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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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主要者，一為考古與龜甲文研究，一為語言學。
語言學一門，亦來自西方。
在西方則語言重于文字，在中國則文字當重于語言。
欲通中國史學，非先通文字不可。
欲治龜甲文，亦非先通後代之文字不可。
《中庸》言："書同文"，此為中國曆史一大進步。
試問研究龜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話方言，又與治中國史具何關系。
治龜甲文過于舊，治語言學又過于新，新舊相沖突，惟具是模仿西方，則不知覺。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外，同時代表一代之新風氣者，則為白話新文學。
古詩三百首，傳誦百世。
果使近人所為白話詩，亦得傳遞久長，則一如許氏《說文》，代龜甲文而興。
龜甲文不受國人反對，古詩三百首，宜亦不必反對，亦何必嚴加新舊之分，又必謂舊文學乃死文學。
無奈今之白話詩人自創造，自名家，無宗師，無後學。
過一世三十年，則其人姓名已不在後人記憶中，則惟求變求新，可謂無生命，又無成。
其成則隻在一二十年内，已為有其知名度，此非斯文之掃地而何。
白話文亦然。
有風氣，無學問，能識字，能操筆，即得為之。
舊不變，新不起，而不再有一時間觀。
果謂有時間，又暫而非久。
乃又提倡考古之學，此誠中國近世一可悲事矣。
抑更有進者。
龜甲文本殷代蔔筮之辭，而蔔筮之術，至周已變。
不再燒炙龜甲牛骨，以蓍草數字占八卦，其辭則載在《周易》。
下至秦末漢初，《周易》乃列為五經，後世傳誦不衰。
然《周易》本為蔔筮書，則上自孔子，下迄朱子，皆言之。
今人又尊《周易》為中國一部至高無上之哲學書。
若謂中國在蔔筮中亦能涵有哲學深義，豈不為中國學問增高其地位與價值。
但近人必一依西方觀念，謂《周易》乃一部哲學書，則其地位自高。
謂《周易》乃一部蔔筮書，則其地位自低。
故必主其為一部哲學書，而不再肯認其為一部蔔筮書。
則何不再下一番考古工夫，以資認定。
乃竟有人主張治孔子哲學則當治《周易》，不當讀《論語》。
其人亦本治西方哲學，國人遂不複反對，并群加尊重。
如此風氣，又何以言學問。
學必學于舊，問必問之舊。
今人之盡務新學，其實亦乃西方之舊。
故今日之言求變求新，則亦惟一務西化而已。
以彼之舊，易我之舊，變則然矣，新恐未必。
中國堯舜禹三帝，後世皆無明确墳墓可尋。
下至商湯周文王武王，其死後，其子其臣，皆不為大興墳墓。
然中國人事乃有大堪驚詫者。
若謂好古守舊，乃孔子首倡其說。
然孔子之死，其門人弟子乃為特建一孔林，其規模殆已為前世帝皇之所無。
而當時如魯哀公及季孫氏，亦一任其門人所為，不加禁止。
孔子殁後，百家競興，未聞其有如孔林同樣之興造。
此姑不論。
孔子門人及其儒林後起，卒亦未有身後墳墓有如孔林之規模者。
然則所謂中國人好古守舊，可知當别作解說，不得謂凡古皆好，凡舊皆守矣。
抑且後代帝皇墳墓，其規模，其形勢，豈遂不如孔林。
然而自秦以下，迄于明代，帝皇陵寝，皆随其朝代而荒破。
僅明清兩代，年曆尚短，諸帝陵寝，尚得保留。
然亦卒未有如孔林之獲有全國之崇仰與瞻拜，曆兩千五百年而不變。
此可見中國人之好古守舊，乃中國曆代後人之事，非古人所能安排其如此。
埃及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則金字塔連續興建，迨今将無埃及人生存之餘地。
雅典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則雅典一小城，又何得常有新建築興起。
西方人既不計後起之必有繼，乃求變求新。
中國人必主後起有繼，故曰創業垂統。
有統可傳，則其新其變自有限。
既尊孔子為至聖先師，後起者遂皆不敢自居為聖。
其為師，亦惟傳孔子之道而已，此謂之好古守舊。
亦豈《論語》以後，遂無百代儒林之不斷著作之繼續興起乎。
孔子殁後，而中國儒林日臻繁盛，但亦終不有如孔林之再度出現，則古舊之可好可守，亦宜知其所在矣。
一九四九年後，大陸考古一業，則特見發皇。
而尤著者，則為秦始皇帝墓之發掘。
秦始皇帝開始以郡縣政治統一中國，創自古未有之宏業，然而二世即亡。
鑒古知今，乃中國史學一大理想，大貢獻。
而司馬遷《史記》則已盡其職責，勝任而愉快。
後世曆代帝王再不敢複效秦始皇帝之所為，豈非考古之功乎。
近人則謂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帝皇專制，此可謂不考古之尤矣。
輕蔑古人，自受其禍，吾國人宜亦知所自警矣。
秦始皇帝集當時六國宮殿建築之大成，造為阿房宮，雄偉壯麗，卓絕前古。
項王入關，付之一炬。
乃後代中國人，未聞有加以惋惜者。
直至唐代文學家作為《阿房宮賦》，亦以重申警惕，非以追溯懷想，則古有絕不可好，舊有絕不可守者，中國人反複之詳矣。
至于秦始皇帝墓，或在秦始皇帝生前已有計劃，或全出秦始皇帝死後營造，此皆不足深論。
