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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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之政治學，常必有超于實際政治之一種理想之存在。
此當為研究中國學術史者所更值注意之一事。
如北宋，胡瑗專務講學，而王安石則親操政治大權。
胡瑗所講，曰經義，曰時務，實皆政治學。
其門人弟子登入仕途，皆有成績。
而胡瑗則終身不仕，未嘗參預實際政事。
當時人評論胡王兩人，更重胡，後世更然。
因政治終必為實際所限，不能全符理想。
則中國之政治學，自深一層言之，其重理想尤更重于經驗，亦斷可知矣。
惟中國人之政治理想，仍必本于實際政治來，非憑空發揮為一套政治哲學之比，此則當明辨。
即如孔子，亦可謂當時一政治學家。
孔門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
言語即今之國際外交，則四科中之二三兩科，全屬政治。
德行一科，乃抱有更高政治理想。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一意于仕進，而更多恬退。
其文學一科，則不汲汲于仕進，而更用心在古籍中，熟悉曆代政治往迹，培養政治理想，主要則仍在政治上。
然則孔門四科，其最高目标，豈不全集中在政治上。
但謂孔子乃一教育家，更屬近似。
謂孔子乃一哲學家，則差失已遠。
謂孔子為一政治學家，豈不贻笑大方乎。
是則中國學問，最重在政治，而獨不有政治學一名，是誠大值研尋之一問題矣。
墨翟繼孔子而起，其學主要亦為政治學。
莊老道家繼起，反儒墨，實則其所講，主要亦為一種政治學。
惟墨家主進，道家主退，儒家則兼主進退。
道家重無為而治，可謂墨家重有為，儒家則兼主有為無為。
故儒家乃中道。
後代儒林人物則多兼采道家言，故儒林必重政治，而又多主隐退。
至少能退者之地位，則更高于能進者。
知進而不知退，則不足挂齒矣。
如北宋司馬光，當王安石為相行新政，彼則甯退不進，以十九年精力成《資治通鑒》一書。
名曰資治，是亦史學即政治學之一證。
南宋朱子，承其書為《通鑒綱目》，所争在正統一問題上。
是即政治學必上通史學一明證。
有道統，有學統，亦有政統。
一代一朝之政治必有統，而又必上通于曆代曆朝之統，此又政治學必上通文化學之一證。
此又中國政治最高理想之所寄。
朱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近人以朱子比之西方之康德，此又如以孔子比之希臘之蘇格拉底，皆所謂拟不于倫矣。
中國儒林一意主退者，最多在元清兩代。
如顧亭林，如黃梨洲，如王船山，皆以明遺民在異族政權下決心不出仕。
然其治學，則可謂仍以政治為重，此為不失儒林之真傳。
亭林有兩書，一為《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為《日知錄》。
前書備列明代地方政治利病所在。
以近代專門之學言，或治農，或治礦，或治工，或治水利與道路交通，或治刑律，或治兵治商，可以各不相顧。
然主持地方行政，此諸事皆當兼通并顧。
故以今人讀亭林此書，則鮮不倦而怠矣。
或治社會史經濟史者參考及之，然鮮知此書之終為一政治學要書也。
至于《日知錄》，亦多詳于下層地方政治，通其古今得失。
近人則或不以史書視之，而更少認識其乃為一政治學之書矣。
黃梨洲早年即為《明夷待訪錄》一書，備論古今政治史上之大得大失所在。
亭林先見此書，故其為《日知錄》，乃偏詳下層地方政治。
而梨洲晚年，則為《明儒學案》，此書亦深具作意，當試闡之。
蓋明初太祖廢宰相，成祖以十族罪誅方孝孺，故明儒亦承元儒遺風，以不仕為高。
陽明例外，然谪龍場驿，幸免一死。
後為江西巡撫，乃幾以平宸濠亂獲罪。
其生平講學，亦鮮及于政治。
其及門大弟子如王龍溪王心齋，相率不仕。
