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文學改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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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通之易理以自重。
諸如此類，無非賣才使氣，欺人自欺。
吾國原有學術之所以不能發達與普及，實此等自命淵博之假名上有以緻之。
近自西洋物質文明，稍稍輸入中國，凡移譯東西科學書籍者，都已不複有此惡習。
而嚴複所撰英文漢話，雖全書取材，悉系彼邦至粗淺之文法，乃竟以文筆之古拙生澀，見稱于世。
若取此書以為教材，是非使學徒先習十數年國文，即不許其研究英文，試問天下有是理乎。
餘決非盲從西洋學說之人。
此節所引文學用處之規定，其Positive一字，實以"PhilosophicalLiterature"已成為彼邦文學中之一種。
而哲學又為諸種科學之一，放必于“科學”之上冠以“實質”，方不至于互相抵觸。
其實哲學本身，既包有高深玄妙之理想，行文當力求淺顯，使讀者一望即知其意旨所在。
此餘所以主張無論何種科學皆當歸入文字範圍，而不當羼入文學範圍也。
至于新聞紙之通信，（如普通紀事可用文字，描寫人情風俗當用文學。
）政教實業之評論，（如發表意見用文字，推測其安危禍福用文學。
）官署之文牍告令，（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學。
錢君所指清代州縣喜用濫惡之四六，以判婚姻訟事，與某處诰誡軍人文，有“偶合之烏”、“害群之馬”、“血蚨”、“飛蝗”等字樣，即是濫用文學之弊。
然如普法之戰，拿破侖三世緻普魯土維廉大帝之宣戰書"SiremyBrother--Nothavingbeenabletodieinthemidstofmytroops，itonlyremainsformetoplacemyswordinthehandsofYourMajesty．IamYourMajesty'sgoodbrother，Napoleon．"未嘗不可視為希世奇文。
維廉複書中"Regrettingthecircumstancesunderwhichwemeet，IaccepttheswordofYourMajesty"之句，便覺黯然無色，故于适當之外，文聯中亦未嘗絕對不可用文學也。
）私人之日記信劄，（此二種均直用文字。
然如遊曆時之日記，即不得不于有關系之處，涉及文學。
至于信劄，則不特前清幕府中所用四六濫調當廢。
即自命文士者所作小簡派文學，亦大可不做。
惟在必要時，如美儒富蘭克令B．Franklin之與英議員司屈拉亨Strayan絕交，英儒約翰生S．Johnson之不願受極司菲爾伯爵LordChesterfield之推譽，則不得不酌用文學工夫。
）雖不能明定其屬于文字範圍，或文學範圍，要惟得已則已。
不濫用文學，以侵害文字，斯為近理耳。
其必須列入文學範圍者，推詩歌戲曲、小說雜文、曆史傳記，三種而已。
（以曆史傳記列入文學，僅吾國及各國之慣例而言，其實此二種均為具體的科學，仍以列入文字為是。
）酬世之文，（如頌辭、壽序、祭文、挽聯、墓志之屬。
）一時雖不能盡廢，将來崇實主義發達後，此種文學廢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
故進一步言之，凡可視為文學上有永久存在之資格與價值者，隻詩歌戲曲、小說雜文二種也。
第二問題此問題之要旨，即在辨明文學與文字之作法之異同。
茲就鄙見所及，分列三事如次： （一）作文字當講文法，在必要之處，當兼講論理學。
作文學當講文法，且處處當講論理學與修辭學。
惟酌量情形，在适宜之處，論理學或較輕于修辭學。
（二）文字為無精神之物，非無精神也。
精神在其所記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
故作文字如記帳，隻須應有盡有，将所記之事物，一一記完便了，不必矯揉造作、自為增損。
文學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發生于作者腦海之中。
故必須作者能運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識、情感、懷抱，一一藏納于文中。
而後所為之文，始有真正之價值，始能穩立于文學界中而不搖。
否則精神既失，措辭雖工，亦不過說上一大番空話，實未曾做得半句文章也。
（以上兩端為永久的。
） （三）錢君以輸入東洋派之新名詞，歸功于梁任公，推之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
愚以為世界事物目繁，舊有文字與名詞既不敷用，則自造新名詞及輸入外國名詞，誠屬勢不可免。
然新名詞未必盡通，（如“手續”“場合”之類。
）亦未必吾國竟無适當代用之字。
（如“目的”“職工”之類。
）若在文字範圍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為人人所習見，固不妨酌量采用。
若在文字範圍，則用筆以漂亮雅潔為主，雜入累贅費解之新名詞，其讨厭必與濫用古典相同。
（西洋文學中，亦鮮有采用學術名詞者。
）然亦未必盡不可用，倘用其意義通順者，而又無害于文筆漂亮雅潔，固不必絕對禁止也。
（此為暫時的。
使将來文學界中，能自造适當之新字或新名詞以代之，此條即可廢除不用。
） 散文之當改良者三此後專論文學，不論文字。
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
第一曰破除迷信嘗謂吾輩做事，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
作文亦然。
如不顧自己，隻是學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孫。
如學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隸。