要之，秦祚之不得其久，則司馬遷書已詳列之，而阿房宮非其要端，更何論其身後之墳墓。
今之發掘，亦僅供觀光遊覽，亦為政府添一筆收入，而舉國喧傳，若可為舉世人增一番知識，為吾民
語言學一門，亦來自西方。
在西方則語言重于文字，在中國則文字當重于語言。
欲通中國史學，非先通文字不可。
欲治龜甲文，亦非先通後代之文字不可。
《中庸》言："書同文"，此為中國曆史一大進步。
試問研究龜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話方言，又與治中國史具何關系。
治龜甲文過于舊，治語言學又過于新，新舊相沖突，惟具是模仿西方，則不知覺。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外，同時代表一代之新風氣者，則為白話新文學。
古詩三百首，傳誦百世。
果使近人所為白話詩，亦得傳遞久長，則一如許氏《說文》，代龜甲文而興。
龜甲文不受國人反對，古詩三百首，宜亦不必反對，亦何必嚴加新舊之分，又必謂舊文學乃死文學。
無奈今之白話詩人自創造，自名家，無宗師，無後學。
過一世三十年，則其人姓名已不在後人記憶中，則惟求變求新，可謂無生命，又無成。
其成則隻在一二十年内，已為有其知名度，此非斯文之掃地而何。
白話文亦然。
有風氣，無學問，能識字，能操筆，即得為之。
舊不變，新不起，而不再有一時間觀。
果謂有時間，又暫而非久。
乃又提倡考古之學，此誠中國近世一可悲事矣。
抑更有進者。
龜甲文本殷代蔔筮之辭，而蔔筮之術，至周已變。
不再燒炙龜甲牛骨，以蓍草數字占八卦，其辭則載在《周易》。
下至秦末漢初，《周易》乃列為五經，後世傳誦不衰。
然《周易》本為蔔筮書，則上自孔子，下迄朱子，皆言之。
今人又尊《周易》為中國一部至高無上之哲學書。
若謂中國在蔔筮中亦能涵有哲學深義，豈不為中國學問增高其地位與價值。
但近人必一依西方觀念，謂《周易》乃一部哲學書，則其地位自高。
謂《周易》乃一部蔔筮書，則其地位自低。
故必主其為一部哲學書，而不再肯認其為一部蔔筮書。
則何不再下一番考古工夫，以資認定。
乃竟有人主張治孔子哲學則當治《周易》，不當讀《論語》。
其人亦本治西方哲學，國人遂不複反對，并群加尊重。
如此風氣，又何以言學問。
學必學于舊，問必問之舊。
今人之盡務新學，其實亦乃西方之舊。
故今日之言求變求新，則亦惟一務西化而已。
以彼之舊，易我之舊，變則然矣，新恐未必。
中國堯舜禹三帝，後世皆無明确墳墓可尋。
下至商湯周文王武王，其死後，其子其臣，皆不為大興墳墓。
然中國人事乃有大堪驚詫者。
若謂好古守舊，乃孔子首倡其說。
然孔子之死，其門人弟子乃為特建一孔林，其規模殆已為前世帝皇之所無。
而當時如魯哀公及季孫氏，亦一任其門人所為，不加禁止。
孔子殁後，百家競興，未聞其有如孔林同樣之興造。
此姑不論。
孔子門人及其儒林後起，卒亦未有身後墳墓有如孔林之規模者。
然則所謂中國人好古守舊，可知當别作解說，不得謂凡古皆好，凡舊皆守矣。
抑且後代帝皇墳墓，其規模，其形勢，豈遂不如孔林。
然而自秦以下，迄于明代，帝皇陵寝，皆随其朝代而荒破。
僅明清兩代，年曆尚短，諸帝陵寝，尚得保留。
然亦卒未有如孔林之獲有全國之崇仰與瞻拜，曆兩千五百年而不變。
此可見中國人之好古守舊，乃中國曆代後人之事，非古人所能安排其如此。
埃及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則金字塔連續興建，迨今将無埃及人生存之餘地。
雅典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則雅典一小城，又何得常有新建築興起。
西方人既不計後起之必有繼，乃求變求新。
中國人必主後起有繼，故曰創業垂統。
有統可傳，則其新其變自有限。
既尊孔子為至聖先師，後起者遂皆不敢自居為聖。
其為師，亦惟傳孔子之道而已，此謂之好古守舊。
亦豈《論語》以後，遂無百代儒林之不斷著作之繼續興起乎。
孔子殁後，而中國儒林日臻繁盛，但亦終不有如孔林之再度出現，則古舊之可好可守，亦宜知其所在矣。
一九四九年後，大陸考古一業，則特見發皇。
而尤著者，則為秦始皇帝墓之發掘。
秦始皇帝開始以郡縣政治統一中國，創自古未有之宏業，然而二世即亡。
鑒古知今，乃中國史學一大理想，大貢獻。
而司馬遷《史記》則已盡其職責，勝任而愉快。
後世曆代帝王再不敢複效秦始皇帝之所為，豈非考古之功乎。
近人則謂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帝皇專制，此可謂不考古之尤矣。
輕蔑古人，自受其禍，吾國人宜亦知所自警矣。
秦始皇帝集當時六國宮殿建築之大成，造為阿房宮，雄偉壯麗，卓絕前古。
項王入關，付之一炬。
乃後代中國人，未聞有加以惋惜者。
直至唐代文學家作為《阿房宮賦》，亦以重申警惕，非以追溯懷想，則古有絕不可好，舊有絕不可守者，中國人反複之詳矣。
至于秦始皇帝墓，或在秦始皇帝生前已有計劃，或全出秦始皇帝死後營造，此皆不足深論。
要之，秦祚之不得其久，則司馬遷書已詳列之，而阿房宮非其要端，更何論其身後之墳墓。
今之發掘，亦僅供觀光遊覽，亦為政府添一筆收入，而舉國喧傳，若可為舉世人增一番知識，為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