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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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亦然。
禮又有衣裳冠履之制。
衣裳冠履皆成自科學。
中國之絲織品亦科學，而成為一種高尚之藝術。
西方人亦有衣裳冠履，但多成為商品。
中國人衣裳冠履從人文大道中來，亦修齊治平一要項，非為經商。
如觀平劇，衣裳冠履皆以見人品，非可随便使用。
又如女性美，在其一颦一笑，一顧一盼上，不在其塗唇畫眉上，服裝則尤其次。
故平劇化裝，乃可一成不變，蓋亦有禮意存焉。
故周公之制禮作樂，其深意所存，乃在後代中國人之永久追尋中。
先秦諸子早期有墨翟，公輸般為攻城之器九，而墨翟九破之。
墨翟又能為木鸢飛空，三日不歸，則墨翟乃中國當時一大科學家。
墨經中所傳有關科學之義理，頗有與近代西方科學相似處。
然攻城滅國，非中國人文大道之所重，後世遂少公輸般、墨翟其人。
三國時諸葛亮鑿修劍門棧道，又為木牛流馬，以利運輸。
道路交通，古今所重，劍門棧道今猶存在，木牛流馬則終廢棄。
可見中國科學上之發明，有遞相傳襲，續有進步者。
有棄置不理，終成絕響者。
此見科學亦必融入人文大道中，不能獨立見重。
先秦諸子中期有鄒衍，會通儒家人文，道家自然，創為陰陽家言。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言實求本于天道以言人道，主要在言金木水火土五行，實皆科學。
惜其書已失傳。
今姑據《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及《淮南子·時則訓》言之，此亦五行家言之主要一端。
彙合天文、地理、有生、無生，而一以人事為主，又一以農業為主，本于曆法，分一歲十二月為二十四節氣，使務農者知所從事，而其他生産工業亦旁及焉。
又推而上之于國家之政令。
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教育、日常人生一體兼顧，亦可謂中國學術思想共同理想所在之一例。
宜其言為此下儒道雜諸家均所采用，而有迄今兩千年仍奉行不辍者。
又如曆法，西方用陽曆，中國用陰曆，但亦不得謂陰曆不科學。
抑且陰曆中亦兼用陽曆。
若依陽曆，日南至日長至當為一年之首。
故中國俗言冬至夜大過大年夜。
但中國重農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必以春為開始，而冬至則冬未盡，春未到。
故孔子言行夏之時。
漢以後，曆代正朔皆奉夏曆。
觀于《呂覽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則中國之曆法不僅與人生習慣息息相通，亦與政府法令處處相關。
中國之陰曆，其意義價值，已融入中國之全人生。
惟陰曆亦有其缺點，如一歲十二月，又補以閏月是已。
今改用陽曆，亦非不科學，而于中國之傳統人生則終有失其調和處。
故政府雖行陽曆，而民間則仍多沿用陰曆。
毛澤東一尊馬恩列斯，而民間亦仍過陰曆年，不過陽曆年。
則人文傳統之難合處，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西方陽曆應以冬至為易歲大節。
而耶教盛行，乃改尊耶稣誕辰，其距冬至不過數日之遙。
則西方之尊耶誕，其為科學，抑為人文。
尊科學，又豈得拒外人文于不顧，此又深值讨論一問題矣。
鄒衍又言五德終始，其指導上層政治者，謂自古無不亡之國，其言深有理，乃在勸帝王之禅讓。
而權臣乃利用之以篡弑，先之有王莽，繼之有曹操、司馬懿，為世大诟病。
其學因此不行，其書亦失傳。