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孫與奴隸，非從破
諸如此類，無非賣才使氣，欺人自欺。
吾國原有學術之所以不能發達與普及，實此等自命淵博之假名上有以緻之。
近自西洋物質文明，稍稍輸入中國，凡移譯東西科學書籍者，都已不複有此惡習。
而嚴複所撰英文漢話，雖全書取材，悉系彼邦至粗淺之文法，乃竟以文筆之古拙生澀，見稱于世。
若取此書以為教材，是非使學徒先習十數年國文，即不許其研究英文，試問天下有是理乎。
餘決非盲從西洋學說之人。
此節所引文學用處之規定，其Positive一字，實以"PhilosophicalLiterature"已成為彼邦文學中之一種。
而哲學又為諸種科學之一，放必于“科學”之上冠以“實質”，方不至于互相抵觸。
其實哲學本身，既包有高深玄妙之理想，行文當力求淺顯，使讀者一望即知其意旨所在。
此餘所以主張無論何種科學皆當歸入文字範圍，而不當羼入文學範圍也。
至于新聞紙之通信，（如普通紀事可用文字，描寫人情風俗當用文學。
）政教實業之評論，（如發表意見用文字，推測其安危禍福用文學。
）官署之文牍告令，（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學。
錢君所指清代州縣喜用濫惡之四六，以判婚姻訟事，與某處诰誡軍人文，有“偶合之烏”、“害群之馬”、“血蚨”、“飛蝗”等字樣，即是濫用文學之弊。
然如普法之戰，拿破侖三世緻普魯土維廉大帝之宣戰書"SiremyBrother--Nothavingbeenabletodieinthemidstofmytroops，itonlyremainsformetoplacemyswordinthehandsofYourMajesty．IamYourMajesty'sgoodbrother，Napoleon．"未嘗不可視為希世奇文。
維廉複書中"Regrettingthecircumstancesunderwhichwemeet，IaccepttheswordofYourMajesty"之句，便覺黯然無色，故于适當之外，文聯中亦未嘗絕對不可用文學也。
）私人之日記信劄，（此二種均直用文字。
然如遊曆時之日記，即不得不于有關系之處，涉及文學。
至于信劄，則不特前清幕府中所用四六濫調當廢。
即自命文士者所作小簡派文學，亦大可不做。
惟在必要時，如美儒富蘭克令B．Franklin之與英議員司屈拉亨Strayan絕交，英儒約翰生S．Johnson之不願受極司菲爾伯爵LordChesterfield之推譽，則不得不酌用文學工夫。
）雖不能明定其屬于文字範圍，或文學範圍，要惟得已則已。
不濫用文學，以侵害文字，斯為近理耳。
其必須列入文學範圍者，推詩歌戲曲、小說雜文、曆史傳記，三種而已。
（以曆史傳記列入文學，僅吾國及各國之慣例而言，其實此二種均為具體的科學，仍以列入文字為是。
）酬世之文，（如頌辭、壽序、祭文、挽聯、墓志之屬。
）一時雖不能盡廢，将來崇實主義發達後，此種文學廢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
故進一步言之，凡可視為文學上有永久存在之資格與價值者，隻詩歌戲曲、小說雜文二種也。
第二問題此問題之要旨，即在辨明文學與文字之作法之異同。
茲就鄙見所及，分列三事如次： （一）作文字當講文法，在必要之處，當兼講論理學。
作文學當講文法，且處處當講論理學與修辭學。
惟酌量情形，在适宜之處，論理學或較輕于修辭學。
（二）文字為無精神之物，非無精神也。
精神在其所記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
故作文字如記帳，隻須應有盡有，将所記之事物，一一記完便了，不必矯揉造作、自為增損。
文學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發生于作者腦海之中。
故必須作者能運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識、情感、懷抱，一一藏納于文中。
而後所為之文，始有真正之價值，始能穩立于文學界中而不搖。
否則精神既失，措辭雖工，亦不過說上一大番空話，實未曾做得半句文章也。
（以上兩端為永久的。
） （三）錢君以輸入東洋派之新名詞，歸功于梁任公，推之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
愚以為世界事物目繁，舊有文字與名詞既不敷用，則自造新名詞及輸入外國名詞，誠屬勢不可免。
然新名詞未必盡通，（如“手續”“場合”之類。
）亦未必吾國竟無适當代用之字。
（如“目的”“職工”之類。
）若在文字範圍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為人人所習見，固不妨酌量采用。
若在文字範圍，則用筆以漂亮雅潔為主，雜入累贅費解之新名詞，其讨厭必與濫用古典相同。
（西洋文學中，亦鮮有采用學術名詞者。
）然亦未必盡不可用，倘用其意義通順者，而又無害于文筆漂亮雅潔，固不必絕對禁止也。
（此為暫時的。
使将來文學界中，能自造适當之新字或新名詞以代之，此條即可廢除不用。
） 散文之當改良者三此後專論文學，不論文字。
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
第一曰破除迷信嘗謂吾輩做事，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
作文亦然。
如不顧自己，隻是學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孫。
如學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隸。
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孫與奴隸，非從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