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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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為文化體系中主要一項目,而中西教育即有其大相異處。

    西方教育重在傳授知識,知識對象重在向外之事物。

    故必分門别類,互不相通,而又各分割成各階層。

    故西方學校必有分科分年制,又分小學中學大學,均限年畢業。

    其上尚有研究所,亦限年畢業。

    獲得博士最高學位,即為學終止。

    分科則範圍狹小,分年則為時短暫。

    要之,現代學校教育乃為青年人傳授知識乃及研究學問之一項共同項目,當僅為中年以後繼續進修作一基礎,并不占人生中行為與學問兩方面之極重要地位。

    教者必先使學者明得此意,方可無弊。

     西方又稱小學為國民教育。

    人生不限為一國民,其意義價值,有超乎為一國民之外之上者。

    倘僅以一國民地位,向其政府來争取人權,此亦為人權之至狹者。

    又其大學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課,内容狹,為時暫,即獲最高學位亦僅為一專家,不為一通人。

    故其所教育,最低則使為一國民,最高則成為一專家,皆把人生意義地位約束了。

     要之,為一國民,則僅為其所生一國之用。

    為一專家,則僅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

    教育意義僅為功利。

    但人生不應僅為功利,此一層實大值商讨。

     中國教育則在教人學為人。

    天生人,乃一自然人。

    人類自有理想,乃教人求為一文化人、理想人。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主忠信,泛愛衆而親仁。

    "此始為一文化理想人。

    中國家庭學校國家社會,教人主要皆在此。

    受教者當終身奉行,此之謂人生教育,亦可稱德性教育。

    孔子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始為識字教育,讀書教育,亦可謂是知識教育。

    但亦隻占教育中之一部分。

    知識乃後天之事,由後天獲得,供人生部分之用。

    德性乃占人生之全部分,并由先天傳來。

    故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識教育乃可分别授受。

    今人競言自由平等獨立,惟德性乃自由,又平等,能獨立。

    知識則無自由平等獨立可言。

     中國之知識教育必以德性教育為基本,亦以德性教育為歸宿。

    孔門四科,德行為首。

    言語乃國際外交,政事如治軍理财,此兩科皆為政治用。

    最後文學一科,則不必為當世用,緻意在曆史典章之傳統上,于後世有大用。

    是則中國教育非不主用,惟由其各自一己性之所近志之所向來作貢獻。

    而四科實以德行為主,雖若分,而實通,未有違于德性而能完成其此下三科之學者。

    此乃中西教育意義之大相分别處。

     故中國人言知識,亦從各人之内在德性上随時随地為實際需要之應用而分展出各種支流派别來,而不先為知識上作分門别類之規定。

    亦可謂西方人重其師所授之學,而其師則為一分門知識之專家。

    中國則重其師所傳之道,而其師則應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

    亞裡斯多德從柏拉圖學哲學,求真理,而自有所得,乃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

    "孟子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

    "不得謂孟子在學孔子之專門知識,或史學,或哲學,或政治學等,乃在學孔子之為人與為學。

    其他先秦諸子百家師弟子相從講學大體亦然。

    而孔子、墨子兩人則最為其著者,故儒墨乃為當時之顯學。

     孔子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孔子之重人類同情有如此。

    孔子非分門别類,或科學,或哲學,或文學,或宗教信仰以為教,乃教人以其德性,即其自己所能有之一種情感意境,而為實際人生之主宰所在者。

    西方之教,乃不重此。

    如造為銅像,屹立街頭,日曬雨淋,常此暴露,更無遮蔽,以供人之瞻仰,而瞻仰者亦不為此動心。

    又如耶稣像,必在十字架上,血滴淋漓。

    豈耶稣之足以感動人心者僅在此?西方之人情冷酷,亦可由此而見。

    即如近代國際迎賓大典,必鳴大炮行軍禮,則亦無怪國際間之兵争不息矣。

    中國人言禮教、風教,亦可謂之情意教。

    中國傳統之教育精神則正在此。

     中國人之為師,其教育與其所著作又當分别論。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其視來學者乃平等如朋友。

    又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則孔子乃以身教,以行教,以己之為人教。

    其與來學者相處亦親切如家人。

    又曰:"我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則其終日相親又不啻過其家人矣。

    又曰:"回也視予如父,予不得視猶子。

    "則師弟子之親,乃亦有逾于父子者。

    孔子卒,來學者廬墓心喪三年。

    故來學者之于其師,自稱門人弟子。

    其傳師說,乃稱家言。

    而為師者非著書立說以為教,乃一如家人之日常相處以為教。

    其相與語亦即日常相處語,而深意存焉。

    如讀《論語》可知。

    《論語》乃孔子弟子記其師說,不僅見孔子之學,乃更見孔子其人。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與師弟子之日常講學為異矣。

    但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則孔子之作《春秋》,亦僅以天子命史官之職任自任,與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異矣。

    故教育乃見師之為人之全,而著作則僅見師之為學之偏,其輕重可見矣。

     戰國時,墨子繼起,其弟子乃于墨子講學有著作。

    道家則不聚徒講學而自有著作。

    莊子内篇七篇,乃莊子閉門自著為書。

    《老子·上下篇》,尤其是精心結撰。

    此皆著作,非教育。

    後世重莊老道家,乃更重其引退避世,實亦重其人更過于其書與學。

    荀子亦一儒,亦廣授弟子,但亦自著書,與孔孟異。

    中國後世亦不以荀子為一教育家。

    蓋其主性惡,其教育人自亦與孔孟異,乃偏重教知識,已多分門别類。

    其弟子如韓非,亦自著書,而與其師荀子已有别。

    李斯則不遑著作,而其助秦為治者,乃與荀子義有大背。

    故中國後世視荀卿,乃更不如視莊老。

    則中國文化傳統重其人更過于重其學,而教育精神亦可于此見矣。

     西漢始立太學,博士司其教,雖通諸經,必分經而授。

    學者受一經,一年即畢業。

    此因五經皆講周公孔子之道,為師者僅導其先路,學者得門而入,可以終身依之,是仍重在教以周公孔子之為人,與先秦傳統無大相異。

    故太學中雖同時有諸博士,而來學者必擇從其一,此即所以親師。

    親乃知尊,尊師乃所以重道。

    若重知識,則不僅當兼諸經,亦當兼及先秦百家。

    而西漢之太學生,則仍重博士為師者之所傳道,亦可知。

     逮及東漢,各地私人講學者群起,然皆一人講授,與太學制度無大相異。

    鄭玄遍谒全國各地名師,歸而網羅群言,囊括大典,則其時風氣似已偏重學而較輕師。

    此下乃有經師人師之别。

    儒林轉而為經師,則儒道以衰。

    三國以下,莊老道家乃代興。

    然老子言:"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