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初期革命文學的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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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兩岸在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出現了壯族歌謠《窮人沒有床》、《去找韋拔哥》等作品，控訴地主、軍閥的壓迫，表現壯族人民跟黨鬧革命的決心。
内蒙伊克昭盟烏審旗在黨的領導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多歸輪”起義，曾一度建立革命政權，蒙古人民在鬥争中編唱了許多歌頌起義領導人希尼喇嘛(原名烏力吉傑爾嘎拉)的民歌。
在二十年代，内蒙人民還創作了現代英雄史詩《嗄達梅林》。
長詩反映了一九二一年在東蒙哲裡木盟發生的一次自發起義，塑造了起義領導者嘎達梅林和他的妻子牧丹的英雄形象。
上述作品的作者或為革命知識分子，或為工農歌手，但由于作品常在群衆中間流傳而得到了群衆的補充和豐富。
它們的出現，雖然還不能根本改變“五四”初期新文學局限于知識分子圈子中的狀況，卻代表了一種新的萌蘖。
作為文藝與實際革命鬥争緊密結合的最初嘗試，它們在革命文藝發展史上的意義不可忽視。
在作出上述初步實踐的同時，從一些早期共産黨人和青年共産主義知識分子中，也發出了倡導革命文學的呼聲，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學的理論主張。
早在黨成立的初年，一部分共産黨人即對新文學運動有所引導。
少年中國學會中，李大钊、鄧中夏等共産主義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兩次提案裡，表達了文學方面的一些見解。
他們号召會員作家确信“主義”，使“文學不緻徒供富人的玩賞”。
為了“創造動人的文學以冀民衆的覺醒”，他們要求“少年中國的文學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注：見《少年中國》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載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7月南京大會上鄧中夏的發言紀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會上李大钊、鄧中夏等的書面提案)。
一九二二年二月，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增辟了“革命文藝”欄，陸續發表若幹具有革命鼓動内容的詩歌。
同年在廣州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曾作出決議，号召團員：“對于各種學術研究會，須有同志加入，組成小團體活動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術有學問的人才不為資産階級服務而為無産階級服務；并使學術文藝成為無産階級化。
”(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各團體的關系之議決案》，《先驅》第8期，1922年5月。
)一九二三年六月創刊的黨的理論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發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對當時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現時中國文學思想——資産階級的‘詩思’，往往有頹廢派的傾向”，并且明确認為中國革命運動和文學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
這些都顯示了共産黨人對年輕的文壇的關切和促使文學有力配合革命事業而作的努力。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早期共産黨人中一部分從事宣傳工作和青年運動的黨員如鄧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實、林育南(林根)、沈澤民、蔣光赤等，通過《新青年》季刊、《中國青年》周刊(《先驅》停刊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三個陣地，也通過某些進步文藝刊物，發表很多文章，宣傳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學主張。
根據曆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他們首先肯定文藝的上層建築性質。
肖楚女在《藝術與生活》(注：《中國
内蒙伊克昭盟烏審旗在黨的領導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多歸輪”起義，曾一度建立革命政權，蒙古人民在鬥争中編唱了許多歌頌起義領導人希尼喇嘛(原名烏力吉傑爾嘎拉)的民歌。
在二十年代，内蒙人民還創作了現代英雄史詩《嗄達梅林》。
長詩反映了一九二一年在東蒙哲裡木盟發生的一次自發起義，塑造了起義領導者嘎達梅林和他的妻子牧丹的英雄形象。
上述作品的作者或為革命知識分子，或為工農歌手，但由于作品常在群衆中間流傳而得到了群衆的補充和豐富。
它們的出現，雖然還不能根本改變“五四”初期新文學局限于知識分子圈子中的狀況，卻代表了一種新的萌蘖。
作為文藝與實際革命鬥争緊密結合的最初嘗試，它們在革命文藝發展史上的意義不可忽視。
在作出上述初步實踐的同時，從一些早期共産黨人和青年共産主義知識分子中，也發出了倡導革命文學的呼聲，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學的理論主張。
早在黨成立的初年，一部分共産黨人即對新文學運動有所引導。
少年中國學會中，李大钊、鄧中夏等共産主義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兩次提案裡，表達了文學方面的一些見解。
他們号召會員作家确信“主義”，使“文學不緻徒供富人的玩賞”。
為了“創造動人的文學以冀民衆的覺醒”，他們要求“少年中國的文學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注：見《少年中國》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載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7月南京大會上鄧中夏的發言紀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會上李大钊、鄧中夏等的書面提案)。
一九二二年二月，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增辟了“革命文藝”欄，陸續發表若幹具有革命鼓動内容的詩歌。
同年在廣州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曾作出決議，号召團員：“對于各種學術研究會，須有同志加入，組成小團體活動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術有學問的人才不為資産階級服務而為無産階級服務；并使學術文藝成為無産階級化。
”(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各團體的關系之議決案》，《先驅》第8期，1922年5月。
)一九二三年六月創刊的黨的理論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發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對當時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現時中國文學思想——資産階級的‘詩思’，往往有頹廢派的傾向”，并且明确認為中國革命運動和文學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
這些都顯示了共産黨人對年輕的文壇的關切和促使文學有力配合革命事業而作的努力。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早期共産黨人中一部分從事宣傳工作和青年運動的黨員如鄧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實、林育南(林根)、沈澤民、蔣光赤等，通過《新青年》季刊、《中國青年》周刊(《先驅》停刊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三個陣地，也通過某些進步文藝刊物，發表很多文章，宣傳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學主張。
根據曆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他們首先肯定文藝的上層建築性質。
肖楚女在《藝術與生活》(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