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考古學
關燈
小
中
大
族增一番光榮，是誠淺見薄識之尤矣。
餘在五十多年前，即寫有《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根據《竹書紀年》遺文，考訂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之誤。
亦根據地下發掘，自謂較之近人根據殷墟龜甲所貢獻于中國史學者更大。
地下發掘，亦有其意義價值之所在，而豈地下發掘之盡為無上寶藏乎。
諸子系年已成書，又續為《周初地理考》一文，距今亦五十年。
考定當年姬周氏族，乃自晉遷陝，非自陝東來。
此一論，乃發前人所未發。
然所考各地，皆餘當年足迹未親履，僅據古籍文字記載，錯綜配搭，會通成之。
最近旅美學人許悼雲告餘，彼最近根據近年大陸考古發掘所得各種古代銘文二百餘件，逐一研讨，乃知餘往年《周初地理考》所辨，皆獲證明，可資論定。
然則地下發掘，仍必會通于地上之所流傳，乃始知其意義價值之所在。
故好古守舊，亦仍必會通于今之新，乃始知其可好可守之真實所在，而豈惟古之是好舊之是守乎？而亦豈凡屬古舊則必盡不可好盡不可守乎？若惟以專門家言為貴，則中國傳統素尚通學，宜可一概加以鄙棄矣。
其然，豈其然乎？ 今再言觀光。
此又近代一新名詞，為中國古代所無。
中國山川勝地，多資學人以考古之需。
如登泰山，曆代政事學業，有關國家民族治亂興亡之大，皆足參考。
豈一登日觀峰，一睹海上日出，即為泰山之觀光乎。
果為無知識無學問之多數群衆言，斯則是矣。
然又何必登泰山，乃始有日出可觀。
又如盧溝橋，此亦中國近代一名勝。
唐代都長安，則有灞橋。
非通中國之科舉制，驿站制，則不知其為名勝之由來。
唐代則稱灞橋，清代則稱盧溝橋，同一好古守舊，其間亦有變有新。
而會通和合，則仍有其一貫相承處。
不論名山，即論橋梁，名傳千古，常見之詩文稱道者，全中國亦當得三四十處。
日本東侵，盧溝橋事變乃脍炙人口，于是盧溝橋亦遂成近代國人一觀光勝地，群衆慕向。
而其他曆代有名諸橋梁則盡置遺忘。
此亦日變日新之一例。
但豈吾民族之文化大傳統，亦随以隐淪消滅于無形中。
此見有變有不變，有新有仍舊，未可盡變盡新，一如今日吾國人之所求矣。
是必知好古守舊者，始能善保其舊，而使來遊者發思古之幽情于不知不覺中。
然則縱是發展觀光事業一小節，亦待通人之籌劃，而豈考古專家之所能勝任而愉快。
即小斯可以喻大，願吾國人其亦深思之。
（二） 中國人重經驗，西方人重成績。
中國人之經驗，一言一行，詳細記下，成為曆史。
西方則并不重曆史，其成績全在物質制造與其建築上。
如古希臘，除其古代建築與其他器物制造外，若論人生經驗，則永是一城邦分裂，無足詳者，故無曆史記載。
即其後代有曆史，亦如此。
法國革命，亦西方曆史中一大變，可謂乃西方人文一大變，而西方人則重其在自然方面之變，于人文之變則似所忽視。
即如拿破侖，有此一人，亦如自然中一物。
有巴黎凱旋門，則拿破侖其人其事已成器物化，更可與人共賞。
而拿破侖其人其事之影響及于後世之法國，乃及全歐洲者，其是非得失又如何，則可不深究。
大英帝國之創建亦然，亦如一大建築。
有西敏寺，有白金漢宮，有唐甯街十号，豈不迄今仍為英國人共同所瞻仰。
然埃及金字塔至今猶存，大英帝國則迄今已煙消雲散。
則人事創新，其重要性尚不如物質建造。
要之，西方人僅重物質事務，而不重人類内在之心性，故其經驗所重，常在外，不在内，讀史遠不如觀光，治史書遠不如考古。
亦可謂物惟求舊人惟求新，與中國人言物惟求新人惟求舊正相反。
故史學乃西方晚起之學，不如考古早先于其史學，而更得西方人之性好。
中國人所謂之經驗，國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亂興亡，人之賢奸邪正，禍福憂喜苦樂，鑒古知今，為法為戒，所謂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者是矣。
今乃謂英國人重經驗主義，此指哲學思想言，不指人文史學言。
若英國人亦重人文史學之經驗，則最近福克蘭群島之戰事當不再起。
福克蘭群島，在英國人心中，亦屬外面一物，必争為我有。
人類曆史，古今惟一争。
惟今人有大艦隊大機群，古人無之，有此成績，此之謂進步。
經驗已屬過去，今人當争有新經驗，如是而已。
亦如牛津劍橋古舊建築，五六百年，慎守不變。
至其教授講學，則日新月異，而歲不同。
惟當開新，不當守舊，豈得與校舍建築有同等不變之價值。
如言商業。
所謂成績，在其積有之資本。
所謂經驗，如不斷之商情。
商情随時有變，資本則必固守其舊，再求增加。
經驗則在内心，而資本則為外物。
西方人之輕于心重于物，有如此。
換言之，即重于人對物，不重于人對人。
故其史學亦重考古，仍重其對物，不重其對人。
今人一意慕西化，乃亦以發掘考古為治史要端，斯則失之遠矣。
若以中國固有觀念言，史學貴于能上通古人之心，不在能上通古人之物。
治西方曆史，亦可仗我心之經驗，以通之西方之人心，而豈徒求之于西方之物質。
