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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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中國思想之偉大處,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觀。

    如言死生、存亡、成敗、得失、利害、禍福、是非、曲直,莫不兼舉正反兩端,合為一體。

    其大者則如言天地、動靜、陰陽、終始皆是。

     今言前後。

    空間有前後,時間亦有前後。

    依空間言,眼前面前謂之前,一切行動必向前。

    倘須向後,則須轉身,仍向前。

    但時間則過去謂之前,未來謂之後。

    人之一生,自幼到老,乃從未來向過去,始謂之向前。

    今謂人自幼童向青年,向中年老年,則成為從過去向未來,乃退後,非前進。

    成為由生到死,過一日則少一日,漸近死,漸離生,豈不成為人生之倒轉。

     人生貴有積有成。

    生日積,則幼童成為青年,又由青年積成為中年老年,此之謂壽謂福。

    人生須多壽多福,待其死則此生已畢,非為由生進到死,乃為其生已盡,變而為死。

    但生死正反可合,實為一體。

    在我之前,早已有生。

    父母即我之前生。

    由父母生我,我乃父母之新生,父母乃我之舊生。

    亦可謂父母乃我之前生,我乃父母之後生。

    使無父母之前之舊,又何來有我之後之新。

    新舊有如前後,亦正反相合。

    中國人好言水源木本,木屬有生,末不得離其本。

    水若無生,逝者如斯,一若其流日離其源以去,實則流即其源,無源則無流。

    故自然日新,而實永恒是一舊。

    人文亦豈得違于自然,則何可舍其舊,而新是謀。

     中國乃一宗法社會,一身小生命之上,尚有一家之大生命。

    我生以前,有父母祖宗。

    我生以後,有子孫傳世。

    而舊尤重于新。

    家則必稱舊家,人則必尊老人。

    人老家舊,中國人則謂之福。

     由人生之積而舊,乃有成,乃有史。

    一人有一人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國乃有一國之史。

    以孔子為例,孔子一人有其史,其家亦有史。

    自孔子迄今,已傳七十餘世。

    自孔子以前,尚可推溯以至于商祖契,當亦有數十世。

    則孔子一家已曆四千年以上。

    其實中國每一人每一家皆然,惟孔子可供作标準之一例。

    而中國亦已曆五千年而長存。

     然則人生向前,乃向古老往舊之前,而日積日成。

    此後未來,胥當向此過去而前進。

    近人言曆史不可變,人生則胥向此不可變而前進,即向此已成之局而前進。

    在其過程中,則不斷有新的發現。

    祖宗乃一家之舊,子孫則此一家之新。

    一切新則胥向此舊而前進。

    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倘無新,則其舊将失去,不得仍為舊。

    惟中國乃為舉世其他民族中之最舊者,曆世已五千年以上。

    即讀一部中國史,例證顯然矣。

     今人乃謂曆史乃由舊向新,實則新在後,舊在前,曆史與人生皆當向前,不當向後。

    若向後,則成倒退,烏得謂之前進。

    今惟當由未來前向過去,不當由過去倒向未來。

    因過去在前,已顯已知,已有定有成,乃有意義與價值。

    未來則尚隐不知,無定無成,乃無意義價值可言。

    今一世人則群求鄙棄此已見已知有定有成之有意義與價值者,轉身倒向于尚隐不知無定無成無意義與價值之一途而邁進,遂使此世界落實到今日不知明日之悲局,是誠大可浩歎矣。

     人之求知,亦惟知其過去之舊,不能知其未來之新。

    中國史學言鑒古知今,凡其所知于今後者,亦本于其知于前古者,而推以為知。

    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苟于其前古一切不信不好,則自我創造亦惟無把握冒昧危險之一途,他又何言。