然其流傳社會下層者，則如上述醫學、堪輿之類，及其他諸端，仍傳習不衰。
今日國人之所譏為迷信不科學者，則幾乎胥與舊傳陰陽家言有關。
孔孟儒家主言人道，莊老道家主言天道。
《中庸》《易傳》則主以人道上通于天道，兼采道家言，猶不失儒家之正統。
故兩書皆主提掣向上，發揮一共通道理。
陰陽家言則主以天道下通人道，然舍人道則天道又何由定。
故其言多放散向下，流于逐事逐物之博雜上去，而不免于人類内心之深處有疏忽，此則其缺失所在。
西方自然科學，無以定人道，僅求供人用。
西方宗教家言，亦無以定人道，僅求減人之罪惡。
而政教分離，終成一大病。
中國陰陽家言，其大路向已不如儒道兩家之精深而宏大。
然人文終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
生由自然，死歸自然，人生終在大自然中，同是一自然。
陰陽家本自然講求人生，其說而中者仍不少。
即上論中國通神之學，亦多本于陰陽家言。
雖宗主有失，但亦不得謂其全無得。
今求研讨中國科學史，則中國陰陽家言亦仍值再作研讨。
秦代有蒙恬，傳為筆之發明人。
筆之發明當在前，而在不斷發明過程中，蒙恬或為其一人。
中國有文房四寶，曰筆曰墨曰紙曰硯，此亦皆一種科學發明。
如筆有羊毫、有狼毫、有兔毫、有兼毫，于多獸中獨取此羊、狼、兔三獸之毫。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諸毫皆有性，擇其性相宜者以制為筆，以通于操筆作書者之性，則此造筆者亦可謂其有通神之技矣。
又紙與墨與硯，皆必與筆之物性相通，乃得成其妙用。
而造紙之術則尤多變。
觀于中國之文房四寶，乃知中國人之善于會通配合，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造墨、造紙、造硯者，皆未必通書法，亦未必能互相通。
而書法家則兼用此四寶，以成其書法之妙，此非一種神通妙用而何。
書法為中國人一種特有藝術，内可以代表書家一己之德性，外可以傳百千年而仍得後世人之愛好模仿，此亦一種神通妙術矣。
中國人之所謂神通，當于此等日常具體事上求之，斯不失其妙。
群言中國在科學上有三大發明，一指南針，一印刷術，一火藥。
此三者，惟印刷術為用最大。
餘嘗謂宋代乃中國曆史上之文藝複興時代。
論其都市工商業，則遠遜于唐。
但印刷術發明，書籍傳播易，理學家乃能會通群說以定一是。
其言愈簡，其所包涵之意義則愈見有神通之妙。
此誠學者所宜細心潛玩。
北宋又有邵雍康節，與二程同時。
遠得華山道士陳抟之傳，乃欲以數理闡釋曆代之治亂興亡。
其學頗似陰陽家，亦欲本天道以貫通之于人道。
後起理學家擯不列之于理學之正統。
然其言易，頗多妙理。
其數學之流行，如民間算命之術，亦多上推之康節，乃亦頗有奇驗者。
上之有鄒衍，後之有邵雍，實皆可謂是中國之大科學家，同時亦可稱為中國之大哲學家。
而邵雍猶然。
此兩人皆曾于中國學術史上有大影響，尤多流布于下層社會。
近人皆譏之為迷信不科學。
而要之，如鄒衍，遠在古代，已難詳論。
而康節，亦終可謂是一神通之妙人。
其遺文轶事，實大可珍玩，而可從一新途徑新觀點以重為闡發者。
明初有劉伯溫，讀其詩文集，當為一文學家。
乃民間相傳，則俨以繼邵康節，此仍待詳考。
但其在學術史上，則斷不能如鄒邵兩人之所影響。
中國方士神仙長生之術，發明有鉛汞配合之方，流入西方，遂有今日之化學。
中國人發明火藥，已知用炮，流入西方，遂有近代西方槍炮火器之開始。
明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先西方人直達非洲。
西方之有遠洋航行，亦自中國指南針之傳入。
可謂近代西方之殖民政策帝國主義，則胥得中國科學之翼助。
然在中國則止而不前。
可以富、可以強，而中國人乃終認其為于人生大道利少而害多，乃不更進一步加以運用，以成如近代西方富強所賴之科學。