此庶得之。
餘在五十多年前，即寫有《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根據《竹書紀年》遺文，考訂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之誤。
亦根據地下發掘，自謂較之近人根據殷墟龜甲所貢獻于中國史學者更大。
地下發掘，亦有其意義價值之所在，而豈地下發掘之盡為無上寶藏乎。
諸子系年已成書，又續為《周初地理考》一文，距今亦五十年。
考定當年姬周氏族，乃自晉遷陝，非自陝東來。
此一論，乃發前人所未發。
然所考各地，皆餘當年足迹未親履，僅據古籍文字記載，錯綜配搭，會通成之。
最近旅美學人許悼雲告餘，彼最近根據近年大陸考古發掘所得各種古代銘文二百餘件，逐一研讨，乃知餘往年《周初地理考》所辨，皆獲證明，可資論定。
然則地下發掘，仍必會通于地上之所流傳，乃始知其意義價值之所在。
故好古守舊，亦仍必會通于今之新，乃始知其可好可守之真實所在，而豈惟古之是好舊之是守乎？而亦豈凡屬古舊則必盡不可好盡不可守乎？若惟以專門家言為貴，則中國傳統素尚通學，宜可一概加以鄙棄矣。
其然，豈其然乎？ 今再言觀光。
此又近代一新名詞，為中國古代所無。
中國山川勝地，多資學人以考古之需。
如登泰山，曆代政事學業，有關國家民族治亂興亡之大，皆足參考。
豈一登日觀峰，一睹海上日出，即為泰山之觀光乎。
果為無知識無學問之多數群衆言，斯則是矣。
然又何必登泰山，乃始有日出可觀。
又如盧溝橋，此亦中國近代一名勝。
唐代都長安，則有灞橋。
非通中國之科舉制，驿站制，則不知其為名勝之由來。
唐代則稱灞橋，清代則稱盧溝橋，同一好古守舊，其間亦有變有新。
而會通和合，則仍有其一貫相承處。
不論名山，即論橋梁，名傳千古，常見之詩文稱道者，全中國亦當得三四十處。
日本東侵，盧溝橋事變乃脍炙人口，于是盧溝橋亦遂成近代國人一觀光勝地，群衆慕向。
而其他曆代有名諸橋梁則盡置遺忘。
此亦日變日新之一例。
但豈吾民族之文化大傳統，亦随以隐淪消滅于無形中。
此見有變有不變，有新有仍舊，未可盡變盡新，一如今日吾國人之所求矣。
是必知好古守舊者，始能善保其舊，而使來遊者發思古之幽情于不知不覺中。
然則縱是發展觀光事業一小節，亦待通人之籌劃，而豈考古專家之所能勝任而愉快。
即小斯可以喻大，願吾國人其亦深思之。
（二） 中國人重經驗，西方人重成績。
中國人之經驗，一言一行，詳細記下，成為曆史。
西方則并不重曆史，其成績全在物質制造與其建築上。
如古希臘，除其古代建築與其他器物制造外，若論人生經驗，則永是一城邦分裂，無足詳者，故無曆史記載。
即其後代有曆史，亦如此。
法國革命，亦西方曆史中一大變，可謂乃西方人文一大變，而西方人則重其在自然方面之變，于人文之變則似所忽視。
即如拿破侖，有此一人，亦如自然中一物。
有巴黎凱旋門，則拿破侖其人其事已成器物化，更可與人共賞。
而拿破侖其人其事之影響及于後世之法國，乃及全歐洲者，其是非得失又如何，則可不深究。
大英帝國之創建亦然，亦如一大建築。
有西敏寺，有白金漢宮，有唐甯街十号，豈不迄今仍為英國人共同所瞻仰。
然埃及金字塔至今猶存，大英帝國則迄今已煙消雲散。
則人事創新，其重要性尚不如物質建造。
要之，西方人僅重物質事務，而不重人類内在之心性，故其經驗所重，常在外，不在内，讀史遠不如觀光，治史書遠不如考古。
亦可謂物惟求舊人惟求新，與中國人言物惟求新人惟求舊正相反。
故史學乃西方晚起之學，不如考古早先于其史學，而更得西方人之性好。
中國人所謂之經驗，國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亂興亡，人之賢奸邪正，禍福憂喜苦樂，鑒古知今，為法為戒，所謂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者是矣。
今乃謂英國人重經驗主義，此指哲學思想言，不指人文史學言。
若英國人亦重人文史學之經驗，則最近福克蘭群島之戰事當不再起。
福克蘭群島，在英國人心中，亦屬外面一物，必争為我有。
人類曆史，古今惟一争。
惟今人有大艦隊大機群，古人無之，有此成績，此之謂進步。
經驗已屬過去，今人當争有新經驗，如是而已。
亦如牛津劍橋古舊建築，五六百年，慎守不變。
至其教授講學，則日新月異，而歲不同。
惟當開新，不當守舊，豈得與校舍建築有同等不變之價值。
如言商業。
所謂成績，在其積有之資本。
所謂經驗，如不斷之商情。
商情随時有變，資本則必固守其舊，再求增加。
經驗則在内心，而資本則為外物。
西方人之輕于心重于物，有如此。
換言之，即重于人對物，不重于人對人。
故其史學亦重考古，仍重其對物，不重其對人。
今人一意慕西化，乃亦以發掘考古為治史要端，斯則失之遠矣。
若以中國固有觀念言，史學貴于能上通古人之心，不在能上通古人之物。
治西方曆史，亦可仗我心之經驗，以通之西方之人心，而豈徒求之于西方之物質。
此庶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