然而曹孟德之詩，則離鄉遠出，凄涼惶惑，乃古今一尋常人心情。
曹孟德之事業為後世人鄙棄，而曹孟德之此詩，則依然為後世所傳誦。
中國文化深度，當從此等處衡之。
今世核武器出現，群磋以為科學進步，乃不知舉世人亦将有無枝可依之厄乎。
唐詩宋詞普遍流布中國全社會，一詩一詞，初出手，或盛傳，或遺棄，此亦當時社會群情衆志之一種共同表現，而成為一時風氣與教化之本源之一，豈徒供一時之娛樂而已。
唐代有三大名詩人，一夕同登酒樓，三女伎陪坐侍飲。
三詩人各命其侍伎唱一詩，乃三伎所唱，即各是其三人之作。
此三詩人乃大歡若狂。
然此三伎初不識此三客。
此一故事，何等動人。
酒樓歌伎，皆由官設。
但此等伎，亦皆有修養，其所唱皆當世負盛名之作，正見一時群情之所歸。
但當時實無文學批評一名目，亦無開大會頒獎之事，亦無群輿為名歌星之事。
風氣之異，亦可證中國文化傳統有其深處，為近代國人競慕西化之所難想像者。
宋代秦少遊貶官，途中宿長沙驿館，歌伎伺飲，命唱。
所唱即少遊詞。
心喜，命續唱。
仍唱少遊詞。
又命唱，又然。
問所唱三詞皆一人作，汝知之否。
曰知。
問識其人否。
答，我乃驿館一歌伎，焉能識京師名宦。
少遊因問何以獨唱其詞。
答，生平所好惟此。
少遊曰，予即其人也。
今因貶官南來，明晨即行。
逐相約再遇而别。
及少遊卒于藤，伎忽夢見少遊，即送其喪于途，歸而自缢。
如此伎，欣賞文學，深情獨鐘，又豈尋常可及。
元代始有劇曲，登台表演，而劇場乃為群衆集合求樂之所。
近代國人提倡新文學，乃認此為迹近西化，競相推崇，奉為中國新文學開始之一端。
然此風至明初，即告衰歇。
昆曲繼之，則改于家庭堂屋中紅氈毯上演出。
清代繼起，劇場又興，平劇尤風行。
倘無元清兩代之劇場，則中國一部文學史，又少一項可與西方相比拟處，豈不更增國人之羞慚。
然同為一中國人，生于三代及漢唐宋明之盛世者，平居自安自樂，不煩再求群衆集合求樂之場所。
蒙古滿洲入主，人心不安不樂，乃有此等出門離家群集求樂之事，乃得與西方人相比，亦誠其意外之榮矣。
惟劇場演出，終亦以情事唱辭為重，歌聲樂器為副。
樂器更無創新。
昆曲以一笛為主，平劇以一京胡為主，樂器既非精制，亦不需高深技巧，而鑼鼓則更屬簡陋，豈能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