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音樂
關燈
小
中
大
（一）
餘嘗謂中國人重和合，西方人重分别，此乃中西文化大體系歧異所在。
随事可以作證，即論音樂，亦不例外。
中國古人稱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絲竹乃器聲，肉指人聲。
中國人亦知分别人聲器聲，而樂則以人器聲和合為上。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器聲中有此八類分别。
但金聲玉振，則和合此八類，有首有尾，有始有終，會成一體。
而器聲又必和合之于人聲。
古詩三百首，必于人的歌唱聲中和合以器聲。
此乃中國音樂之主要所在。
自楚辭漢樂府以下，實皆以人聲為主，直迄近代無變。
西方人則器聲歌聲終不免有分途發展之勢，此則雙方不同之顯然可見者。
但和合中仍必有分别，而分别中亦仍必求和合。
西方樂器中如鋼琴，即在一器中亦可演奏出種種分别來，而和會為一，故鋼琴可以獨立為一聲，而自見有種種和合。
相傳西方鋼琴乃由中國之笙傳入後演變而來。
但笙之為器在中國，則數千年無變。
雖亦可獨立吹奏，然其聲簡單，無特别可甚深欣賞處，終必和合于其他器聲中，乃始見笙之為用。
其他樂器皆然。
如琴為中國主要樂器。
詩曰："鐘鼓樂之，琴瑟友之。
"則琴亦每和合于其他樂器以為聲。
若其單獨演奏，如伯牙之鼓琴，下至于嵇康之《廣陵散》，非不擅一世之名，而其傳則終不久。
又如後代之琵琶，亦可獨立演奏，上自王昭君之出塞，下至浔陽江頭之商人婦，琵琶聲非不飛揚震動于人心，然琵琶聲亦終必和合于歌聲。
而且亦終不能以琵琶聲來作中國音樂之代表。
故其分别發展終亦有限，較之如西方之鋼琴，則遠見其不如。
故中國音樂之發展，則必在其和合上求，不能在其分别上求。
但在和合中必有一主。
西方音樂主分别，在其分别中亦多求和合，而在其和合中則不再有一主，此又雙方一大分别。
如鋼琴可奏種種音種種曲，但其為主者則隻是此音此曲，不能在此音此曲外更有主。
西方之大合奏，集種種樂器，但所奏隻是此曲此調，非别有主。
中國音樂則于會合成樂之外又有主。
此乃中西文化體系一大分别所在，不可不加以嚴格之分别。
西方重個人主義，但亦必有社會和合。
而于社會和合上，則不能再有主。
即如今之所謂氏主政治，此非一大和合而何。
而于此和合中，則必盡存一切分别。
即如大總統，乃政治上一最高領袖，亦必在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權分立中盡其有限之一分權力而止。
又有年限，一任四年，再任八年，則必退。
故居總統位者，雖有才能而不能盡量呈現其才能。
斯可見西方政治理想中，似亦并不以政治人物之才能為主，更無論其德性。
即如西方音樂中之大合奏，積數十百人、數十百器以為奏，誰一人誰一器為之主？故惟此奏與彼奏有分别，而每一奏則分别各為一奏。
中國平劇，雖是一大和合，然必以人聲為主，而一切器聲皆其副。
在器聲中，又必以京胡為主，而其他盡其副。
即論鑼鼓聲，亦以一小鼓為主，而其他鑼聲、鼓聲盡其副。
即就人聲論，亦有主有副。
如《四郎探母》，此劇中角色極多，但以四郎為主，此外如鐵鏡公主等皆其副。
又如《鎖麟囊》一新劇，出場角色盡多，但以薛湘靈一角為主，其餘則皆陪衫而已。
中國劇本盡如此，亦惟如此，乃可謂之真和合。
《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豈不在求家國天下之和合，然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則各自以其身為家國天下和合之本，即以己身為家國天下之中心。
