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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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學是近代西方傳來一門新學問,大學法學院必設政治系。

    青年初進大學,何從識得政治。

    或進研究院,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尚未入仕,對實際政治毫無經驗,但已是一政治學專家。

    試問近代西方各國政治人物,又幾人曾讀過大學政治系。

     中國文化傳統極重政治。

    欲研讨中國文化,孔子自為其中心主要一人物。

    但研讨孔子,一為兩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一為兩千五百年來之孔子,此兩者,不可缺一,否則不足以見孔子之全貌。

     兩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主要見在《論語》一書。

    但孔子卒,墨翟即起反對。

    繼之有楊朱,又反墨翟。

    孟子繼起,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

    "又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

    "然《孟子》七篇中言論,已顯與孔子有不同。

    舉其一顯者,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今見《論語》者,言性惟"性相近,習相遠"一語。

    而孟子道性善,則為其立論一要端。

    今可謂,《論語》所言乃孔子當年之本意,《孟子》七篇則《論語》之引申義,由本義加以發揮,而益使之充實光輝。

    孟子語不啻猶如孔子語,惟時代先後有變而已。

     莊周與孟子略同時,既反孔,又反墨,另創道家言。

    老子書繼之,其他尚有百家競起。

    而荀子獨宗孔,為《非十二子篇》,則其較孟子之距楊墨,乃益見複雜而多端。

    然荀子亦反孟子之性善論,而主性惡論,乃成儒學中兩大對立。

    後儒多尊孟,少尊荀。

    但除此性論一端外,孟荀要為戰國時代儒學兩大柱,其于宏揚孔子同有功,不得謂荀子語非承孔子來。

     秦代焚書,儒學大衰。

    然焚書之議起于李斯。

    李斯乃荀子門人。

    又韓非亦同為荀子門人,而其書乃為秦始皇所愛好,則荀子之主性惡,其流弊尚小,而荀子之主法後王,則其弊更大。

    孔門之學分四科,孟子直承德行科,亦可謂之心性學。

    荀子乃偏在政事文學科。

    孔子晚年自知道不行,故其教後進門人特重文學一科,顔子所謂"博我以文"。

    不得行道于當世,亦當傳道于後世。

    荀子在政事文學兩科,似更勝于孟子。

    至于言語,則不僅國際外交,如孟子之好辯,荀子之持正論,皆可以當之。

     秦代有兩大儒書出,一曰《易傳》,一曰《中庸》。

    此兩書皆特言天道,乃兼采道家言。

    同時又有《大學》一篇,列舉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

    下至宋代,以《大學》與《中庸》并重,并與《論語》、《孟子》同稱四書。

    可見中國孔子儒家之學以心性為基本,治平為标的,一切學問必以政治治平大道為歸宿。

    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

    "仕與學兼重并進。

    未有學而不能從政,仕而不經由學者。

    此一傳統,乃為兩千五百年來孔子儒學之大傳統。

    但中國向來無政治學一名稱。

     西方自始即有哲學科學文學諸别,但自初亦無政治學一門。

    凡從政,皆尚術不尚學。

    至晚近世,西方學問,分門别類,益增益多,乃有政治學之出現。

    然豈可舍卻其他各門學問,而可以專門有一項政治學。

    又豈在大學四年過程中,以一青年初學,即可從事此項學問,而可以有其獨立之成就。

    此則與兩千五百年來中國孔子儒學之大傳統大相違背。

    亦可謂,依中國觀念言,乃無說以通者。

    中國之學,彌傳而彌廣大,乃益見其會通。

    西方之學,愈後而愈分裂,乃互見其沖突。

    此亦一例。

     中國教育分小學大學兩階層,亦可謂修身齊家乃小學大衆之學。

    治國平天下,則為大學,大人之學。

    治平大道,當先通經史。

    經學尚在孔子前,孔子《春秋》是經學中最後一書。

    司馬遷以下,中國乃正式有史學。

    治亂興亡,多載實際政務,政治思想政治理論皆本實際政治來。

    此與經學無大異。

    故中國經史之學,可謂即中國之政治學。

     中國政治最重實際經驗,故仕途必自卑升高,重資格,重履曆,不次拔擢之機會則絕少。

    中國人稱四十強而仕,則其登入仕途,年資已不淺。

    而宰輔重任,則斷非年少新進所能希。

    姑以西漢言,經郡國察舉,始得進國立大學肄業,攻讀經學一年後,分發中央或地方政府之基層下部服務,然後得遞升。

    唐代則先經禮部考試及格後,得為僚吏,再經吏部試,始得正式入仕,但亦盡在政府之下層。

    亦可謂學校教育已全由民間任之,政府則操有考試權與分發任用權。

    而政治學之重在實際練習與經驗,亦居可知。

     中國之所謂士,無不重政治學。

    中國傳統政府可謂乃一士人政府。

    其考試與分發任用,則全由先進之士操之。

    而其間乃有一大問題出現。

    士人在野,早于政治上之傳統大理論,及曆代之治亂興亡,有相當之知識。

    目睹當前政治實況,心懷不滿。

    于是進人政府下層,與政府上層乃時有意見相左。

    而上層人物又極知看重此層,于是遂特于直言極谏倍加獎勵。

    實則所謂直言極谏,不隻是臣下之對君上,尤其是政府下層之對其上層,即後進之士之對其先進。

    此乃中國政治一傳統精神,适切配合于中國政府之實際傳統體制,而寓有一番極高明之甚深涵義。

     如西漢初之賈誼,其上《陳政事疏》,此亦一種直言極谏。

    其對政治學早已具有一番極高造詣可知。

    文帝甚重之,但終不能驟加拔用。

    又如東漢有鄭玄,網羅群言,囊括大典,為當代經學一最高大師。

    政府特征召,而鄭玄終不赴,老死講學于鄉裡。

    此其對當前政治,必有其一番意見,而不願直言者。

    此兩例,後世不斷有之。

    故抱有極高政治見解之士,或淪沒下位,或隐逸在野。

    于是中國之政治學,與實際政治,實常分裂而為二,此不足以全歸罪于政府。

    或可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