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考古學
關燈
小
中
大
（一）
近代國人率以好古守舊自譴，認為乃吾民族一大病痛。
然知古始能好，保舊始能守，不知不保，又何好何守。
乃自來中國學問中，獨無考古學一門。
《論語》人人必讀，孔林則可到可不到。
西化東漸，始知西方有考古學，有考古專家。
一時驚動欣羨，于是近代中國乃有考古學之崛起。
中國人觀念，古今一體。
苟無古，何有今。
今已來，而古未去，仍在今中。
好古實即一為好今。
新舊亦然。
如人之暮年，幼齡之生仍未去，幼齡仍在暮年中。
人之老，懷念其幼生而好之，此亦人生之好古守舊，又何責備之有。
愛其暮年遂亦愛其幼齡，愛其幼齡亦将愛其暮年。
果謂幼齡已失，暮年已到，此語膚淺，未切實情。
中國人重生命，重時間，古今新舊一體視之，不嚴加分别。
西方人則重空間，重外物，生命無常，轉不如外物之可久。
如古埃及之金字塔，迄今曆三千年無變。
而埃及人之生命，則可謂已經百變而非舊。
故在埃及，實非埃及人之可貴，乃此金字塔之可貴。
其他各地亦然。
故西方人重物不重人，考古之學亦僅考其物，非考其人。
人則求新求變，無古之足貴。
即如埃及之木乃伊，亦謂人死，其靈魂他年當重歸此身複活，故設法保留此身，使能不腐。
則無怪西方人重其身，乃更過于其人之生命矣。
中國人則不然。
堯讓天下于舜而死，舜未嘗為堯築大墓傳萬世，蓋堯之生命猶有不死者在，即其生前之讓德是矣。
舜心不能忘堯，亦讓天下于禹，斯亦舜之好古守舊。
禹得舜禅，亦不欲傳位其子，而讓之益。
然天下民衆則記念禹之治水大德不能忘。
乃擁戴其子啟居天子位。
依中國人觀念，其父死其生命則仍傳之子，愛戴其子，即猶愛戴其父，然則堯之死，天下民衆何以不愛戴堯之子，而愛戴舜。
蓋其時洪水未平，堯之用舜，即用以治水，舜又能用禹以治水，則愛舜即猶愛堯，亦即以愛天下民衆之生命。
堯舜之為大聖，有此讓德，亦惟其愛天下民衆之生命，乃遠勝于其子之獲為天子，乃以成其讓。
故明其心，斯可明其人與事之内情矣。
埃及金字塔耗費多少人力，經曆多少歲月。
塔之成，而埃及則随之以衰亡。
堯舜禹三代，耗費人力亦甚钜，經曆歲月則有限。
而中國人從此遂得安其居，樂其生，逾四千年以迄于今。
堯舜禹功德之大，而其墳墓則不傳。
然則中國人所好之古，所守之舊，則在其人之大德。
自《尚書》迄于司馬遷之《史記》，以及先秦諸子百家之言及其事者，亦可謂既詳且備，此即中國之考古學。
惟所考，重人不重物，則與西方有不同，如是而已。
堯舜禹三人所重，隻一事，曰治水。
治水非禹一人之事，非堯舜，禹又焉得成其事。
而其事則永傳千古。
後世不斷有治水，試讀清儒胡渭所著《禹貢錐指》一書，可知其略矣。
乃晚清之季，康有為始創托古改制之論，謂堯舜禹古代之事，皆孔子儒家托古僞造，以便于求改當時之政制。
于是顧颉剛繼之有《古史辨》，謂禹乃一大蟲，其事盡屬神話。
一時轟傳，是為中國新起之考古學。
然而治水一事，則後世有之，不得謂古人無有。
今人力主求變求新，惟治水乃古人已有之事，後世皆有水患，不得謂堯舜禹之時獨不能有水患。
治水有方，亦不得謂當盡變其舊以求新。
試觀四川成都灌縣之二王廟，兩千年來之治水一事，眼前昭彰。