《中庸》言："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仍不失其分别之存在，以位以育，則成一太和之境。
然和之内，仍有一中，乃始得成其和。
苟無中，斯亦無和可言矣。
莊子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一環即是一和，環有大小，而皆有一中心。
使無中心，亦不成環。
餘此文所言之主，則即是莊子所謂之環中也。
中國乃一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以士為中心，故社會得和合。
士志于道，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乃人道之大者。
惟以道為中心，則人群乃永得其和合。
西方個人主義，個人與個人間無道，何得有和合。
西方有宗教，然凱撒事凱撒管，政教分離，則宗教亦人生中一分别。
西方音樂主要在教堂内，或則在娛樂場合，即中國亦大率如是。
惟中國之迎神賽會，以及一切社會之群衆娛樂，必求融洽在大道中。
而西方則缺此一大道，雖亦仍求和合，終不得一真和合。
民主政治乃以兩黨分立為标準。
美國共和黨競選，獲大多數，得舉出一大總統，而民主黨則依然存在與之對立。
民主黨競選獲大多數，舉出一總統，而共和黨複依然存在與之對立。
其他有并不能兩黨對立，而多黨紛立者，則亂常多于治，其政治安定更不易。
以此為例，又何從産生出一大和合之音樂來。
但中國平劇，本亦是一種衰世之音。
故其情節及其歌唱皆非和平中正之音，乃多哀怨苦痛之聲。
即如《四郎探母》一劇，楊四郎被俘番邦，正為欠缺一死，隐姓易名，以求幸存。
又得番邦優遇，登附馬之榮位，嬌妻之奉侍，可謂已享受了人生無上幸福，難以複加。
然而在四郎之内心深處，則天良未盡泯滅，尚有其前半世故家祖國之追憶。
事隔十六年，忽聞其老母與其弟又複率領大軍近在邊境，渴思一見，苦悶萬狀。
而其番妻既悉其夫之隐秘，竟為之盜取令箭，縱其出關。
四郎獲見其母弟妻妹。
而番妻之情深義重，四郎亦不得不重返番邦。
蕭太後亦竟赦其盜令偷關之大罪，使重享附馬之榮，再留富貴之位。
但四郎内心自此以下，将永不得安靜歡樂之一日。
統觀此劇，處處見深厚之人情味，如母子情、母女情、夫婦情、兄弟情，一皆深厚無比。
然在極歡樂中，透露出極苦痛來。
則正為楊四郎之欠缺一死，大義凜然，乃于劇中絲毫不露。
而楊四郎一人之悲情哀思，說不出，唱不盡，聽劇人亦僅與以深厚之同情而止。
即此可見中國文學與中國音樂之深厚處。
西方文學重事不重情，中國文學則重情不重事。
如魯濱遜飄留荒島，如何為生，其事描寫難盡。
然魯濱遜亦僅求度生，無深情可言。
至如楊四郎坐宮一唱，令人低回往複，而以前十六年往事則在不言中交代過去矣。
至其前妻，十六年守寡孤苦，劇中亦不見。
隻在重見四郎之四五句歌唱中吐露。
惟其西方文學重事，故音樂歌唱亦分别發展。
惟其中國文學重情，乃使音樂歌唱代替了文字記叙，文學之與音樂乃和合為一。
而音樂歌唱更占了重要地位，成為文學中主要不可缺之一内容。
更為重要者，乃于《四郎探母》一劇中，又出現了一楊宗保，不僅為劇中增添一小生，令角色益備。
更要者，乃為楊門一家忠孝，而老成凋零，死的死了，老的老了。
如四郎則陷身番邦，不得再返。
乃有一楊宗保出現，接代有人，豈不為楊家将來留一無窮之希望。
楊四郎心情在無限絕望中，不意獲見其侄楊宗保，較之其見老母，見前妻，見弟妹，更留有無限探情。
在楊家一門之将來，可使其安慰無盡，寄托無盡，而此劇亦遂不成為一絕對之悲劇。
此尤中國文學之至深妙意所在，而豈無端出現一楊宗保，為一可有可無之角色而已乎。
中國平劇中寓有至深妙意者尚多，此則姑舉《四郎探母》一劇為例，加以說明。
繼此尚有申述者，中國文學重情，故能和合進音樂，而融會為一體。
而中國文字又有一大特點，如詩辭之有韻是也。