     故求深切體會中國民族精神與其文化傳統,非治中國史學無以悟入。

    若如宗教、哲學、文學、科學其他諸端,皆無堪相伯仲,相比拟。

     今再以當前淺近處具體言之。

    今日人生已成為一機械之人生,如電燈自來水種種日常生活,皆賴機械。

    電腦尤然。

    非賴機械,人生将無以度日。

    現在世如此,未來世益然。

    百年前馬克思已倡為唯物史觀,此下唯物當轉為唯機械。

    如太空飛行,近人乃謂當以征服太空。

    其實所能征服者,僅地球附近四圍之太空,實亦未能真征服。

    外此尚有太陽系之太空,尚有不知幾千萬倍以上之整個自然體之太空,豈當前機械所能征服。

    當前機械之真所征服者,實乃當前之人生,亦即當前之人心。

    而人心終有所不甘。

    人心倘肯甘受機械征服,則核武器之發展當使人類不再有戰争。

    今則一反其道,戰争危機更逼前來。

    今人乃謂未來世向現在世挑戰,實則仍是現在世在領導未來世。

    而舉世人心于此終不悟,此因人心已受機械之奴役,人心亦已機械化,而不能再自主。

    則世界末日,乃機械征服人類。

    人類消滅,機械亦即告終。

    莊周言:"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但薪之為火,亦一自然。

    而人心之創為機械,迄至于今,實已違背了自然。

    故中國道家乃并求廢桔槔,謂其啟機心。

    機心起,則機械自亦随而起。

     馬克思分當前人類為有産無産兩階級。

    實則人生不能無産。

    惟當前人類則憑機械為産,故人類當同分得此機械。

    馬克思之意,亦僅至此而止。

    但如當前之蘇維埃,擁有更多核子武器,則轉成為人類之災禍。

    此則馬克思所不知。

    就當前論,主殺伐者,如核武器之類當廢。

    主生産者,如電腦、電燈、自來水之類,則可不廢,但當有所限制,不當求其無限之發展。

    當追随于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不當違反于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

    人類生産當求以農工為本,不當以商為本。

    農工乃系生産,而商業則非生産。

    故商業乃朝向于農工而前進,非農工朝向于商業而前進。

    此亦中西雙方曆史演進一分歧處。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人類從自然來,仍當重其自然,乃可望舊人類進為新人類。

    求能立,即立在此自然,即立在此過去與現在中,而始能領導主宰其未來,勿使未來之新來幹擾損害毀滅此過去現在之舊。

    故必先能立,始能不惑。

    立此舊,始能不惑于一切未來之新。

    則人類之新,亦以完成此大自然之舊。

    此之謂一天人,合内外。

    則有因有革,雖百世而可知矣。

     孔子又曰:"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須求之于外與未來,所好則在己之一心之當前與過去。

    求之外與未來,中國人謂之欲。

    吾之所好,在己心,在當前,在過去,不求自得,中國人謂之性。

    機械則從欲來,不從好來。

    人生能從過去世、現在世以直達未來世者,此惟性,性則己之所好。

    因其性而有革,乃能趨向于更可好者,中國人謂之化。

    一切變,當在化之中。

    以所欲,變所好,則變而非化,中國人乃以此為戒。

    欲而違其性,自毀其舊以求變,變而日新,乃終不見所好,此則人生之悲劇矣。

    此理甚易見,善讀人類已往曆史,自能知之。

    西方人不重曆史,此則其大失。

    近代科學日新,電腦核武器一切機械皆起于欲,非所好。

    中國人言立言達,立于所好,始能達其更所好,亦惟從其所好而已。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是也。

