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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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用此天字道字性字，而内涵意義則各有别，此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旨也。
是則儒家之顯用道家義，又益明。
又有兩書為治中國思想哲學者所必究，一為秦相呂不韋之《呂氏春秋》，一為漢代淮南王安之《淮南王書》。
兩書皆會集賓客通力為之，又皆會合以前諸家言，而求和通成一定論。
此又中國思想有其共通性一貫性和合性之一明證。
其實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來之中國思想，莫不求會通和合以臻于一定論，一如《呂氏春秋》、《淮南王書》之所為，而豈欲各自獨立，以各創一新見，以求異于他人之謂乎。
此尤是大值研讨一大問題之所在也。
繼此再言宋明理學。
朱子力言理氣，近人依據西方哲學術語，謂朱子乃主理氣二元論。
實則朱子明言氣中必有理，理即見于氣，則理氣亦二而一，一而二，可謂朱子乃主理氣一元論。
朱子又言，必分先後，則當理先而氣後。
據是言之，可謂朱子乃主理一元論。
其實朱子理氣二字，采自莊老道家。
佛家華嚴宗亦用此理字，故有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之分别。
朱子編《近思錄》，第一卷為《道體》，可見北宋周張二程尚用道字，不用理字。
朱子用理氣二字乃後起，采之道釋兩家，但朱子又确是儒家之嫡傳正宗。
此可見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不主獨自創造，特立一新說，乃主會通和合，成一共同的，一貫的，有傳統性的定論。
此乃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之與西方大不同處。
同時與朱子樹異者有象山。
後世稱朱陸異同。
朱子主性即理，而象山則主心即理。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可謂之心即理。
然自十有五而志于學，經五十五年工夫，而始達到此境界。
而孔子之所謂學，顯然不專指思想，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與思分作兩項工夫言。
此又中西一大不同處。
朱子在此上亦言之極謙遜，說象山偏在尊德性，自己偏在道問學，戒學者當兼取象山講學長處。
西方哲學則既非尊德性，亦非道問學，又顯與中國學問途徑有别。
象山之後又有明代之王陽明，理學遂分程朱與陸王。
相傳陽明晚年有天泉橋四句教，陽明曾告其門人錢緒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其實此四語，隻是在解釋《大學》。
象山教學者先立乎其大者，則本《孟子》。
陸王乃理學大師，又是理學中最富創辟性，最不喜拘守舊說，敢于自立己見，自信己意，與程朱有不同。
實則此兩人亦仍是為前人作解釋而已。
或認為陸王近禅，多釋氏義，則朱子何嘗不近莊老，多道家義。
中國學人必前有所承，必主會通和合。
而陸王之與程朱同為儒學，則大體無疑。
今吾國人喜據西方傳統來作批評，則中國古人全無是處，又何必作程朱陸王之分，又何必作儒釋道之别乎。
錢緒山以陽明四語告之同門王龍溪，龍溪不以為然，謂"心體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
"兩人以此相争，告陽明。
陽明則曰，予本有此兩意，龍溪之語可以開示具上根性人，緒山語則以開示上根性以下之普通人。
實則緒山四語明明聞之其師，龍溪對之持疑，陽明聞之乃謂本有此兩意，龍溪語乃以告上根人。
此兩番話乃啟此下大争論。