豈李冰父子之治水，乃變乃新，無古可考？則中國古人實另有一套考古學，亦即此可見矣。
中國近代考古學之盛起，則莫過于安陽殷契龜甲文之發掘。
一時群認非治龜甲，即無以治古史。
然經王國維考訂，則湯以前商代曆世君主其名字已具詳于司馬遷之《史記》。
以殷契發掘所得校之，遷史缺一兩代。
然則殷墟新發掘，可以補遷書之缺，但亦可以證遷書之有據而可信。
今欲考殷商一代治亂興亡之大業，則惟有見于遷書，而無以考于龜甲。
故中國古人讀史即以考古，而中國史學之可貴，亦由此而益見矣。
王國維又為《殷周制度論》一篇，備論王位傳弟傳子之先後演變。
然其論乃根據《史記》，非根據龜甲。
又國維告其來學，欲治龜甲，當先通《說文》。
文字然，曆史事迹更然。
亦可謂非通戰國，即無以通春秋。
非通春秋，即無以通西周。
非通西周，亦無以通商代。
古今一體，非通其人之成年以後，又何以考論其幼童期之所為。
亦如不知後代之埃及，又何憑以論其金字塔與木乃伊之意義與價值。
抑且許氏《說文解字》一書，其所收字體本屬大篆小篆，後又變而為隸書楷書。
龜甲文則為古舊字體，已遭廢棄，不再使用。
正足見中國民族亦一求變求新，日趨進步之民族。
否則中國當永留有巢氏燧人氏之時代，何得有此下之庖犧氏神農氏，以及黃帝堯舜之出現。
近人則益求變，益求新，欲改造為簡體字，又欲廢止漢字創為羅馬字拼音。
幸而國人相戒而不為，否則又誰來倡導保存漢字之理論。
又有進者，中央研究院為近代中國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有關中國舊學方面者，則為中國曆史語言研究所。
其
然知古始能好，保舊始能守，不知不保，又何好何守。
乃自來中國學問中，獨無考古學一門。
《論語》人人必讀，孔林則可到可不到。
西化東漸，始知西方有考古學，有考古專家。
一時驚動欣羨，于是近代中國乃有考古學之崛起。
中國人觀念，古今一體。
苟無古，何有今。
今已來，而古未去，仍在今中。
好古實即一為好今。
新舊亦然。
如人之暮年，幼齡之生仍未去，幼齡仍在暮年中。
人之老，懷念其幼生而好之，此亦人生之好古守舊，又何責備之有。
愛其暮年遂亦愛其幼齡，愛其幼齡亦将愛其暮年。
果謂幼齡已失，暮年已到，此語膚淺，未切實情。
中國人重生命，重時間，古今新舊一體視之，不嚴加分别。
西方人則重空間，重外物，生命無常，轉不如外物之可久。
如古埃及之金字塔，迄今曆三千年無變。
而埃及人之生命，則可謂已經百變而非舊。
故在埃及，實非埃及人之可貴，乃此金字塔之可貴。
其他各地亦然。
故西方人重物不重人，考古之學亦僅考其物，非考其人。
人則求新求變，無古之足貴。
即如埃及之木乃伊，亦謂人死，其靈魂他年當重歸此身複活，故設法保留此身，使能不腐。
則無怪西方人重其身，乃更過于其人之生命矣。
中國人則不然。
堯讓天下于舜而死，舜未嘗為堯築大墓傳萬世，蓋堯之生命猶有不死者在，即其生前之讓德是矣。
舜心不能忘堯，亦讓天下于禹，斯亦舜之好古守舊。
禹得舜禅，亦不欲傳位其子，而讓之益。
然天下民衆則記念禹之治水大德不能忘。
乃擁戴其子啟居天子位。
依中國人觀念，其父死其生命則仍傳之子，愛戴其子，即猶愛戴其父，然則堯之死，天下民衆何以不愛戴堯之子，而愛戴舜。