關關雎鸠四句中，即三句有韻。
使吟詩者，留有餘情不絕之味。
所謂一唱三歎，唱者一人，歎者三人，于句末着韻處增歎，遂使此詩句之韻味，益見有餘而不盡。
故中國音樂乃特重音。
即器聲亦然。
故曰："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即如平劇，唱辭已畢，而餘音則更為回環往複，曲折不盡，乃更見唱工之妙。
樂聲如是，情事亦如此。
如探母一劇中之楊宗保即是其例。
中國文化大傳統，乃更見其有餘不盡之深妙所在。
西方文化如希臘，如羅馬，皆及身而止。
豈能如中國之春秋戰國，如漢唐諸代之有餘不盡。
西方則有唱而無歎，中國則歎更深妙逾乎其唱。
音樂可以代表文化，此亦其例。
以中國音樂言，古詩三百首乃是唱，楚辭亦然，漢樂府亦尚然。
後世之元曲昆腔平劇則終是歎，今樂不如古樂。
是則然矣。
亂世衰世，人心之哀怨多于和樂，故如平劇所唱，乃亦使聽者心中得一大解放一大安慰，音樂仍不失其陶冶心情之功用。
而歎之為用，乃有其不可忽者。
餘之此意，則亦于文化之大和合處發之。
若專就音樂論音樂，則斷不能知此。
西方之文學與音樂，在其文化體系中，任務各别。
主要在表現技巧與供人歡樂上，則惟有彼此相争，而哀怨之情淡矣。
惟男女戀愛過程中有哀怨，然事過則已，哀怨亦不深。
果男女雙方皆為情死，亦有愛無怨，但已為西方文學之最高上乘。
今國人慕西化，故曹雪芹《紅樓夢》遂受尊奉。
漢樂府"上山采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複何如"，短短二十字，哀怨之深，已遠勝讀全部《紅樓夢》。
西方音樂供人歡樂則易，養人哀怨則難。
惟中國以器樂和合之于歌唱，又和合之于戲劇，而後哀樂之情乃亦借以宣達。
西方惟知追尋歡樂，故其人生在一意向前。
中國重哀怨之情，故其人生在懷舊戀往。
一意向前至無去處絕境，則其人生亦全部終歇。
如當前英法，豈不亦将如古希臘羅馬。
惟其少哀怨，斯亦斷前境，隻有
随事可以作證，即論音樂，亦不例外。
中國古人稱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絲竹乃器聲，肉指人聲。
中國人亦知分别人聲器聲，而樂則以人器聲和合為上。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器聲中有此八類分别。
但金聲玉振，則和合此八類，有首有尾，有始有終，會成一體。
而器聲又必和合之于人聲。
古詩三百首，必于人的歌唱聲中和合以器聲。
此乃中國音樂之主要所在。
自楚辭漢樂府以下，實皆以人聲為主，直迄近代無變。
西方人則器聲歌聲終不免有分途發展之勢，此則雙方不同之顯然可見者。
但和合中仍必有分别，而分别中亦仍必求和合。
西方樂器中如鋼琴，即在一器中亦可演奏出種種分别來，而和會為一，故鋼琴可以獨立為一聲，而自見有種種和合。
相傳西方鋼琴乃由中國之笙傳入後演變而來。
但笙之為器在中國，則數千年無變。
雖亦可獨立吹奏，然其聲簡單，無特别可甚深欣賞處，終必和合于其他器聲中，乃始見笙之為用。
其他樂器皆然。
如琴為中國主要樂器。
詩曰："鐘鼓樂之，琴瑟友之。
"則琴亦每和合于其他樂器以為聲。
若其單獨演奏，如伯牙之鼓琴，下至于嵇康之《廣陵散》，非不擅一世之名，而其傳則終不久。
又如後代之琵琶，亦可獨立演奏，上自王昭君之出塞，下至浔陽江頭之商人婦，琵琶聲非不飛揚震動于人心，然琵琶聲亦終必和合于歌聲。
而且亦終不能以琵琶聲來作中國音樂之代表。
故其分别發展終亦有限，較之如西方之鋼琴，則遠見其不如。
故中國音樂之發展，則必在其和合上求，不能在其分别上求。
但在和合中必有一主。
西方音樂主分别，在其分别中亦多求和合，而在其和合中則不再有一主，此又雙方一大分别。
如鋼琴可奏種種音種種曲，但其為主者則隻是此音此曲，不能在此音此曲外更有主。