今就另一方面言，豈得謂緒山僅一普通人，不具上根，故陽明隻告之如此，龍溪獨具上根，故告之如彼。
今當謂龍溪語本非陽明所告，陽明乃聞而欣然，加以同意。
此其心胸之寬闊，意态之和平，亦見陽明平日為人之真可愛矣。
中國人論人，尤重于論學。
象山陽明，論其人則亦确然儒者。
論其學，論其所言，縱有失當，而不害其為人。
此尤中國文化傳統一大特點，烏得專據學而不論人，亦如專據思而不論學，皆非其正。
孟子言知人論世，今人則謂欲究一家之思想與哲學，必同時讨論其時代背景。
此即見用心廣狹之不同。
西方哲學隻重其思想，中國則更重其人。
無論為老為釋，其人則均可重。
無論為漢儒宋儒，其人亦俱可重。
無論其為程朱與陸王，其人亦同可重。
不僅哲學如此，一切學皆如此。
如史學，如文學，如藝術，為一書法家，為一畫家，皆如此。
今人則不論其人，專論其學，則宜與中國自己傳統必有大相違背處。
抑且時代背景，人各有别，而中國則又必有一共同傳統。
學由人來，人由天來。
此又其一大相異處矣。
抑且西化東漸，乃最近百年之事。
以前中國人隻讀中國書，隻想做一中國人，其有與西方不合處，宜皆可諒可怒。
中國人亦非專己自守。
佛法東來，中國高僧信其法而傳之者多矣。
然凡為高僧，皆言佛法，卻不來反儒教。
佛法傳則儒教自息，不待先辟儒始傳佛，此亦中國人意态。
如韓愈力辟佛，但其遇見大颠亦加喜好。
其徒李翺，則多采佛說，但亦于愈未嘗稍加以辟斥。
亦有力加以辟斥者，則如顧亭林之于王陽明。
然知人當論世，晚明以下之王學流弊，則洵有可斥矣。
又餘嘗謂中國人自居必知謙恭退讓，故其待人則必為留餘地。
發言自抒己見，每不盡言。
若對方是上根人，我自不煩多言。
若對方系普通人，則我雖多言亦何益。
中國人做人，本非由單獨一己做，康成之所謂相人偶是也。
如孝，則必對父母，而父母各異，如何孝其父母，亦何一言可盡，故必求人之反之己性，反之己心，以自盡其孝，則不必亦不能寫為孝的哲學一書。
此猶孔子并不寫為仁的哲學一書是已。
故若謂中國有仁孝哲學，則必人人自為之，又必待此下百世人同為之。
中國哲學之必為有共通性，一貫性，傳統性，而不成為專家言者在此。
則又何必強中國人必為一西方哲學家，乃始謂之是哲學乎。
道不同，不相為謀。
若他年西方哲學其道大行，則中國古人言自亦無人理會，不必特加以申斥也。
此亦是一套自然哲學。
是則儒家之顯用道家義，又益明。
又有兩書為治中國思想哲學者所必究，一為秦相呂不韋之《呂氏春秋》，一為漢代淮南王安之《淮南王書》。
兩書皆會集賓客通力為之，又皆會合以前諸家言，而求和通成一定論。
此又中國思想有其共通性一貫性和合性之一明證。
其實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來之中國思想，莫不求會通和合以臻于一定論，一如《呂氏春秋》、《淮南王書》之所為，而豈欲各自獨立，以各創一新見，以求異于他人之謂乎。
此尤是大值研讨一大問題之所在也。
繼此再言宋明理學。
朱子力言理氣，近人依據西方哲學術語，謂朱子乃主理氣二元論。
實則朱子明言氣中必有理，理即見于氣，則理氣亦二而一，一而二，可謂朱子乃主理氣一元論。
朱子又言，必分先後，則當理先而氣後。
據是言之，可謂朱子乃主理一元論。
其實朱子理氣二字，采自莊老道家。
佛家華嚴宗亦用此理字，故有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之分别。
朱子編《近思錄》，第一卷為《道體》，可見北宋周張二程尚用道字，不用理字。
朱子用理氣二字乃後起，采之道釋兩家，但朱子又确是儒家之嫡傳正宗。
此可見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不主獨自創造，特立一新說，乃主會通和合，成一共同的，一貫的，有傳統性的定論。
此乃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之與西方大不同處。
同時與朱子樹異者有象山。
後世稱朱陸異同。
朱子主性即理，而象山則主心即理。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可謂之心即理。
