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文學革命運動
關燈
小
中
大
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誡》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又後序雲：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誡注釋》，歎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真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這仍然是古文裡的格調，可見那時的白話，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後，又作白話寫出來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現在我們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無論對什麼人，作什麼事，無論是著書或随便的寫一張字條兒，一律都用白話。
而以前的态度則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隻是為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
因為那時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東西都用古文，則一般人對報紙仍看不懂，對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隻好用白話。
但如寫正經的文章或著書時，當然還是作古文的。
因而我們可以說，在那時候，古文是為“老爺”用的，白話是為“聽差”用的。
總之，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隻是戊戌政變的餘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不過那時候的白話作品，也給了我們一種好處：使我們看出了古文之無聊。
同樣的東西，若用古文寫，因其形式可作掩飾，還不易看清它的缺陷，但用白話一寫，即顯得空空洞洞沒有内容了。
這樣看來，自甲午戰後，不但中國的政治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即在文學方面，也正在時時動搖，處處變化，正好像是上一個時代的結尾，下一個時代的開端。
新的時代所以還不能即時産生者，則是如《三國演義》上所說的“萬事齊備，隻欠東風”。
所謂“東風”在這裡卻正應改作“西風”，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思想。
到民國初年，那些東西已漸漸輸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學革命的主張便正式地提出來了。
民國四五年間，有一種《青年雜志》發行出來，編輯者為陳獨秀，這雜志的性質是和後來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志》差不多的，後來，又改名為“新青年”。
及至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長，他請陳獨秀作了文科學長，但《新青年》雜志仍由陳編輯，這是民國六年的事。
其時胡适之尚在美國，他由美國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意見。
但那時的意見還很簡單，隻是想将文體改變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話，别的再沒有高深的道理。
當時他們的文章也還都是用文言作的。
其後錢玄同劉半農參加進去，“文學運動”“白話文學”等等旗幟口号才明顯地提了出來。
接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義”，也即是複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
隻不過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遂使兩次運動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則仍無多大差異處——這是我們已經屢次講到的了。
對此次文學革命運動起而反對的，是前次已經講過的嚴複和林纾等人。
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本是由于他們的介紹才得輸入中國的，而參加文學革命運動的人們，也大都受過他們的影響。
當時林譯的小說，由最早的《茶花女遺事》到後來的《十字軍英雄記》和《黑太子南征錄》，我就沒有不讀過的。
那麼，他們為什麼又反動起來呢？那是他們有載道的觀念之故。
嚴林都十分聰明，他們看出了文學運動的危險将不限于文學方面的改革，其結果勢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動搖不可。
所以怕極了便出而反對。
林纾有一封很長的信，緻蔡孑民先生，登在當時的《公言報》上，在那封信上他說明了這次文學運動将使中國人不能讀中國古書，将使中國的倫常道德一齊動搖等危險，而為之擔憂。
關于這次運動的情形，沒有詳細講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獨秀文存》和《胡适文存》，便可看得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
錢玄同和劉半農先生的文章沒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學評論》王世棟編，新文化書社出版内可以找到，這是最便當的一部書，所有當時關于文學革命這問題的重要文章，主張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兩方面的論戰文字，通都收進裡面去了。
我已屢次地說過，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對此，我覺得還須加以解釋：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學革命運動者主張用白話，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現在我們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無論對什麼人，作什麼事，無論是著書或随便的寫一張字條兒，一律都用白話。
而以前的态度則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隻是為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
因為那時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東西都用古文，則一般人對報紙仍看不懂，對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隻好用白話。
但如寫正經的文章或著書時，當然還是作古文的。
因而我們可以說，在那時候，古文是為“老爺”用的，白話是為“聽差”用的。
總之，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隻是戊戌政變的餘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不過那時候的白話作品，也給了我們一種好處：使我們看出了古文之無聊。
同樣的東西，若用古文寫，因其形式可作掩飾，還不易看清它的缺陷，但用白話一寫，即顯得空空洞洞沒有内容了。
這樣看來，自甲午戰後，不但中國的政治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即在文學方面，也正在時時動搖，處處變化，正好像是上一個時代的結尾，下一個時代的開端。
新的時代所以還不能即時産生者，則是如《三國演義》上所說的“萬事齊備，隻欠東風”。
所謂“東風”在這裡卻正應改作“西風”，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思想。
到民國初年，那些東西已漸漸輸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學革命的主張便正式地提出來了。
民國四五年間，有一種《青年雜志》發行出來，編輯者為陳獨秀，這雜志的性質是和後來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志》差不多的，後來，又改名為“新青年”。
及至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長，他請陳獨秀作了文科學長，但《新青年》雜志仍由陳編輯，這是民國六年的事。
其時胡适之尚在美國，他由美國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意見。
但那時的意見還很簡單，隻是想将文體改變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話，别的再沒有高深的道理。
當時他們的文章也還都是用文言作的。
其後錢玄同劉半農參加進去，“文學運動”“白話文學”等等旗幟口号才明顯地提了出來。
接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義”，也即是複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
隻不過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遂使兩次運動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則仍無多大差異處——這是我們已經屢次講到的了。
對此次文學革命運動起而反對的，是前次已經講過的嚴複和林纾等人。
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本是由于他們的介紹才得輸入中國的，而參加文學革命運動的人們，也大都受過他們的影響。
當時林譯的小說，由最早的《茶花女遺事》到後來的《十字軍英雄記》和《黑太子南征錄》，我就沒有不讀過的。
那麼，他們為什麼又反動起來呢？那是他們有載道的觀念之故。
嚴林都十分聰明，他們看出了文學運動的危險将不限于文學方面的改革，其結果勢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動搖不可。
所以怕極了便出而反對。
林纾有一封很長的信，緻蔡孑民先生，登在當時的《公言報》上，在那封信上他說明了這次文學運動将使中國人不能讀中國古書，将使中國的倫常道德一齊動搖等危險，而為之擔憂。
關于這次運動的情形，沒有詳細講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獨秀文存》和《胡适文存》，便可看得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
錢玄同和劉半農先生的文章沒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學評論》王世棟編，新文化書社出版内可以找到，這是最便當的一部書，所有當時關于文學革命這問題的重要文章，主張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兩方面的論戰文字，通都收進裡面去了。
我已屢次地說過，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對此，我覺得還須加以解釋：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學革命運動者主張用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