西方之大合奏，集種種樂器，但所奏隻是此曲此調，非别有主。
中國音樂則于會合成樂之外又有主。
此乃中西文化體系一大分别所在，不可不加以嚴格之分别。
西方重個人主義，但亦必有社會和合。
而于社會和合上，則不能再有主。
即如今之所謂氏主政治，此非一大和合而何。
而于此和合中，則必盡存一切分别。
即如大總統，乃政治上一最高領袖，亦必在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權分立中盡其有限之一分權力而止。
又有年限，一任四年，再任八年，則必退。
故居總統位者，雖有才能而不能盡量呈現其才能。
斯可見西方政治理想中，似亦并不以政治人物之才能為主，更無論其德性。
即如西方音樂中之大合奏，積數十百人、數十百器以為奏，誰一人誰一器為之主？故惟此奏與彼奏有分别，而每一奏則分别各為一奏。
中國平劇，雖是一大和合，然必以人聲為主，而一切器聲皆其副。
在器聲中，又必以京胡為主，而其他盡其副。
即論鑼鼓聲，亦以一小鼓為主，而其他鑼聲、鼓聲盡其副。
即就人聲論，亦有主有副。
如《四郎探母》，此劇中角色極多，但以四郎為主，此外如鐵鏡公主等皆其副。
又如《鎖麟囊》一新劇，出場角色盡多，但以薛湘靈一角為主，其餘則皆陪衫而已。
中國劇本盡如此，亦惟如此，乃可謂之真和合。
《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豈不在求家國天下之和合，然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則各自以其身為家國天下和合之本，即以己身為家國天下之中心。
《中庸》言："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仍不失其分别之存在，以位以育，則成一太和之境。
然和之内，仍有一中，乃始得成其和。
苟無中，斯亦無和可言矣。
莊子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一環即是一和，環有大小，而皆有一中心。
使無中心，亦不成環。
餘此文所言之主，則即是莊子所謂之環中也。
中國乃一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以士為中心，故社會得和合。
士志于道，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乃人道之大者。
惟以道為中心，則人群乃永得其和合。
西方個人主義，個人與個人間無道，何得有和合。
西方有宗教，然凱撒事凱撒管，政教分離，則宗教亦人生中一分别。
西方音樂主要在教堂内，或則在娛樂場合，即中國亦大率如是。
惟中國之迎神賽會，以及一切社會之群衆娛樂，必求融洽在大道中。
而西方則缺此一大道，雖亦仍求和合，終不得一真和合。
民主政治乃以兩黨分立為标準。
美國共和黨競選，獲大多數，得舉出一大總統，而民主黨則依然存在與之對立。
民主黨競選獲大多數，舉出一總統，而共和黨複依然存在與之對立。
其他有并不能兩黨對立，而多黨紛立者，則亂常多于治，其政治安定更不易。
以此為例，又何從産生出一大和合之音樂來。
但中國平劇，本亦是一種衰世之音。
故其情節及其歌唱皆非和平中正之音，乃多哀怨苦痛之聲。
即如《四郎探母》一劇，楊四郎被俘番邦，正為欠缺一死，隐姓易名，以求幸存。
又得番邦優遇，登附馬之榮位，嬌妻之奉侍，可謂已享受了人生無上幸福，難以複加。
然而在四郎之内心深處，則天良未盡泯滅，尚有其前半世故家祖國之追憶。
事隔十六年，忽聞其老母與其弟又複率領大軍近在邊境，渴思一見，苦悶萬狀。
而其番妻既悉其夫之隐秘，竟為之盜取令箭，縱其出關。
四郎獲見其母弟妻妹。
而番妻之情深義重，四郎亦不得不重返番邦。