    電腦核武器既非人性所好,非可于此立。

    非所立,又何所達。

    核子戰争又豈人之所欲達。

    故現世所将達,乃無人能預言,亦且為人心之所懼。

     2 中國人言,人惟求舊,物惟求新,人與物,大體乃有生無生人文與自然之分别所在。

    生命時間延續,新生命皆從舊生命中開發成長。

    物無生命,僅占空間,舊物已成,新物則待另制再造。

    故生命富共通性,而無生物則富分别性。

    中國人重農,日與生命接觸,故中國人觀念亦富共通性,生發性。

    西方人重商,售貨牟利,貨品多屬無生物,故其觀念乃多傾向分别性與創造性。

     抑且物供人用,如電燈助人視,電話助人聽,電腦助人記憶,機器人助人操作,其用處各别,故貴專。

    生命則一體之内各部相通,又貴與體外相通。

    中國人言,人為萬物之靈,靈即其通之尤者。

    故其于行為思想知識皆貴通。

     語言通達人心,但各地方言可各不同,又難長時間綿延不變。

    西方有希臘語拉丁語,以及現代諸國語,既無共通性,亦無綿亘性,亦如一物,日創日異,分别日增。

    其文字即代表其語言,西方文化正可據此推論。

    中國人則于語言之上更創文字,求其更相通,而更可久。

    而中國文字乃亦如有生命性。

    一部《康熙字典》所收字不到五萬,而日常通用字亦不到四千,或可更減至一千字,而通用全國已達三四千年之久。

    新增事物,皆可用舊字配合應用,不煩再造新字。

    如電燈、電話、電腦、機器人等,一切新器物豈不隻用幾個舊字即夠。

    現世然,後世亦将仍然。

    中國之得為一廣土衆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文字之用亦有其大貢獻。

    《中庸》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西方直到現代,僅于物上達到車同軌之一階程。

    書同文,行同倫,皆非其所有。

     中國文字應用,尤貴其在人心觀念之相通上。

    如身家國天下四觀念,中國人沿襲承用已達三千年之久。

    中國古人已知于國之上當有更高一層之抟合,即為天下。

    當時中國人知識尚不知一亞洲,更何論于五大洲。

    但此天下一觀念,至今仍可承用。

    西方人則于國之上并無一天下觀,至今仍僅有國際觀。

    國與國之間有問題,何從得解決,當前舉世大亂即由此。

     國與國之間,有共通事,有相互事,非列國分别所能解決。

    如唐虞時代之洪水為災,此乃列國共通事,乃共同朝向中央政府,積堯舜禹三帝之力而得解決。

    又如虞芮相互有争,乃朝向于西伯昌即後世所稱之周文王以求解決,所謂虞芮質厥成是也。

    中國古代于列國諸侯之上有天子,其實天子亦如一諸侯,僅治其王畿之内之本國事。

    惟為其他諸侯所朝向,乃兼管天下事。

    惟此一共同所朝向者,亦必曆時而變,故言朝代。

    唐虞夏商周,或禅讓,或征誅,有朝即有代。

    秦以下,中國全國僅一中央政府,但如漢代唐代,皆有代,故中國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

    惟尚有天下在其上,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亭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也。

    實則中國人之天下觀,亦如西方人之社會觀。

    惟西方則社會在一國一政府之下,而中國之所謂天下,則猶在國與政府之上。

    國有别,而天下可無别。

    故中國人在野尤尊于在朝,而道統則尤尊于政統,此則非西方人所知。

     以現代國際形勢論,如舉世一百五六十國,果使共同朝向于美國,蘇維埃亦仍是一國,仍可處理其國内事。

    惟遇國際共通事,或相互有争,則由美國為之平定。

    倘美國不勝任,舉世改朝向蘇俄,此則另是一代。

    但美國則仍是一國,仍得處理其國内事。

    中國古代之封建政治乃如此。

    苟能為現世慕效,豈不舉世可得和平。

    中國古人則稱之為大同太平世。

    列國分治,則僅得有小康,不得有大同。

    故中國于治國之上又有平天下一大道。

    中國之行同倫,必達之于天下,即《大學》所謂明明德于天下是矣。

     春秋末,孔子墨子以下,中國士人盡不守國别觀,而均趨于天下觀。

    百家群興,曆兩三百年而乃有秦代之統一。

    西方中古封建時期,有神聖羅馬帝國之理想,庶或相近。

    但耶稣言凱撒事凱撒管,主政教分。

    中國先秦諸子,則主政教合。

    故中國開創有秦漢以後之統一,而西方之神聖羅馬帝國則終成一空想。

    至如現代各國知識界,則各抱國别觀,均無天下觀。

    苟使無如中國曆史上戰國一段之演進,則何能由中國唐虞三代之封建政治,走向秦漢以下郡縣之大一統制,乃可舉世有一最高中央來領導,此即中國人所謂平天下之大道,非今人之所能想望矣。