此豈誠是中國人之愚而無知，抑故步自封，守舊好古，而不求進步之謂乎？此非會通全部中國史，深知其文化傳統
禮又有衣裳冠履之制。
衣裳冠履皆成自科學。
中國之絲織品亦科學，而成為一種高尚之藝術。
西方人亦有衣裳冠履，但多成為商品。
中國人衣裳冠履從人文大道中來，亦修齊治平一要項，非為經商。
如觀平劇，衣裳冠履皆以見人品，非可随便使用。
又如女性美，在其一颦一笑，一顧一盼上，不在其塗唇畫眉上，服裝則尤其次。
故平劇化裝，乃可一成不變，蓋亦有禮意存焉。
故周公之制禮作樂，其深意所存，乃在後代中國人之永久追尋中。
先秦諸子早期有墨翟，公輸般為攻城之器九，而墨翟九破之。
墨翟又能為木鸢飛空，三日不歸，則墨翟乃中國當時一大科學家。
墨經中所傳有關科學之義理，頗有與近代西方科學相似處。
然攻城滅國，非中國人文大道之所重，後世遂少公輸般、墨翟其人。
三國時諸葛亮鑿修劍門棧道，又為木牛流馬，以利運輸。
道路交通，古今所重，劍門棧道今猶存在，木牛流馬則終廢棄。
可見中國科學上之發明，有遞相傳襲，續有進步者。
有棄置不理，終成絕響者。
此見科學亦必融入人文大道中，不能獨立見重。
先秦諸子中期有鄒衍，會通儒家人文，道家自然，創為陰陽家言。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言實求本于天道以言人道，主要在言金木水火土五行，實皆科學。
惜其書已失傳。
今姑據《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及《淮南子·時則訓》言之，此亦五行家言之主要一端。
彙合天文、地理、有生、無生，而一以人事為主，又一以農業為主，本于曆法，分一歲十二月為二十四節氣，使務農者知所從事，而其他生産工業亦旁及焉。
又推而上之于國家之政令。
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教育、日常人生一體兼顧，亦可謂中國學術思想共同理想所在之一例。
宜其言為此下儒道雜諸家均所采用，而有迄今兩千年仍奉行不辍者。
又如曆法，西方用陽曆，中國用陰曆，但亦不得謂陰曆不科學。
抑且陰曆中亦兼用陽曆。
若依陽曆，日南至日長至當為一年之首。
故中國俗言冬至夜大過大年夜。
但中國重農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必以春為開始，而冬至則冬未盡，春未到。
故孔子言行夏之時。
漢以後，曆代正朔皆奉夏曆。
觀于《呂覽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則中國之曆法不僅與人生習慣息息相通，亦與政府法令處處相關。
中國之陰曆，其意義價值，已融入中國之全人生。
惟陰曆亦有其缺點，如一歲十二月，又補以閏月是已。
今改用陽曆，亦非不科學，而于中國之傳統人生則終有失其調和處。
故政府雖行陽曆，而民間則仍多沿用陰曆。
毛澤東一尊馬恩列斯，而民間亦仍過陰曆年，不過陽曆年。
則人文傳統之難合處，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西方陽曆應以冬至為易歲大節。
而耶教盛行，乃改尊耶稣誕辰，其距冬至不過數日之遙。
則西方之尊耶誕，其為科學，抑為人文。
尊科學，又豈得拒外人文于不顧，此又深值讨論一問題矣。
鄒衍又言五德終始，其指導上層政治者，謂自古無不亡之國，其言深有理，乃在勸帝王之禅讓。
而權臣乃利用之以篡弑，先之有王莽，繼之有曹操、司馬懿，為世大诟病。
其學因此不行，其書亦失傳。
然其流傳社會下層者，則如上述醫學、堪輿之類，及其他諸端，仍傳習不衰。
今日國人之所譏為迷信不科學者，則幾乎胥與舊傳陰陽家言有關。
孔孟儒家主言人道，莊老道家主言天道。
《中庸》《易傳》則主以人道上通于天道，兼采道家言，猶不失儒家之正統。