蓋其時洪水未平，堯之用舜，即用以治水，舜又能用禹以治水，則愛舜即猶愛堯，亦即以愛天下民衆之生命。
堯舜之為大聖，有此讓德，亦惟其愛天下民衆之生命，乃遠勝于其子之獲為天子，乃以成其讓。
故明其心，斯可明其人與事之内情矣。
埃及金字塔耗費多少人力，經曆多少歲月。
塔之成，而埃及則随之以衰亡。
堯舜禹三代，耗費人力亦甚钜，經曆歲月則有限。
而中國人從此遂得安其居，樂其生，逾四千年以迄于今。
堯舜禹功德之大，而其墳墓則不傳。
然則中國人所好之古，所守之舊，則在其人之大德。
自《尚書》迄于司馬遷之《史記》，以及先秦諸子百家之言及其事者，亦可謂既詳且備，此即中國之考古學。
惟所考，重人不重物，則與西方有不同，如是而已。
堯舜禹三人所重，隻一事，曰治水。
治水非禹一人之事，非堯舜，禹又焉得成其事。
而其事則永傳千古。
後世不斷有治水，試讀清儒胡渭所著《禹貢錐指》一書，可知其略矣。
乃晚清之季，康有為始創托古改制之論，謂堯舜禹古代之事，皆孔子儒家托古僞造，以便于求改當時之政制。
于是顧颉剛繼之有《古史辨》，謂禹乃一大蟲，其事盡屬神話。
一時轟傳，是為中國新起之考古學。
然而治水一事，則後世有之，不得謂古人無有。
今人力主求變求新，惟治水乃古人已有之事，後世皆有水患，不得謂堯舜禹之時獨不能有水患。
治水有方，亦不得謂當盡變其舊以求新。
試觀四川成都灌縣之二王廟，兩千年來之治水一事，眼前昭彰。
豈李冰父子之治水，乃變乃新，無古可考？則中國古人實另有一套考古學，亦即此可見矣。
中國近代考古學之盛起，則莫過于安陽殷契龜甲文之發掘。
一時群認非治龜甲，即無以治古史。
然經王國維考訂，則湯以前商代曆世君主其名字已具詳于司馬遷之《史記》。
以殷契發掘所得校之，遷史缺一兩代。
然則殷墟新發掘，可以補遷書之缺，但亦可以證遷書之有據而可信。
今欲考殷商一代治亂興亡之大業，則惟有見于遷書，而無以考于龜甲。
故中國古人讀史即以考古，而中國史學之可貴，亦由此而益見矣。
王國維又為《殷周制度論》一篇，備論王位傳弟傳子之先後演變。
然其論乃根據《史記》，非根據龜甲。
又國維告其來學，欲治龜甲，當先通《說文》。
文字然，曆史事迹更然。
亦可謂非通戰國，即無以通春秋。
非通春秋，即無以通西周。
非通西周，亦無以通商代。
古今一體，非通其人之成年以後，又何以考論其幼童期之所為。
亦如不知後代之埃及，又何憑以論其金字塔與木乃伊之意義與價值。
抑且許氏《說文解字》一書，其所收字體本屬大篆小篆，後又變而為隸書楷書。
龜甲文則為古舊字體，已遭廢棄，不再使用。
正足見中國民族亦一求變求新，日趨進步之民族。
否則中國當永留有巢氏燧人氏之時代，何得有此下之庖犧氏神農氏，以及黃帝堯舜之出現。
近人則益求變，益求新，欲改造為簡體字，又欲廢止漢字創為羅馬字拼音。
幸而國人相戒而不為，否則又誰來倡導保存漢字之理論。
又有進者，中央研究院為近代中國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有關中國舊學方面者，則為中國曆史語言研究所。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