蕭太後亦竟赦其盜令偷關之大罪，使重享附馬之榮，再留富貴之位。
但四郎内心自此以下，将永不得安靜歡樂之一日。
統觀此劇，處處見深厚之人情味，如母子情、母女情、夫婦情、兄弟情，一皆深厚無比。
然在極歡樂中，透露出極苦痛來。
則正為楊四郎之欠缺一死，大義凜然，乃于劇中絲毫不露。
而楊四郎一人之悲情哀思，說不出，唱不盡，聽劇人亦僅與以深厚之同情而止。
即此可見中國文學與中國音樂之深厚處。
西方文學重事不重情，中國文學則重情不重事。
如魯濱遜飄留荒島，如何為生，其事描寫難盡。
然魯濱遜亦僅求度生，無深情可言。
至如楊四郎坐宮一唱，令人低回往複，而以前十六年往事則在不言中交代過去矣。
至其前妻，十六年守寡孤苦，劇中亦不見。
隻在重見四郎之四五句歌唱中吐露。
惟其西方文學重事，故音樂歌唱亦分别發展。
惟其中國文學重情，乃使音樂歌唱代替了文字記叙，文學之與音樂乃和合為一。
而音樂歌唱更占了重要地位，成為文學中主要不可缺之一内容。
更為重要者，乃于《四郎探母》一劇中，又出現了一楊宗保，不僅為劇中增添一小生，令角色益備。
更要者，乃為楊門一家忠孝，而老成凋零，死的死了，老的老了。
如四郎則陷身番邦，不得再返。
乃有一楊宗保出現，接代有人，豈不為楊家将來留一無窮之希望。
楊四郎心情在無限絕望中，不意獲見其侄楊宗保，較之其見老母，見前妻，見弟妹，更留有無限探情。
在楊家一門之将來，可使其安慰無盡，寄托無盡，而此劇亦遂不成為一絕對之悲劇。
此尤中國文學之至深妙意所在，而豈無端出現一楊宗保，為一可有可無之角色而已乎。
中國平劇中寓有至深妙意者尚多，此則姑舉《四郎探母》一劇為例，加以說明。
繼此尚有申述者，中國文學重情，故能和合進音樂，而融會為一體。
而中國文字又有一大特點，如詩辭之有韻是也。
關關雎鸠四句中，即三句有韻。
使吟詩者，留有餘情不絕之味。
所謂一唱三歎，唱者一人，歎者三人，于句末着韻處增歎，遂使此詩句之韻味，益見有餘而不盡。
故中國音樂乃特重音。
即器聲亦然。
故曰："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即如平劇，唱辭已畢，而餘音則更為回環往複，曲折不盡，乃更見唱工之妙。
樂聲如是，情事亦如此。
如探母一劇中之楊宗保即是其例。
中國文化大傳統，乃更見其有餘不盡之深妙所在。
西方文化如希臘，如羅馬，皆及身而止。
豈能如中國之春秋戰國，如漢唐諸代之有餘不盡。
西方則有唱而無歎，中國則歎更深妙逾乎其唱。
音樂可以代表文化，此亦其例。
以中國音樂言，古詩三百首乃是唱，楚辭亦然，漢樂府亦尚然。
後世之元曲昆腔平劇則終是歎，今樂不如古樂。
是則然矣。
亂世衰世，人心之哀怨多于和樂，故如平劇所唱，乃亦使聽者心中得一大解放一大安慰，音樂仍不失其陶冶心情之功用。
而歎之為用，乃有其不可忽者。
餘之此意，則亦于文化之大和合處發之。
若專就音樂論音樂，則斷不能知此。
西方之文學與音樂，在其文化體系中，任務各别。
主要在表現技巧與供人歡樂上，則惟有彼此相争，而哀怨之情淡矣。
惟男女戀愛過程中有哀怨，然事過則已，哀怨亦不深。
果男女雙方皆為情死，亦有愛無怨，但已為西方文學之最高上乘。
今國人慕西化，故曹雪芹《紅樓夢》遂受尊奉。
漢樂府"上山采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複何如"，短短二十字，哀怨之深，已遠勝讀全部《紅樓夢》。
西方音樂供人歡樂則易，養人哀怨則難。
惟中國以器樂和合之于歌唱，又和合之于戲劇，而後哀樂之情乃亦借以宣達。
西方惟知追尋歡樂，故其人生在一意向前。
中國重哀怨之情，故其人生在懷舊戀往。
一意向前至無去處絕境，則其人生亦全部終歇。
如當前英法，豈不亦将如古希臘羅馬。
惟其少哀怨，斯亦斷前境，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