     主要病症,在舉世西化,重物而輕人,喜新而厭舊,不知以現在世來宰制未來世,而都求以未來世來改變現在世,本末颠倒,虛實混淆,人盡待之未來之虛,又于何處用力。

    抑且中國政治必尚禮,禮則本于人之性情,亦富生命性。

    西方政治重法,法則必仗權力行使,本于外,非可歸之内,無生命性。

    故禮亦心,法亦物。

    故中國文化可謂之乃一種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稱人倫化,乃一種富于生命性之文化。

    西方則為一種重物輕人之器物化、唯物化,進而為機械化,無生命性。

    此則其大異處。

    詳研雙方史學而可知。

     中國史學有所謂鑒古知今,亦即一般學問之所謂溫故而知新。

    朱子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

    "新知即從舊學來,此舊學新知之一貫相承,即自然科學亦不能例外。

    亦可謂學惟求舊,知惟求新。

    豈有廢棄舊學,乃能開創新知之理。

    故學必貴有舊傳統,而知乃始有新啟發,新舊自有其一貫融通處。

    惟自然科學重在物,史學、人文學重在心。

    物則重在能分别,心則重在能會通。

    非通古人之心,焉能知古代之史。

    故稱萬物,亦稱一心。

    物稱萬,故曰物惟求新。

    心貴一,故曰人惟求舊。

    萬物各别,其會通處則在數學上。

    人事亦多變,其會通處則在人心之德性上。

    中國史學重人品觀,即人之德性觀,此乃其最精邃處。

    德性則隻分高下,并不能分新舊,此一層亦當明辨。

     (二) 1 曆史記載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

    人為主,事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

    事之不完善,胥由人之不完善來,惟事之不完善,須曆久始見。

    中國史學重人不重事,可貴乃在此。

     事有外形同,而内情必不同。

    一人不能獨成為一事,必集衆多人之情志以成,而其事乃更複雜。

    亦有單獨由一人興起主持其事,其他人乃無情無志而追随,則其事之意義價值亦隻在一二人。

    要之,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數人,不在多數人。

    中國曆史重人,尤重少數人。

    此乃中國史學一特色。

     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

    桓公為君,管仲為之臣。

    然孔子則僅稱管仲,曰:"微管仲,我其披發左衽矣。

    "此為中國史學精神,最值深研。

    如孔子開門授徒,弟子賢者三十許人,《論語》載其事。

    孔子之教各不同,諸弟子之學亦各不同,細讀《論語》而可知。

    孔子為中國一大教育家,亦中國曆史上一最大人物,而《論語》亦不啻為中國一最有價值之史書。

    孔子之教,與西方古希臘蘇格拉底不同,知此,斯知中西人事不同,而主要則在人不同。

    今人稱孔子與蘇格拉底同為一哲學家,斯失之矣。

     中國正式第一大史學家,當首推漢代之司馬遷。

    其為《史記》,乃自稱上學孔子之《春秋》。

    其中有深義,當加闡申。

    最重要者,乃為其重人更重于事。

    其書自五帝三代起,春秋戰國,其往事僅撮其大要,不詳記載。

    如《管晏列傳》,有關齊國大事均略,而獨叙管晏二人遺聞轶事三數節,非以詳其事,乃以見其人。

    凡其人之事業,則胥從此等小節瑣事上樹立基礎。

    此正中國文化傳統大道精義之所在。

    孔子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諸葛武侯言:"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任。

    "中國人認為,細行能慎,始能負天下之大任。

    馬遷此一篇《管晏列傳》,近似文學小品,實涵哲學大義。

    為中國一史學家,又豈止于記載往事而已。

     又如戰國時,遷書記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見于《戰國策》。

    而如孟嘗君門下之馮煖,信陵君門下之侯嬴,平原君門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遘難得之傑出人才,然世人亦僅知有孟嘗、信陵、平原而已。

    自經遷書之詳載,乃知孟嘗、信陵、平原之得為孟嘗、信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