然自十有五而志于學，經五十五年工夫，而始達到此境界。
而孔子之所謂學，顯然不專指思想，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與思分作兩項工夫言。
此又中西一大不同處。
朱子在此上亦言之極謙遜，說象山偏在尊德性，自己偏在道問學，戒學者當兼取象山講學長處。
西方哲學則既非尊德性，亦非道問學，又顯與中國學問途徑有别。
象山之後又有明代之王陽明，理學遂分程朱與陸王。
相傳陽明晚年有天泉橋四句教，陽明曾告其門人錢緒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其實此四語，隻是在解釋《大學》。
象山教學者先立乎其大者，則本《孟子》。
陸王乃理學大師，又是理學中最富創辟性，最不喜拘守舊說，敢于自立己見，自信己意，與程朱有不同。
實則此兩人亦仍是為前人作解釋而已。
或認為陸王近禅，多釋氏義，則朱子何嘗不近莊老，多道家義。
中國學人必前有所承，必主會通和合。
而陸王之與程朱同為儒學，則大體無疑。
今吾國人喜據西方傳統來作批評，則中國古人全無是處，又何必作程朱陸王之分，又何必作儒釋道之别乎。
錢緒山以陽明四語告之同門王龍溪，龍溪不以為然，謂"心體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
"兩人以此相争，告陽明。
陽明則曰，予本有此兩意，龍溪之語可以開示具上根性人，緒山語則以開示上根性以下之普通人。
實則緒山四語明明聞之其師，龍溪對之持疑，陽明聞之乃謂本有此兩意，龍溪語乃以告上根人。
此兩番話乃啟此下大争論。
今就另一方面言，豈得謂緒山僅一普通人，不具上根，故陽明隻告之如此，龍溪獨具上根，故告之如彼。
今當謂龍溪語本非陽明所告，陽明乃聞而欣然，加以同意。
此其心胸之寬闊，意态之和平，亦見陽明平日為人之真可愛矣。
中國人論人，尤重于論學。
象山陽明，論其人則亦确然儒者。
論其學，論其所言，縱有失當，而不害其為人。
此尤中國文化傳統一大特點，烏得專據學而不論人，亦如專據思而不論學，皆非其正。
孟子言知人論世，今人則謂欲究一家之思想與哲學，必同時讨論其時代背景。
此即見用心廣狹之不同。
西方哲學隻重其思想，中國則更重其人。
無論為老為釋，其人則均可重。
無論為漢儒宋儒，其人亦俱可重。
無論其為程朱與陸王，其人亦同可重。
不僅哲學如此，一切學皆如此。
如史學，如文學，如藝術，為一書法家，為一畫家，皆如此。
今人則不論其人，專論其學，則宜與中國自己傳統必有大相違背處。
抑且時代背景，人各有别，而中國則又必有一共同傳統。
學由人來，人由天來。
此又其一大相異處矣。
抑且西化東漸，乃最近百年之事。
以前中國人隻讀中國書，隻想做一中國人，其有與西方不合處，宜皆可諒可怒。
中國人亦非專己自守。
佛法東來，中國高僧信其法而傳之者多矣。
然凡為高僧，皆言佛法，卻不來反儒教。
佛法傳則儒教自息，不待先辟儒始傳佛，此亦中國人意态。
如韓愈力辟佛，但其遇見大颠亦加喜好。
其徒李翺，則多采佛說，但亦于愈未嘗稍加以辟斥。
亦有力加以辟斥者，則如顧亭林之于王陽明。
然知人當論世，晚明以下之王學流弊，則洵有可斥矣。
又餘嘗謂中國人自居必知謙恭退讓，故其待人則必為留餘地。
發言自抒己見，每不盡言。
若對方是上根人，我自不煩多言。
若對方系普通人，則我雖多言亦何益。
中國人做人，本非由單獨一己做，康成之所謂相人偶是也。
如孝，則必對父母，而父母各異，如何孝其父母，亦何一言可盡，故必求人之反之己性，反之己心，以自盡其孝，則不必亦不能寫為孝的哲學一書。
此猶孔子并不寫為仁的哲學一書是已。
故若謂中國有仁孝哲學，則必人人自為之，又必待此下百世人同為之。
中國哲學之必為有共通性，一貫性，傳統性，而不成為專家言者在此。
則又何必強中國人必為一西方哲學家，乃始謂之是哲學乎。
道不同，不相為謀。
若他年西方哲學其道大行，則中國古人言自亦無人理會，不必特加以申斥也。
此亦是一套自然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