遺風所播，不免多病。
東林起而矯之，謂為儒則必當有志于從政，此始不失儒學之正統。
梨洲師劉蕺山，蕺山一意盛推東林。
而梨洲為《明儒學案》，則顯有違背師門處。
蓋梨洲為《明儒學案》，亦顯有提倡不仕之意。
其門人萬季野，應召赴京師，參加編明史工作，猶自稱布衣。
其一時師弟子意見，亦從可見矣。
王船山偏居三湘，與中原儒林少交接，然亦終身不仕。
但其學則源自東林，亦終生不忘政治。
觀其最後著作《讀通鑒論》、《宋論》兩書，今人皆以史論目之，不知其乃一部政治學通論，于曆代政治上之大得大失，以及出仕者之大志大節所在，闡發無遺。
下及晚清，革命前，梨洲《明夷待訪錄》及船山此兩書，經《國粹學報》重刊，幾乎盡人傳誦，其有助于革命事業者至钜，此亦治近代史者所宜知也。
又《明夷待訪錄》尚遠在法國盧騷《民約論》之前，而其《原君》、《原臣》、《原法》諸篇，明确有曆史證據，明确系往聖陳言，明白平允，遠出盧騷《民約論》之上。
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顯有未可一筆抹殺者。
奈何迄今僅七十年，國人已早加鄙棄，求變求新，進步之速，此亦難以理解也。
乾嘉諸儒之經學，訓诂考據，又立漢學宋學之分。
實則當時諸儒，乃一意反朝廷承襲元明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主之科舉功令。
先有呂晚村，于朱子書中發揚民族大義，開棺剖屍。
乾嘉諸儒，遂改而貶抑宋儒，與呂晚村貌相反而意實同。
此下乃有所謂今文經學。
時清政府壓力已衰，而儒生乃重談政治，直迄清末，而有康有為變法維新之主張。
又晚清大儒曾國藩，有《聖哲畫像記》，羅列各代聖哲，多數與政治有關。
其于清代，則舉顧、秦、姚、王。
顧、秦乃顧亭林、秦蕙田。
蕙田編《五禮通考》。
餘嘗謂中國傳統政治重禮治，吉兇軍賓嘉五禮，關涉政治諸大端，與杜馬《通典》、《通考》備詳制度者分占重要之一部分。
乾嘉諸儒以義理考據辭章分學術為三方面，義理專重人生，而獨缺政治。
國藩又增經濟一目，經國濟民，正為治平大道，即政治學，與近人以财貨為經濟
此當為研究中國學術史者所更值注意之一事。
如北宋，胡瑗專務講學，而王安石則親操政治大權。
胡瑗所講，曰經義，曰時務，實皆政治學。
其門人弟子登入仕途，皆有成績。
而胡瑗則終身不仕，未嘗參預實際政事。
當時人評論胡王兩人，更重胡，後世更然。
因政治終必為實際所限，不能全符理想。
則中國之政治學，自深一層言之，其重理想尤更重于經驗，亦斷可知矣。
惟中國人之政治理想，仍必本于實際政治來，非憑空發揮為一套政治哲學之比，此則當明辨。
即如孔子，亦可謂當時一政治學家。
孔門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
言語即今之國際外交，則四科中之二三兩科，全屬政治。
德行一科，乃抱有更高政治理想。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一意于仕進，而更多恬退。
其文學一科，則不汲汲于仕進，而更用心在古籍中，熟悉曆代政治往迹，培養政治理想，主要則仍在政治上。
然則孔門四科，其最高目标，豈不全集中在政治上。
但謂孔子乃一教育家，更屬近似。
謂孔子乃一哲學家，則差失已遠。
謂孔子為一政治學家，豈不贻笑大方乎。
是則中國學問，最重在政治，而獨不有政治學一名，是誠大值研尋之一問題矣。
墨翟繼孔子而起，其學主要亦為政治學。
莊老道家繼起，反儒墨，實則其所講，主要亦為一種政治學。
惟墨家主進，道家主退，儒家則兼主進退。
道家重無為而治，可謂墨家重有為，儒家則兼主有為無為。
故儒家乃中道。
後代儒林人物則多兼采道家言，故儒林必重政治，而又多主隐退。
至少能退者之地位，則更高于能進者。
知進而不知退，則不足挂齒矣。
如北宋司馬光，當王安石為相行新政，彼則甯退不進，以十九年精力成《資治通鑒》一書。
名曰資治，是亦史學即政治學之一證。
