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初期革命文學的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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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
)一文中，針對當時流行的某些唯心主義文藝觀點(如所謂“藝術創造一切”，“擺脫一切的藝術才是真藝術”之類”，正确地指出“藝術是生活的反映”，“藝術不過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風俗……一樣，同是……建築在社會經濟組織上的表層建築物，同是随着人類底生活方式之變遷而變遷的東西。
”蔣光赤的《無産階級革命與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蔣俠僧。
)還進而說明了階級社會中包括文學在内有整個文化的階級性以及無産階級文化産生的必然性。
共産黨人力圖從社會實際需要出發，引導文藝為正在進行的民主革命服務。
鄧中夏在《貢獻于新詩人之前》(注：《中國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一文中，語重心長地批評了文藝青年中存在的“不問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同時從正面剀切地勸告作家：“第一，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所制造的“中華民族性不良”的謊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掃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須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以便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在鄧中夏看來，文學應該是“驚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一種“最有效用的工具”。
恽代英的《八股？》(注：《中國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則明确要求新文學“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于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
共産黨人倡導一種“能痛切地描寫現代中國大多數民衆的生活，且暗示他們的背景與前途”的“革命的文學”，這一點沈澤民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藝？》(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年4月28日。
)一文裡作了解釋：“所謂革命的文學，并非是充滿手槍和炸彈這一類名辭，并非如象《小說月報》所揭為标語的血與淚”，“革命，在文藝中是一個作者底氣概的問題和作者底立腳點的問題”。
恽代英在《文學與革命》(注：《中國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的通訊中則指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
因此，他們要求作家和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接近勞苦大衆，“到民間去”，“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
“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
”“若并沒有要求革命的真實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學的産生，亦不過如禱祝(公)雞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難。
”(注：恽代英：《〈中國所要的文學家〉按語》，《中國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
)鄧中夏具體指出：“如果一個詩人不親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總是揣測或幻想，不能深刻動人”。
他引了自己“三年前”即(一九二)所作的兩首詩為例：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
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
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
禽猕殲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問将為何世？共産均貪富。
慘淡經營之，我行适我素。
說明此詩之所以能夠寫出并且“頗有朋輩為
)一文中，針對當時流行的某些唯心主義文藝觀點(如所謂“藝術創造一切”，“擺脫一切的藝術才是真藝術”之類”，正确地指出“藝術是生活的反映”，“藝術不過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風俗……一樣，同是……建築在社會經濟組織上的表層建築物，同是随着人類底生活方式之變遷而變遷的東西。
”蔣光赤的《無産階級革命與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蔣俠僧。
)還進而說明了階級社會中包括文學在内有整個文化的階級性以及無産階級文化産生的必然性。
共産黨人力圖從社會實際需要出發，引導文藝為正在進行的民主革命服務。
鄧中夏在《貢獻于新詩人之前》(注：《中國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一文中，語重心長地批評了文藝青年中存在的“不問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同時從正面剀切地勸告作家：“第一，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所制造的“中華民族性不良”的謊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掃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須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以便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在鄧中夏看來，文學應該是“驚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一種“最有效用的工具”。
恽代英的《八股？》(注：《中國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則明确要求新文學“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于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
共産黨人倡導一種“能痛切地描寫現代中國大多數民衆的生活，且暗示他們的背景與前途”的“革命的文學”，這一點沈澤民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藝？》(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年4月28日。
)一文裡作了解釋：“所謂革命的文學，并非是充滿手槍和炸彈這一類名辭，并非如象《小說月報》所揭為标語的血與淚”，“革命，在文藝中是一個作者底氣概的問題和作者底立腳點的問題”。
恽代英在《文學與革命》(注：《中國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的通訊中則指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
因此，他們要求作家和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接近勞苦大衆，“到民間去”，“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
“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
”“若并沒有要求革命的真實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學的産生，亦不過如禱祝(公)雞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難。
”(注：恽代英：《〈中國所要的文學家〉按語》，《中國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
)鄧中夏具體指出：“如果一個詩人不親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總是揣測或幻想，不能深刻動人”。
他引了自己“三年前”即(一九二)所作的兩首詩為例：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
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
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
禽猕殲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問将為何世？共産均貪富。
慘淡經營之，我行适我素。
說明此詩之所以能夠寫出并且“頗有朋輩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