故兩書皆主提掣向上，發揮一共通道理。
陰陽家言則主以天道下通人道，然舍人道則天道又何由定。
故其言多放散向下，流于逐事逐物之博雜上去，而不免于人類内心之深處有疏忽，此則其缺失所在。
西方自然科學，無以定人道，僅求供人用。
西方宗教家言，亦無以定人道，僅求減人之罪惡。
而政教分離，終成一大病。
中國陰陽家言，其大路向已不如儒道兩家之精深而宏大。
然人文終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
生由自然，死歸自然，人生終在大自然中，同是一自然。
陰陽家本自然講求人生，其說而中者仍不少。
即上論中國通神之學，亦多本于陰陽家言。
雖宗主有失，但亦不得謂其全無得。
今求研讨中國科學史，則中國陰陽家言亦仍值再作研讨。
秦代有蒙恬，傳為筆之發明人。
筆之發明當在前，而在不斷發明過程中，蒙恬或為其一人。
中國有文房四寶，曰筆曰墨曰紙曰硯，此亦皆一種科學發明。
如筆有羊毫、有狼毫、有兔毫、有兼毫，于多獸中獨取此羊、狼、兔三獸之毫。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諸毫皆有性，擇其性相宜者以制為筆，以通于操筆作書者之性，則此造筆者亦可謂其有通神之技矣。
又紙與墨與硯，皆必與筆之物性相通，乃得成其妙用。
而造紙之術則尤多變。
觀于中國之文房四寶，乃知中國人之善于會通配合，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造墨、造紙、造硯者，皆未必通書法，亦未必能互相通。
而書法家則兼用此四寶，以成其書法之妙，此非一種神通妙用而何。
書法為中國人一種特有藝術，内可以代表書家一己之德性，外可以傳百千年而仍得後世人之愛好模仿，此亦一種神通妙術矣。
中國人之所謂神通，當于此等日常具體事上求之，斯不失其妙。
群言中國在科學上有三大發明，一指南針，一印刷術，一火藥。
此三者，惟印刷術為用最大。
餘嘗謂宋代乃中國曆史上之文藝複興時代。
論其都市工商業，則遠遜于唐。
但印刷術發明，書籍傳播易，理學家乃能會通群說以定一是。
其言愈簡，其所包涵之意義則愈見有神通之妙。
此誠學者所宜細心潛玩。
北宋又有邵雍康節，與二程同時。
遠得華山道士陳抟之傳，乃欲以數理闡釋曆代之治亂興亡。
其學頗似陰陽家，亦欲本天道以貫通之于人道。
後起理學家擯不列之于理學之正統。
然其言易，頗多妙理。
其數學之流行，如民間算命之術，亦多上推之康節，乃亦頗有奇驗者。
上之有鄒衍，後之有邵雍，實皆可謂是中國之大科學家，同時亦可稱為中國之大哲學家。
而邵雍猶然。
此兩人皆曾于中國學術史上有大影響，尤多流布于下層社會。
近人皆譏之為迷信不科學。
而要之，如鄒衍，遠在古代，已難詳論。
而康節，亦終可謂是一神通之妙人。
其遺文轶事，實大可珍玩，而可從一新途徑新觀點以重為闡發者。
明初有劉伯溫，讀其詩文集，當為一文學家。
乃民間相傳，則俨以繼邵康節，此仍待詳考。
但其在學術史上，則斷不能如鄒邵兩人之所影響。
中國方士神仙長生之術，發明有鉛汞配合之方，流入西方，遂有今日之化學。
中國人發明火藥，已知用炮，流入西方，遂有近代西方槍炮火器之開始。
明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先西方人直達非洲。
西方之有遠洋航行，亦自中國指南針之傳入。
可謂近代西方之殖民政策帝國主義，則胥得中國科學之翼助。
然在中國則止而不前。
可以富、可以強，而中國人乃終認其為于人生大道利少而害多，乃不更進一步加以運用，以成如近代西方富強所賴之科學。
此豈誠是中國人之愚而無知，抑故步自封，守舊好古，而不求進步之謂乎？此非會通全部中國史，深知其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