南宋朱子，承其書為《通鑒綱目》，所争在正統一問題上。
是即政治學必上通史學一明證。
有道統，有學統，亦有政統。
一代一朝之政治必有統，而又必上通于曆代曆朝之統，此又政治學必上通文化學之一證。
此又中國政治最高理想之所寄。
朱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近人以朱子比之西方之康德，此又如以孔子比之希臘之蘇格拉底，皆所謂拟不于倫矣。
中國儒林一意主退者，最多在元清兩代。
如顧亭林，如黃梨洲，如王船山，皆以明遺民在異族政權下決心不出仕。
然其治學，則可謂仍以政治為重，此為不失儒林之真傳。
亭林有兩書，一為《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為《日知錄》。
前書備列明代地方政治利病所在。
以近代專門之學言，或治農，或治礦，或治工，或治水利與道路交通，或治刑律，或治兵治商，可以各不相顧。
然主持地方行政，此諸事皆當兼通并顧。
故以今人讀亭林此書，則鮮不倦而怠矣。
或治社會史經濟史者參考及之，然鮮知此書之終為一政治學要書也。
至于《日知錄》，亦多詳于下層地方政治，通其古今得失。
近人則或不以史書視之，而更少認識其乃為一政治學之書矣。
黃梨洲早年即為《明夷待訪錄》一書，備論古今政治史上之大得大失所在。
亭林先見此書，故其為《日知錄》，乃偏詳下層地方政治。
而梨洲晚年，則為《明儒學案》，此書亦深具作意，當試闡之。
蓋明初太祖廢宰相，成祖以十族罪誅方孝孺，故明儒亦承元儒遺風，以不仕為高。
陽明例外，然谪龍場驿，幸免一死。
後為江西巡撫，乃幾以平宸濠亂獲罪。
其生平講學，亦鮮及于政治。
其及門大弟子如王龍溪王心齋，相率不仕。
遺風所播，不免多病。
東林起而矯之，謂為儒則必當有志于從政，此始不失儒學之正統。
梨洲師劉蕺山，蕺山一意盛推東林。
而梨洲為《明儒學案》，則顯有違背師門處。
蓋梨洲為《明儒學案》，亦顯有提倡不仕之意。
其門人萬季野，應召赴京師，參加編明史工作，猶自稱布衣。
其一時師弟子意見，亦從可見矣。
王船山偏居三湘，與中原儒林少交接，然亦終身不仕。
但其學則源自東林，亦終生不忘政治。
觀其最後著作《讀通鑒論》、《宋論》兩書，今人皆以史論目之，不知其乃一部政治學通論，于曆代政治上之大得大失，以及出仕者之大志大節所在，闡發無遺。
下及晚清，革命前，梨洲《明夷待訪錄》及船山此兩書，經《國粹學報》重刊，幾乎盡人傳誦，其有助于革命事業者至钜，此亦治近代史者所宜知也。
又《明夷待訪錄》尚遠在法國盧騷《民約論》之前，而其《原君》、《原臣》、《原法》諸篇，明确有曆史證據，明确系往聖陳言，明白平允，遠出盧騷《民約論》之上。
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顯有未可一筆抹殺者。
奈何迄今僅七十年，國人已早加鄙棄，求變求新，進步之速，此亦難以理解也。
乾嘉諸儒之經學，訓诂考據，又立漢學宋學之分。
實則當時諸儒，乃一意反朝廷承襲元明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主之科舉功令。
先有呂晚村，于朱子書中發揚民族大義，開棺剖屍。
乾嘉諸儒，遂改而貶抑宋儒，與呂晚村貌相反而意實同。
此下乃有所謂今文經學。
時清政府壓力已衰，而儒生乃重談政治，直迄清末，而有康有為變法維新之主張。
又晚清大儒曾國藩，有《聖哲畫像記》，羅列各代聖哲，多數與政治有關。
其于清代，則舉顧、秦、姚、王。
顧、秦乃顧亭林、秦蕙田。
蕙田編《五禮通考》。
餘嘗謂中國傳統政治重禮治，吉兇軍賓嘉五禮，關涉政治諸大端，與杜馬《通典》、《通考》備詳制度者分占重要之一部分。
乾嘉諸儒以義理考據辭章分學術為三方面，義理專重人生，而獨缺政治。
國藩又增經濟一目，經國濟民，正為治平大道，即政治學，與近人以财貨為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