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文學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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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文學運動者并沒有如此的主張，他們的文章依舊是用古文寫作，何以二者會相同呢？我以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隻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内生出來的。
這意見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
胡先生以為所以要用白話的理由是： （1）文學向來是向着白話的路子走的，隻因有許多障礙，所以直到現在才入了正軌，以後即永遠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話是活的。
對于他的理由中的第（1）項，在第二講中我已經說過：我的意見是以為中國的文學一向并沒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條河，隻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變化，再遇到即再變。
所以，如有人以為詩言志太無聊，則文學即轉入“載道”的路，如再有人以為“載道”太無聊，則即再轉而入于“言志”的路。
現在雖是白話，雖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後也仍然要有變化，雖則未必再變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卻許是必得對于人生和社會有好處的才行，而這樣則又是“載道”的了。
對于其理由中的第（2）項，我以為古文和白話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
幾年前，曾有過一樁笑話：那時章士钊以為古文比白話文好，于是以“二桃殺三士”為例，他說這句話要用白話寫出則必變為“兩個桃子，害死了三個讀書人”，豈不太麻煩麼？在這裡，首先他是将“三士”講錯了：“二桃殺三士”為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來源是《晏子春秋》裡邊所講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系三位遊俠之士，并非“三個讀書人”。
其次，我以為這句話就是白話而不是古文。
例如在我們講話時說“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說“兩個桃子”，“三士”亦然。
殺字更不能說是古文。
現在所作的白話文内，除了“呢”“吧”“麼”等字比較新一些外，其餘的幾乎都是古字，如“月”字從甲骨文字時代就有，算是一個極古的字了，然而它卻的确沒有死。
再如“粵若稽古帝堯”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隻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說是由于這幾個字是古字的緣故，現在，這句子中的幾個字，還都時常被我們應用，那麼，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隻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與不古，死與活，在文字的本身并沒有明了的界限。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從唐代的詩中提出一部份認為是白話文學，而其取舍卻沒有很分明的一條線。
即此可知古文白話很難分，其死活更難定。
因此，我以為現在用白話，并不是因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為要言志，所以用白話。
——我們寫文章是想将我們的思想和感情表達出來的，能夠将思想和感情多寫出一分，文章的藝術分子即加增一分，寫出得愈多便愈好。
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談話不同，他們的談話是以不發表意見為目的的，總是愈說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
我們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盡可能地多寫出來，則其最好的辦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說的：“話怎麼說，就怎麼寫”，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獨抒性靈”。
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們得到他生病的電報之後，即趕到東車站搭車到天津，又改乘輪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
我們若用白話将這件事如實地記載出來，則可以看得出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去。
從這裡，我們和那位朋友間的密切關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來。
若用古文記載，勢将怎麼也說不對：“得到電報”一句，用周秦諸子或桐城派的寫法都寫不出來，因“電報”二字找不到古文來代替，若說接到“信”，則給人的印象很小，顯不出這事情的緊要來。
“東車站”也沒有适當的古文可以代替，若用“東驿”，意思便不一樣，因當時驿站間的交通是用驿馬。
“火車”“輪船”等等名詞也都如此。
所以，對于這件事情的叙述，應用古雅的文字不但達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時間方面也将弄得不與事實相符。
又如現在的“大學”若寫作古代的“成均”和“國子監”，則其所給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對。
從這些簡單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達現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們都知道，作戰的目的是要消滅敵人而不要為敵人所消滅，因此，選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須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槍炮，隻有射擊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現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劍。
不過萬一有人還能以青龍
這意見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
胡先生以為所以要用白話的理由是： （1）文學向來是向着白話的路子走的，隻因有許多障礙，所以直到現在才入了正軌，以後即永遠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話是活的。
對于他的理由中的第（1）項，在第二講中我已經說過：我的意見是以為中國的文學一向并沒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條河，隻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變化，再遇到即再變。
所以，如有人以為詩言志太無聊，則文學即轉入“載道”的路，如再有人以為“載道”太無聊，則即再轉而入于“言志”的路。
現在雖是白話，雖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後也仍然要有變化，雖則未必再變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卻許是必得對于人生和社會有好處的才行，而這樣則又是“載道”的了。
對于其理由中的第（2）項，我以為古文和白話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
幾年前，曾有過一樁笑話：那時章士钊以為古文比白話文好，于是以“二桃殺三士”為例，他說這句話要用白話寫出則必變為“兩個桃子，害死了三個讀書人”，豈不太麻煩麼？在這裡，首先他是将“三士”講錯了：“二桃殺三士”為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來源是《晏子春秋》裡邊所講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系三位遊俠之士，并非“三個讀書人”。
其次，我以為這句話就是白話而不是古文。
例如在我們講話時說“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說“兩個桃子”，“三士”亦然。
殺字更不能說是古文。
現在所作的白話文内，除了“呢”“吧”“麼”等字比較新一些外，其餘的幾乎都是古字，如“月”字從甲骨文字時代就有，算是一個極古的字了，然而它卻的确沒有死。
再如“粵若稽古帝堯”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隻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說是由于這幾個字是古字的緣故，現在，這句子中的幾個字，還都時常被我們應用，那麼，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隻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與不古，死與活，在文字的本身并沒有明了的界限。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從唐代的詩中提出一部份認為是白話文學，而其取舍卻沒有很分明的一條線。
即此可知古文白話很難分，其死活更難定。
因此，我以為現在用白話，并不是因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為要言志，所以用白話。
——我們寫文章是想将我們的思想和感情表達出來的，能夠将思想和感情多寫出一分，文章的藝術分子即加增一分，寫出得愈多便愈好。
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談話不同，他們的談話是以不發表意見為目的的，總是愈說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
我們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盡可能地多寫出來，則其最好的辦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說的：“話怎麼說，就怎麼寫”，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獨抒性靈”。
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們得到他生病的電報之後，即趕到東車站搭車到天津，又改乘輪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
我們若用白話将這件事如實地記載出來，則可以看得出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去。
從這裡，我們和那位朋友間的密切關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來。
若用古文記載，勢将怎麼也說不對：“得到電報”一句，用周秦諸子或桐城派的寫法都寫不出來，因“電報”二字找不到古文來代替，若說接到“信”，則給人的印象很小，顯不出這事情的緊要來。
“東車站”也沒有适當的古文可以代替，若用“東驿”，意思便不一樣，因當時驿站間的交通是用驿馬。
“火車”“輪船”等等名詞也都如此。
所以，對于這件事情的叙述，應用古雅的文字不但達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時間方面也将弄得不與事實相符。
又如現在的“大學”若寫作古代的“成均”和“國子監”，則其所給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對。
從這些簡單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達現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們都知道，作戰的目的是要消滅敵人而不要為敵人所消滅，因此，選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須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槍炮，隻有射擊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現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劍。
不過萬一有人還能以青龍